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晚明：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
明朝自宣宗以后，很少皇帝能专注于国事，朝廷作为主要操在官僚手中，而皇帝则被赋予浓厚的神秘性格，仲裁百官间的争执，强迫性地执行开明专制。当时的士绅宫僚，习于一切维持原状，而在这种永恒不变的环境中，形成注重内思的宇宙观，使今人看来，晚明时期显得停滞而无生气。
我们参阅历史纪录反而可以看出这些皇帝有一种奇特之处：自朱瞻基之后，他们很少有机会在重要关头定决策而影响到全帝国，只有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可算例外，可是为时已晚。所谓奇特之处乃是他们在和战的关头，君主与臣僚通常意见一致，很少有争辩的地方，反而他们的私生活倒成为公众的问题，百官争吵不清，通常牵扯着皇帝御前的行止和他家庭中的纠纷，好像人世间最重要的事体不发生于他们祖庙之内，即发生于宫闱之中。（太平盛世里，好像也只有皇家的纠纷，才能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一些趣味。）
皇帝的更替。
第6个皇帝朱祁镇不到8岁登极。自小他就受着宦官的影响。（被架空的皇帝成了一个傀儡。）22岁巡察北方边境时，被蒙古人掳走。群臣与皇太后商议之后决定立朱祁镇之异母弟朱祁钰为帝，以免也先挟制当今皇帝而在谈判时逞上风。次年朱祁镇回朝，称太上皇，受到严密监视，时间长达6年半。1457年，朱祁镇发动政变夺回皇位。
第9个皇帝朱祐樘，在位18年。当时唯一的事变为1494年黄河改道，这灾难有兵部尚书刘大夏适时对付，此人即是当初焚毁郑和的航海纪录，以免以后再耗费国家财力和人力的模范官僚。
第10个皇帝朱厚照，他在公元1505年承继皇位之前很少受到传统父母的管束，其时尚未满14岁。不久之后他即迁出内宫，而在皇城之内他自已营造的“豹房”内居住，与他交往的往往是宦官，喇嘛僧异方术士，和声名狼藉的女性。如果有官员劝他时，他给这名官员升官，然后调至远方。他曾和蒙古，他曾亲临前线和蒙古作战，赢得战争却受到百官的指责。他给自己封了许多官，他既是皇帝，又是百官之首。朱厚照身故后廷臣与皇太后秘密商议，决定召皇帝之从弟朱厚熜自南方入京，他因此成为明朝的第11个皇帝。
朱厚熜亦即嘉靖皇帝，御宇期间长达45年之久。
第13个皇帝万历朱翊钧的行止更令人扼腕。他在位48年，在历史上颇得荒怠和浪费的声名。传统的历史家认为他最大的过失，乃是让他自己的私生活阻碍公众事务。
公元1620年朱翊钧逝世。常洛以38岁的成年人即位，是为明朝的第14个也是在位最短的皇帝，刚一个月之后他即随父亲而驾崩。
官僚体系成为决策的中心。当明朝经过创造的阶段而固定下来时，朝廷的主动部分实为百官臣僚之集团而不是君主。文官因为科举取士，也就是甄别选择的所有程序都有定规可循，即一般的考核升黜亦复如是。即算朱元璋罢宰相这一官位而终明代未曾复置，以后之各“大学士”实际上亦填补了此缺陷。大学士为文笔之士，起先参加皇帝各项诏书之起草，逐渐因拟稿而有了决定方针与政策的能力，到后来官阶和声望与日俱增，实际上成为统合文官组织的主持人和他们的发言人，只不过他们的行动与决策还是要通过皇帝的正式批准而已。从15 世纪末叶的情形看来，恐怕此时的君主已经了解，他们惟一的实权用过在惩罚方面，但其施用自然有限度。另一方面则朝廷之中毫不含糊，也从不间断的举行各种仪节以强调皇帝宝座的神秘性格，以致构成一种弄假成真的信仰。这样一来，如果有任何争执找不到确切的解决办法时，有了以上的安排，则皇帝的仲裁自然有效，他既本身不介入，也无个人之利害在其争执内，他的判断就具有天子所赋予的威权了。（关于万历皇帝和张居正，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有详尽的描写）
