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中医从生理学到病理学再到药物学，乃至它的治疗学，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然而，这种特色主要表现为它具有自己的医学理念，医学领域和医疗方法。并非是中医仅仅钟情于那些显像的笼统的致病因素及抽象概念。
之所以这些浅层次的医药科学知识构成了中医学的主体，是由于它形成于科技水平非常低下的古代。
当时古人仅凭自己的感官，是不可能分辨那些隐性的微观的致病因素的，只能通过归纳总结显像方面的致病因素，而对那些无法分辨的致病因素，则依据它们产生疾病的证候进行推理，从自然现象的角度进行归类来研究或解说病因。
如中医学对“疫疠”致病因素的描述就是例证。再者，“六淫”的内涵也并非只是“异常气候”，它实际包含着与“异常气候”相关的，或表现为有相似证候的，又为古人无法认知的病因。由此看来，中医病因学虽然论述的是显像致病因素，但其内涵却包含着隐性的微观的致病因素。从而为中医的“辨证论治”提供了比较坚实的理论依据，这不能不让我们后来人感叹古人的大智慧。
然而，到了科技如此发达的现代，中医应该借助现代科技，去探索古人未能认清的致病因素。可惜许多业内人士，为了维系中医的“纯洁性”，宁可对致病因素的认识，停留在古人认知的水平之上，也要反对探索和补充新的致病因素，反对提升它的医药科学知识水平。
他们打着维护中医民族特色的幌子，却躺在中医以往科技成果之上，一味地吮吸她那开始干瘪了的乳汁，而不去给她输入科学的营养，任凭她衰落下去。这样做的后果，我想决不会起到维护和传承中医的作用。
由此看来，中医有待于从对显性的、宏观的致病因素的研究，深入到隐性的、微观的致病因素的研究。
从以上论述可知，中医无论在生理病因方面，还是在药理药性方面，都与现代医学有着很大差距。因此，中医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不能一味地维护旧体系，而是要加强中医药科学研究，创新中医理论，提升中医药科学知识水平。
然而，有些人虽然也承认中医在科技方面与现代医学存在着差距，但他们却认为中医的理论体系是“完整的，无懈可击的”，至于中医在医药科学方面的落后，不会影响中医学的优秀，没有必要进行理论创新。
例如周筠胺先生在他的《正确认识中医和西医》（《云南中医药杂志》发表）一文中指出：“中医是宏观医学，从宏观出发，注重整体”；“西医是微观医学，从细胞到分子到基因，从微观出发，以实验科学为基础”。
在这里，周先生把中医划归为“宏观医学”，而将西医划归为“微观医学”，其划分原则和标准是否科学，我们暂且不用管它。但周先生能够如此划分，说明他已经看到中医学关于生理病因的论述，还没有从“宏观”深入到“微观”。然而周先生却不从科学认知上，去解读 “宏观”与“微观”的深浅关系。而是另辟蹊径，从方法论上来说明中医的“宏观医学”优于西医的“微观医学”。
他说，中医从“宏观”出发，“认识人体和疾病是整体的、动态的、宏观的和模糊的，强调整体的分化性和由此决定的不可分解性，并且用这种整体性来理解人的生理病理”。
西医从“微观”出发，“过多的注重微观局部而忽略了宏观整体，忽略了人在生理、心理、病理上的统一性及独立个体的特征性”。因此，中医比西医“更显示出其合理性与思辨性”。
当然，周先生所指出的中医这些特性，的确与西医形成了鲜明对照。但是，这些特性并不表明中医在医药科学上的先进，它只是说明了中医医学理念和方法论的优秀。
大家知道，理念和方法论都可以作为哲学中的一个范畴，而不可能成为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的内涵。看来，周先生所归纳的不是中医作为自然科学的特性，而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审视中医的。怪不得他在《正确认识中医和西医》一文中，不让人们从医药科学发展上来评价中医和西医，而是从“文化不同”上，从“发展模式”上，从“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上去“正确认识中医和西医”。
周先生说“西医根植于西方文化，具有张扬的个性。虽然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具体而精确，但它却是静止地，孤立地去认识人体和疾病”。
而“中医根植于中国的道家文化，吸收了周易、 道家、儒家等哲学思想，特别是元气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并把它们转化为中医学理论，来阐述和理解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和规律”，使得中医学具有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时时处处体现着道家的天人相应观、整体观，主观意向及中庸”，体现着“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与社会环境的融合性”。
