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的君子猥琐的小人——舒生读《论语》之二十九

提起君子的形象，最先想到的胡适之先生。罗志田的《胡适传》中有这样的描述：胡适自述，在大家庭中生活日久，“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胡适一生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体会到看脸色的痛苦，就终生努力不让人看他的脸色。在待人接物中，胡适更努力让客人感觉如坐春风。他晚年说：“我总不叫客人坐着有间歇的时间。说话完了，不再说下去，等于叫客人走路，所以我总要想出话来说”。胡适不仅努力维持自尊，也尽量给别人留面子。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不过如此。

子曰：君子不器。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读《论语》，不可回避的是君子与小人之辩。何谓君子？何谓小人？一部《论语》可视为贵族的行为规范，文中的君子主要是对贵族所言，小人主要是以平民为参照。这是那个时代的背景和局限，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但可贵的是孔子把阶层的分割拓展为道德的划分，要求贵族必须在道德修养上有君子之风，同时也认为平民在道德上有所建树，也能够出离小人而成就高尚的人格，也是君子。

这三句放在一起，可视为夫子比较集中的阐释君子的形象。“君子不器”重点是在人生的格局和人格的独立上讲，“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主要是言行举止上的要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则是人际交往和境界修为上的差别。

“君子不器”前面舒生已经跟大家交流过。君子当然有用，但不能局限于“用”，不能工具化。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孔子讲的君子即器即道，彻上彻下，下学上达，道器不二。康德说：什么是教育的目的？人就是教育的目的。爱因斯坦也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不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古今中外，体用相通。

“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句话来自于孔子与子贡的对话，结合子贡这个人来讲，他是个外交家，口齿伶俐、能言善辩。所以孔子在这里对他讲这句话也是因材施教之意。但这句话却不仅仅针对子贡，同时也说出了君子的一个重要特征。后世都在奋力阐发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殊不知孔子说的是行在言之前，不仅仅是要即知即行，而且要先做了再说，这比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的要求还要进一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反推出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背景，宋明理学注重义理的解释和空头议论，强调格物致知，忽视了孔夫子所倡导的实践性。“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恩”，就是不干实事。所以阳明先生讲的“致良知”重点在“致”，“良知”就是“知善知恶”，善恶的标准早就有了，关键是如何能“致”，也就是要知行合一的去做。

关于言与行的关系，荀子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道德理论比其他任何理论都更要注重实践性，可以说离开了实践性，道德就是伪善。这也是孔子为何一再强调要少说多做，要敏于行而纳于言。这里舒生想到北大教育长吴汝纶先生在家乡创办桐城中学时，手书校训“勉成国器”，先生对后来者的教诲是少说多做，更重力行。还有就是前两年军委某副主席倒下后，报纸大呼“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不知有无反思这等国妖是如何产生的？联系吴汝纶先生在100多年前为中学立的校训，是否在教育和选人上该有所触动和改变。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这是《论语》中孔子第一次用对比的方式讲君子与小人，后面还有不少这样的句子，这种强烈的对比是夫子语言的一大特色，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冲击力。“周”是普遍的意思，“比”是勾结的意思。君子对谁都一样。舒生的领导曾说过一句话“等距离交往干部，零距离接触群众”，深得夫子真传。

王大毛先生对这句话的翻译比较有意思，“君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他胸怀整体；小人彼此攀附，但没有原则，既不能独立，也没有整体格局”。换句伟光正的话，君子为了“共同的事业走到一起”，“道相同，相为谋”。就像夫子构建的北斗与群星的关系，群星都指向北斗，群星之间既目标一致、惺惺相惜，又相互独立、保持距离。温总理曾说自己几十年跟党不跟人，也就是这个道理，心中有信仰，不为权贵和利益所动。但小人不是这样，他们的眼里只有局部的私利，从不考虑整体，相互结党为了营私，君不见贪官污吏总是以群体出现，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塌方式腐败”，“独行侠”成不了大贪大恶。当然，这也是君子与小人的本质区别。

归结起来，就是君子对人亲善忠厚，但并不要他人亲附自己；对人施恩，并不要求别人感恩报答。因为君子待人处事，凭自己的价值观来做，对谁都一样，以是为是、以非为非，这种标准原则是普遍的、一以贯之的。小人则不同，小人对谁好的目的性很明确，就是要别人拿利益来交换，为了搞小圈子、小团体。

三句话的主题：独立的君子，猥琐的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