财政紊乱的原因。明朝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使它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它历代沿用的军户制度很快地衰退；它的财政税收过于迁就农村经济之习惯，而不易作全面的改组。军制的衰退不难解释：最初奉命以军户登记的户口并非全部出于本愿，很多是被强迫“垛”入。如果他们分配有耕地的话，则其地产并非集纳于一处，而系和其他私人产业相错综。被分配田地的户口，将地产买卖转当无从查悉禁止，经过数代之后，有的一口死绝，有的逃亡，军户只有不断地减少，总之就是去多来少。在边区屯田，其情形稍优，在16 世纪初叶，大概很多屯区尚能维持到百分之四十的人户数，在内地的卫所则所存通常不及什一。政府之中层缺乏经理能力是第三帝国一个极为显明的特征。（但过去的制度不再适应现在的发展时，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现在的发展。如果没有强力的推动，伟大的斗争，破除固有阶级的利益，国家存亡就成为问题。）
中国在近代史里所遇到的最大难关。因为如此，这帝国的资源才不易收集作有效使用，地方政府的效率也无法增进。另外户所积存之剩余很少用在投资的用途上，要不是用作高利贷的本钱，即供无谓的消费。（民间的热钱无法流动，大部分涌向了高利贷，经济无法盘活。）
其弊端尚不止如此，财政之实施既缺乏强迫性的管制工具，其账目数字错综，无从标准化，因之随处都有错漏，某种程度的不尽不实，只好任之听之。虽然中央政府在上端以严格的标准行事，其所加压力因有技术上的困难在，愈至下端只有愈松懈，在执行上，效率也愈低。这样令人扼腕的种种情形，有如痼疾。
倭寇的侵扰与蒙古犯边。明帝国因为组织上的特殊情形，务必保持一种与外间绝缘的状态。倭寇之起与走私贸易有关，这样的不法活动业已进行一段相当的时期，政府官员既被沾染，地方上之士绅也杂身其间。倭寇及蒙古俺答之侵犯，虽说一时局势紧张，其为患仍不深，未能逼使明帝国改组。（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执政者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明代的文艺。这种种条件构成一个注重内思的宇宙，在散文、诗词和绘画诸方面表现无遗，在哲理谈论上也可看出。明代的艺术家极少例外，都属于缙外阶层，这批优闲人物逃避了世俗间的繁忙，他们目光所及的世界，表现着他们自己心境上的灵感。明代最大的哲学家王阳明。他将佛家顿悟之说施用于中国儒家的思想体系之内。只是迄至明末，王之借重于自然的倾向，被极泛滥地引用，因之也产生了不少的王学支派，这和王阳明的注重纪律有了很大的区别。从缙绅官僚阶级的立场上讲，教养在先，富庶在后。学术上之精到，文质上之选择和举止上的合乎大体超过一切。
经济制度仍难突破。所谓资本家在这时代产生的说法并无根据，虽说间有商人成为巨富，但数目极少。农业商品化也只有间或一见的例子，并且缺乏继续经营的证据。总而言之，提倡晚明中国经济有突破的说法，有它基本的弱点在。与当日带服务性质之事业无从展开的情形相较，这种说法不攻自破。
科技的进展经过宋代之最高峰后，明朝缺乏继续之进展。从丝绸之纺织至陶瓷之焙烤，特殊之机械设计及处理，似乎都端赖技工的眼光。水力工程及药物学因具有实际需要之价值，明人在这两方面颇有作为。可是无意于节省劳动力和不注重以探索知识为其本身之目的，可能为停滞的原因。（中国自古缺乏科学的态度与精神。）
在农业方面，明代特别值得提出之处为烟叶、玉蜀黍、甜薯及花生自新大陆输入。后面两种农作物因其可以栽种于前未耕耘之山地，对于解决食物问题更具有特殊之价值。可是在农业技术方面说，明代甚少进展。
万历之孙朱由校亦即明朝的第十五个皇帝（他即位时紧接万历，因为第十四个皇帝朱常洛在位只一个月），在位7年期间有一个“宦官独裁者”魏忠贤出现。第16个皇帝朱由检，在位17年，为人急躁而带不妥协，只向各方表现出命中注定他轮上了一个悲剧性格的角色，却又罄其所有地挣扎，结果，成为一段实足道地的悲剧，在明朝覆亡时自缢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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