在周先生看来，中医之所以优秀，不是因为它在医学实践中，通过科学探索去发现并揭示人的生理病因，而是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转化为中医学理论，来阐述和理解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和规律”，从而使得中医成为“独立于西方医学的医学”。
以上周先生对中西医的评判，无疑是把医学纳入哲学范畴来考量的。由于周先生用中医的哲理pk西医的医理，从而凸显了中医学包含有哲理的优秀，隐匿了中医作为医药科学的不足。
这样一来，周先生就忽视了中医的自然科学属性，反而将哲学理论当作了中医学的主体。这种观念上的混乱，必然造成认识上的错位，带来结论上的荒谬。
例如周先生从中医的“整体观”出发，说什么中医开展医药科学研究，将“对人的组织器官，不断向深入研究，越分越细，从而忽略了整体性，背离了中医的整体观”。在周先生看来，医药科学研究，与中医学的“整体观”是对立的、不相容的。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大家知道，“整体观”是中医的医学理念，属于哲学范畴，而中医本身则属于自然科学。因为哲学与自然科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所以医药科学研究与医学理念不会出现冲突和对立，当中医对人的组织器官深入研究时，忽略不了人的“整体性”，背离不了中医医学理念的“整体观”。
实际上，对人的组织器官深入研究，还会有助于对人的“整体性”认识，维护中医的“整体观”。因为中医的“整体观”，是把人体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各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是相互联系的。所以要坚持中医的“整体观”，就必须了解各组织器官生理功能的相互联系。然而要了解各组织器官生理功能的相互联系，就应该开展科学研究，首先弄清各组织器官自身的生理功能，然后根据它们各自的生理功能，找到它们生理功能相互联系的方式。
如果不对它们“深入研究，越分越细”，而是将各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混为一谈，甚至“把有关脑的生理和病症，多分别归属于五脏”（《中医学概论》），这样的“整体观”，决不是人体生理功能的整体联系，而是把中医理论中的某些“模糊性”当作了“整体性”。
由此看来，发展中医科学，对人的组织器官“不断向深入研究”，其结果不但不会像周先生说的那样，背离中医的“整体观”，反而有助于了解各组织器官之间的生理功能联系的方式，从而加深对人的“整体性”认知。
周先生又认为，如果中医开展医药科学研究，由“宏观”深入到“微观”，还会背离中医“贴近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统一性”的医学理念。
这显然又是一个错误观念。
比如在病因方面，像“六淫”这些与异常气候有关的“宏观”方面的致病因素，的确与自然界息息相关，体现了中医学坚持“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以及“贴近自然”的医学理念。但是且不可弄错了，像病毒、病菌、细胞变异等“微观”方面的致病因素，也是自然界中的存在物及自然现象，与自然界同样息息相关。
因此，中医“深入研究”这些“微观”方面的致病因素，不会背离“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以及“贴近自然”的医学理念。
又如中医的诊断学，是把患者的症状与体征作为依据，进行“辨证”来认识疾病的。当然，症状与体征这些“宏观”方面的病理反应，无疑都属于自然现象，显示了中医学坚持“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以及“贴近自然”的医学理念。然而，像血糖、血压、血小板、肝功能等，这些“微观”方面的生理指标变化，同样属于自然现象，中医学对它们进行研究，也不会背离中医“贴近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统一性”的医学理念。
同样道理，中医学由“宏观”的生理现象，深入到对“微观”的生理结构进行研究；由药物“显性”的药性及功效的研究，深入到“隐性”的药理作用的研究，都不会背离中医“贴近自然”和“人与自然统一性”的医学理念。
周先生还认为，中医开展医药科学研究，从宏观深入到微观，会背离“道家的天人相应观，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以及主观意向及中庸”。周先生这个论调，更是错误的离奇，而且是驴唇不对马嘴。
