「季氏篇第十六」1-2
【原文】
（续前）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译文】
（续前）冉有说：“颛臾现在城池坚固且临近费邑。当下若不攻取，将来必为季氏子孙的祸患。”孔子说：“冉求！君子厌恶虚伪之辞。我听说：一个国家，不怕一时之贫，只怕取予不公；不怕人口稀少，只怕人心不安。因为取予公平终能消除贫困，社会和谐必能增加人口，民心安定方能国家安泰。若果如此，而域外之人仍不归服，那就实行礼乐、进修文明以使其归服；民众既来归服，就要使其安心（因此要不断进修文德）。如今仲由和冉求辅佐季氏，域外之人不归服，也不能修文明使其归服；国家上下离心、君臣离德，也不能以仁道收服人心。反要在国内大动干戈（意图以武力服人）。我恐怕季氏所真正担忧的，并非是颛臾（的威胁），而是鲁君（的清算）吧！”
【注释】
“费”，音“必”，季氏的封地费邑。
“君子”，此处指有德者。
“疾”，厌恶。
“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不说内心的真实想法，反用借口加以掩饰。意即“虚伪之辞”。“舍曰”，不说出来；“欲之”，即内心的真实想法；“辞”，借口。
“丘”，孔子之名。此为孔子自称。
“有国有家者”，一说“有国”者指诸侯，因诸侯以封地建国。“有家”者指卿大夫，因卿大夫以封地为家；另一说认为“有”附于动词、名词、形容词前，相当于词缀，无实际意义。如《荀子·议兵》中的“舜伐有苗，……汤代有夏”，以及《韩非子·五蠹》中的“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等。故“有国有家者”即泛指国家。两者皆通，今从后者。
“寡”，此处应是指人口少，而非指财富少。
“均”，本义为公平、均匀。此处应是指制度公平，尤其是对民众取予方面的制度公平，而非指均贫富。因为即使在《礼记·大同篇》中，孔子也只是提出了社会保障与社会互助，并没说要均贫富。而且从逻辑上看，“无贫”也不等于“均富”；从义理上看，“无贫”亦无需“均富”。
“安”，此处应是指人心安定。
“盖”，因为、由于。
“无”，使……无、消除。类似用法如“有教无类”。
“倾”，指国家倾覆。“无倾”，使国家无倾覆之忧，亦即使国家安定。
“故”，仍、还是。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远人”，指域外之人。
“修文德”，指施行文治。亦即修治典章制度，实行礼乐教化。“修”，整治、实行；“文德”，指礼乐教化。
“来”，招来、招致，使……归服、顺服。
“分崩离析”，此处应是指鲁国上下离心、君臣离德，而非形容国家分裂瓦解。季氏薄施重敛于民，是故上下离心；三桓瓜分公室、季氏独揽大权，是故君臣离德。
“季孙”，即本章开头所谓的“季氏”，其为鲁国“季氏”的宗主。“孙”是专用于宗主的尊称。
“萧墙”，面对国君宫门的小墙，又名“塞门”、“屏”。“萧墙之内”即指鲁君。
【评析】
上一回我们讲到，孔子批评冉有应为“伐颛臾”的不义之举负责。冉有辩称“伐颛臾”是“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但孔子随即以人臣之道严厉驳斥了冉有。孔子认为，为人臣者，第一必须要尽职，要“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要么尽职，要么离职；第二必须要尽责，不可“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第三必须要担责。人君若所行不义或为政之效不佳，人臣必须要担负辅佐不力之责。好比“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监管者显然难辞其咎。因此，“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显然并不能为冉有脱责。
冉有继续辩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从冉有的口气来看，难保冉有没有参与“伐颛臾”之谋。但冉有开始时却推说是“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这便不免有故意推托之嫌。
其实，孔子早已看穿了季氏“伐颛臾”的真实动机。当时季氏在鲁国独揽大权，并带领三桓瓜分公室。其行违礼悖义，毫无正当性可言。孔子对此尚且“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何况于鲁君？因此季氏很怕鲁君会伺机清算自己，所以才急于要消除一切可能不利于自己的隐患。费邑是季氏的封地，也是季氏立足鲁国的根本。“颛臾固而近于费”，一旦为鲁君所用，必将危及季氏的根基。宋太祖曾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所以季氏才会要“谋动干戈于邦内”，意欲“有事于颛臾”。孔子因而一针见血地指出：“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季氏真正担忧的，并非是来自颛臾的威胁，而是来自鲁君的清算。这才是“季氏将伐颛臾”的真实动机。“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只不过是“伐颛臾”的一个虚伪托辞，所以孔子斥责冉有说：“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
假设季氏真的担心来自颛臾的威胁，也就是所谓的“远人不服”，那应该怎么办呢？要不要“谋动干戈”，以武力消除可能的威胁呢？太公曰：“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姜太公身为兵家始祖，尚且不主张轻启战端。何况是主张仁道、和平反战的儒家？因此，面对“远人不服”，孔子认为不应当用强，更不该诉诸武力。因为“强”与“力”只能“屈”人，而不能“服”人。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有教无类”（参见《善读「论语」15.39》），要“修文德以来之”。要用教化提升文明，用文明归服“远人”。今天世界各地奔向文明世界的移民潮，足以说明孔子的这一理念所言不虚。因此，对“远人不服”，应当“修文德”，要以德服人。具体而言，就是要从“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三个方面“修炼内功”。
第一，“均无贫”。要想消除贫困，使社会“无贫”，既要靠民众辛勤劳作，又要靠取予之制公平。若无制度公平，民众再勤劳也无法真正脱贫。所以孔子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参见《善读「论语」15.32》）。关于这一点，现实是最好的例证。只有取予之制公平，民众才会安心劳作；而只要民众肯安心劳作，不被横征暴敛，哪怕一时贫困，也终究可以“无贫”。是故“均无贫”。正因“均无贫”，故曰“不患贫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均”在本章作“不患寡而患不均”。据考证，此应为传写时将“寡”“贫”二字的次序误换所致。汉初大儒董仲舒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的引文即为“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本章亦曰“均无贫”。且从义理来看，“贫”和“均”皆与财富相关，“寡”和“安”皆与人民相关。故正确的叙述应当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
第二，“和无寡”。但凡血肉之躯，对于安全感便有天然的需求。现代心理学研究对此亦有定论。安全感来自于和谐的环境，充满冲突的环境会本能地令人感到不安。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在满足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安全感。由和谐所营造的安全感，对于人类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故社会和谐则宜居，宜居则万民来附。是故“和无寡”。
第三，“安无倾”。人民由和谐的环境中获得安全感，人心自然就会安定；人心安定，社会就不会发生动荡，国家自然就没有倾覆之忧。是故“安无倾”。
能够“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则必群下归心，国泰民安。“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参见《善读「论语」13.4》）。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安”。若已然取予公平、社会和谐、人心安定，而仍然“远人不服”，那就说明在修文治、整典章、行礼乐、进文明这些方面仍有所不足，还要继续“修文德以来之”。
“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即是“修文德”，“修文德”即是行仁道。行道要持之以恒、行之不辍，不能朝令夕改、半途而废。行道没有什么“五十年不变”的期限。如果一定要给行道加一个期限，那就是行道直至“止于至善”。如此方能使“远人”“既来之，则安之”。不仅使其身一时归附，更要使其心永远安定。
仲由与冉求辅佐季氏为政，面对“远人不服”的颛臾，不能“修文德以来之”；面对“分崩离析”的人心，不能行仁道来挽救。却要“谋动干戈于邦内”，屈服“远人”以刀兵。此何止于有过？实可谓无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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