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深入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
中医要振兴，要发展，要摆脱目前衰落的局面，除了从哲理走向医理，将假说上升到科学以外，尚需对生理现象的研究深入到生理结构的研究；将对显性的、宏观的致病因素和病理反应的研究，深入到隐性的、微观的致病因素和生理指标变化的研究；将对药物的药性和功效的研究，深入到药理作用的研究……
例如在生理方面，中医学所论述的主要是生理现象，而对生理结构却知之很少。
就拿人体器官来说吧，中医只是大体上了解它们的功能，却不清楚它们的生理结构。由于这个原因，“前人虽然对脑的生理、病理有一定的认识，但在中医脏腑学说中，把有关脑的生理和病症，多分别归属于五脏”（《中医学概论》）。
再者，中医的经络理论，它所论述的经络在人体中的网状分布与走向；论述的经脉和络脉的干线与分支关系；论述的人体相关器官的功能联系，某一病症的体征和证候的循行分布规律，以及针感的传导与放射现象等，这些均属于经络的生理现象，而不是经络的生理结构。
至于说细胞学、遗传学所阐述的生命本质和生理结构，中医更是从未涉猎过。总之，中医有待于对生理现象的研究，深入到生理结构的研究。
在药物学方面，中医是把原生态自然物作为药物的，它反映了人们对药物科学发现的直观性。
药物的加工是精选和炮制，这种原始工艺无法分离出药用物质成分。药性分析是中药的“四气”和“五味”，它虽然反映了中药的基本性状，但是关于中药的药理作用却知之甚少。
总之，形成于古代的中医药物学，两千年来虽然在发展中不断得到完善，但没有实现质的突破，仍然维系着热证用凉药，寒证用温药的功能型药物学知识架构。
因此，中医有待于对药物的药性和功效的研究，深入到药用物质成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
在疾病诊断方面，中医诊断学的八纲辩证，气血辩证，脏腑辩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它们的确从“证”的角度提供了认识疾病的科学方法。然而，这些“辩证”所需要的病情资料，则需要通过“四诊”来搜集。当然通过“四诊”，可以比较全面地搜集患者的症状和体征，以及患者的病史资料。但是这些病情资料，都属于人所感知的病理反应。
而像血压、血糖、血小板、肝功能等，那些人的感官不易觉察的，仅为仪器所探验的生理指标变化，“四诊”是无法搜集到的。因此，中医仅凭“四诊”搜集的病情资料，进行“辨证”来认识疾病，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其实，中医的“辨证”辨别的是“证”而不是病。《中医学概论》在八纲辩证中指出，“阴证”、“阳证”、“表证”、“里证”、“寒证”、“热证”、“虚证”、“实证”，它们既不是疾病，又不是病因，而是“根据四诊搜集和掌握的各种病情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归纳为八种基本证候”。
这八种基本证候俩俩配对，从四个不同方面对病理反应进行分类，基本概括了“疾病的病理变化和临床表现”。
因此“任何一种疾病，从类别上来说，不是阴证便是阳证；从部位来说，不是表证便是里证；以性质来说，不是寒证便是热证；从邪正盛衰来说，不是实证便是虚证”（《中医学概论》）。
所谓“辨证施治”就是辨别疾病所属的证候类别，然后依据证候的类别提出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方法，而不是依据疾病本身提出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方法。比如当“同一疾病出现不同的证，治疗也就不同。……称为同病异治。如果不同的疾病，出现相同的证，治疗也就可以相同。……称为异病同治”（《中医学概论》）。
这就是说，中医治疗的出发点是“证”，而不是病，病是通过对“证”的“施治”来消除的。因此，中医通过对患者的病理反应进行“辨证”，认识的是“证”，并没有达到对疾病本身及病灶结构的认知。如中医的“脑中风”“证”，它可能是脑溢血病，也可能是脑血栓病。又如在中医病理学中，“阴虚”、“阳虚”、“气虚”、“血亏”等,同样是“证”的概念,而不是病的概念。
因为这些概念既不是来源于对疾病本身的认知，也并非来源于对生理指标变化的定量分析，而是对患者症状和体征的归纳与概括，是关于“证候”的抽象。
这些概念表述的是人的生理发生了什么样的功能异常，而不是人体发生了何种病变。显然，中医通过“辨证”进行“施治”，主要是对那些受到损伤，或失衡了的人体机能进行调理或修复，而并非直接用来灭杀疾病。
当然，这种用恢复人的生理功能来抑制或消除疾病的方法，不失为一种治疗疾病的有效途径。然而，对有些疾病来说，尤其是对占位性病变的治疗，只靠调理人的生理功能是很难凑效的，因此中医在“医人”的同时也应该“治病”。
而要达到既能“医人”又能“治病”，中医就不能仅仅研究病理反应，还要研究病变的过程；不仅通过证候认识人体出现的“证”，还要通过生理指标变化认识人得了什么病。
在病因方面，《中医学概论》指出，中医学里的致病因素“主要有六淫、疫疠、七情、饮食所伤、过劳过逸、各种外伤以及寄生虫等”。其中“六淫”是“风、寒、暑、湿、燥、火（温、热）六种对于人体有害的异常气候”。“疫疠”是导致“瘟疫”传染病的“具有强烈致病性的邪气”。“七情”指人的“精神活动在神志方面的表现”，包括“喜、怒、忧、思、悲、恐、惊”。从以上中医学关于致病因素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医病理学不但贴近自然，而且注重人的心理因素，显示了中医探讨致病因素从自然到社会，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性。
不过，这些气候变化，人的心理，人的行为以及外伤和寄生虫等，它们均属于为人所熟知，能察觉的显像方面的致病因素。而对病菌、病毒以及生理变化和细胞变异等，那些隐性的，微观方面的，不为人的感官所分辨的致病因素却不甚了了。
虽然“疫疠”属于微观方面的致病因素，但是中医并不知道“疫疠”为何物，只能用“具有强烈致病性的邪气”来形容。看来，中医关于致病因素的论述，与现代医学所揭示的致病因素相比，从科学认知角度上来看，显得肤浅而且有限。
中医应该在自己已知的致病因素基础上，吸收并接纳被科学证明了的其它致病因素，以补充丰富自己的病因理论。
然而有人却认为，像病菌、病毒、细胞变异等致病因素是西医的产物，与中医学格格不入。如果中医应用它们，就会离经叛道，玷污中医学的神圣与纯洁。
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显像的笼统的致病因素及抽象概念，彰显着中医学的民族特色，它们既不容置疑，又不容改变，否则中医学将变得不伦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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