大家知道，我国古代不同的哲学流派，对“天人合一”有着不同的诠释。“天人合一”在道家庄子哪里是一种思想境界，他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指的是“游心于道”的物我两忘，逍遥自得的精神自由。而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诠释的是一种主从关系，是说人连同他效法的、生养他的天地，都要归结于道，而道的根本又是自然。这里的自然不是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指事物的本来面目，即事物循着自身规律而变化。
看来，道家的“天人合一”与周先生理解的“天人合一”，实在是驴唇不对马嘴。
至于说“中庸”，那更是张冠李戴了。再者，“天人合一”在儒家孟子那里， 是人的心性与天的统一，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认为人之心性受之于天，善性是天赋的，只有发挥心的作用认识了自己的善性，才能了解天命和天道，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
西汉董仲舒更是将“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为“天人感应”，认为人类从形体到精神都是天的复制品，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又可感应上天，人附天数，天人相类，“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董仲舒《春秋露.阴阳义》）。
宋代的理学家们则把“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基础归结于“理”，程颢说：“有道有理，天人一也” （《二程语录》）。看来，儒家“天人合一”里的天是人格化了的天。
虽然孔子将人格化了的天改造为“命运”之天，但天仍然对人起着支配作用，他强调“畏天命”（《论语.季氏》），提倡“知天命”（《论语.为政》），并告诫人们“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日》）。其实，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早在殷商以前就出现了，如（《诗经.商颂.玄鸟》）中有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天人合一”主要是说天有意志，与人相通，人类社会的变化，个人命运的走向均为上天所安排，人间的一切，都是上天的意志。
因此，“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我国的历朝历代，都是统治者推行“天命论”的理论基础。倒是 “天人之分”把天看作了自然之天，认为“明于天人之分”，天没有意志，不能主宰人事，“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又认为“天行有常”，天有自己运行的客观规律，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荀子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荀子.天论》）。
至于到了现代，“天人合一”思想中被人格化了的天，却回到了“天人之分”的自然之天，并赋予了新的内涵。这些哲学界的是是非非，对于作为自然科学的中医学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中医学没有必要和它们扯在一起。
而周先生认为中医开展医药科学研究，从宏观深入到微观，会背离“道家的天人相应观，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以及主观意向及中庸”。只能说明他还是把中医学纳入了哲学范畴。
当然，我们人类同其他生物一样，都是自然界的产物。因此，人的生理结构、生命节律无不打上自然界的烙印。
如一年四季、月圆周期、昼夜交替等变化，都将对人的生理产生影响。这些早在《黄帝内经》以及《金匮要略》等中医学经典中有所论述。如果把中医这些自然科学论述，称作“天人合一”或“天人相应”思想的话，那么就其内涵来说，决非与道家乃至儒家 “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完全相同。
周先生还有一个错误论调，他认为中医开展医药科学研究，创新中医理论，就会“把中医嫁接在西医这颗大树上，用西医改造或消灭中医”。
实际上并非如此。大家知道，虽然中西医都是医学，都在研究人的生理病因，研究治病的药物和方法，但是它们涉及的医学领域并不完全相同，各有自己的研究方向。中医在自己的领域，沿着自己的研究方向深入，是不会“嫁接在西医这颗大树上”，被“西医改造或消灭”的。
例如在生理方面，虽然中医的经络理论还处于假说阶段，但西医却是研究的空白。中医由经络理论所发明的针灸、按摩等疗病技法，西医更是从未涉猎。如果中医对经络的研究深入下去，一旦经络的生理结构或存在方式被发现，必然使中医的经络假说上升为科学理论，而不是中医被“西医改造或消灭”了。
又如，中药有着自己的特质，它以原生态动植物为主，兼有矿石、化石、微生物等。与西药相比，中药的药用物质成分主要是有机物，不含有害化学成分，毒副作用小。如果中医对中药的研究深入下去，从对中药的药性和功效的认识，达到了对中药的药用物质成分和药理作用的认知，必将使中医药物学得到完善，而不是中医被“西医改造或消灭”。
再如，中医学是通过“阴虚”、“阳虚”、“阴盛”、“阳盛”、“气虚”、“血亏”等“证”来说明病理的。由于这些反映着人的生理功能异常的“证”，是对患者的症状和体征等病理反应的高度概括，因此它们与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存在着内在联系。如果中医对这些“证”的研究深入下去，一旦揭示了这些“证”所体现的生理指标变化，它与疾病的病因，与疾病发展变化的内在联系，必然使中医病理学实现质的突破，而不是中医被“西医改造或消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由此看来，我们说的中医进行理论创新，不是将中医“嫁接在西医这颗大树上，用西医改造或消灭中医”。而是在自己的医学领域，沿着自己的研究方向进行科学探索。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仅仅用一些现代医学名词来装饰中医学。
比如，就拿中医病理学中的“肾阴虚”来说吧，应该从“肾阴虚”产生的证候出发，探索肾的生理指标发生了哪些变化，从而揭示“肾阴虚”所反映的生理功能异常。决不能像某些人那样，既不对肾的生理指标变化做定性分析，更不做定量分析，只是用现代医学名词来解释“肾阴虚”，甚至把中医的“证”与西医的“病”等同起来。还说什么由于“肾阴虚”，肾将无法制造出“精微物质”，滋养不了它所主的组织器官。这里的“精微物质”，其实是一个没有实质性主体的笼统概念，是对猜想物的形容，不具备客观实在性。
因此，这种不对“肾阴虚”进行科学研究，仍然用推理的方法解释“肾阴虚”，是实现不了理论创新的。
其实，中医的理论创新，指的是中医要从哲理走向医理，将假说上升到科学，全面提升中医药科学知识水平。显然，为了这一目的，中医就应该敞开博大的胸怀，兼容并蓄，吸收现代医学的科技成果，充实自己的理论。
9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对于已成科学定论的人的生理，要无条件的接纳；对已经发现的病菌病毒以及为科学揭示的其它致病因素和病变原因，要毫不犹豫的承认，拿来我用，作为中医学理论创新的科学依据。
此外，还要利用现代高科技去揭示中医术的科学原理，从而使中医技术走出原来经验积累的模式，实现在科学指导下的，有遵循的进行发明创造。
总而言之，中医要理论创新，就不能一味地将哲理当作医理，或者死抱着假说当宝贝，与科学分庭抗礼。因为这样作是没有出路的，只能会使得中医继续衰落下去。发展创新则进，不发展创新必然落伍，早已被历史和现实所证明。
在自然规律面前，任何的哀鸣或激昂陈词，都毫无意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保守主义，抵制文明的复古倒退主义，只会加速自身的灭亡。
中医从它的鼎盛时期，走到目前如此衰败的境地，并不是国人不弘扬民族文化的问题，也不是人们懒惰怕麻烦不再惠顾中医，而是我们的中医太落后了，太需要注入科学的新鲜血液了。
我们倡导科学，并非科学崇拜，任何崇拜都是一种迷信，迷信是与科学背道而驰的。就科学本身来讲，它是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认知不会产生崇拜，只有盲从才会产生崇拜。因此，不能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要把中医从科学中解放出来。这种对科学的仇视，是对人类文明的反动。
那种把哲理凌驾于医理之上，把假说凌驾于科学之上，把揣测凌驾于探索之上，把虚构凌驾于认知之上，把主观凌驾于客观之上的“虚入实出”，不是对中医的呵护，相反闭塞了中医科技深入发展的道路，到头来只会危殆中医的生存。
如果真的想呵护我们亲爱的中医，那么，必须以现代生命科学为基础，创新中医理论，将假说上升为科学，使哲理走向医理，完成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科学化，走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不仅医术互补，还要理论融合。只有这样，中医才会实现振兴，开辟一个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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