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遇见过一个女孩。
在我们都还很小的时候，在无数个晴朗的夏夜里，拉着我在老房子的楼顶看星星。
她痴迷于有关遥远天空中的一切。房间里也杂乱地充斥着这些东西：一本散装后重新订起来的《天文爱好者》、两张随刊附赠的海报、几个乒乓球和铁丝粘起来的星球模型。只从门口略略扫了一眼，她就匆匆与我告别，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只得悻悻转身，敲开对面的家门。
她是我的对门邻居。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家庭里。 她的父亲似乎是某地的工头，母亲的情况我不甚了解，只知道她在午托班上过一段时间班，并且好打麻将，往往打到很晚才回家。有时放了学她就来对面找我玩，但从不留在我家吃饭。我家的生活虽也说不上富裕，但总是比她要稍好些，父亲一人的工作就足以养活全家。零几年我们搬来这里时，家里就安了电脑和宽带。这也是她常来我家玩的原因之一。
她总是喜欢借用客厅的电脑查些什么东西。那时我对这些没什么兴趣，只当她是觉得新鲜。有时我们也会玩些时下流行的网页游戏。后来她家也装了电脑，没牵网线，她就找出一个叫“滚仓鼠”的单机游戏招待我，这对我来说同样具有奇特的吸引力。那时我们还很满足于这些简单的游戏，仿佛有着无穷无尽的时间可以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慢慢消磨。
夏天到来的时候我们约着去楼下滑旱冰，有时也去车站对面的空地打羽毛球。我一直弄不明白她的父母知不知道她跟着我们出去了，每次她都能恰巧在他们之前回到家里。她母亲似乎不很愿意我们在一起，总是用那种审视般的眼光将我从头打量到脚。我感到自己像是被剥开了皮的橘子，在她的目光里逐渐风干。
更多的时间里我们会去楼顶吹风。天台摆了一圈盆栽，有种着楼下捡来的不知名野花的种子，也有小葱和蒜苗。中间是一根长长的粗麻绳， 用来晒衣服和床单。有时我们就捡几块砖，搭成一个小小的凳子，坐在床单的影子里，任由风把微润的床单贴到我们背上。到了夜里，如果遇上晴天，还能看到几颗星星。她就一一指给我看，也不管它们能不能对的上那些复杂的名字。
有一天她老家的奶奶来到她家，带着大包的衣服和几坛子杨梅酒。她很骄傲地向我展示过它们：三个透明的沉重酒坛，并排放在阳台墙根处。已经泛白的杨梅沉在底下，鲜艳的红向上渗透进略微浑浊的酒里。
似乎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她的母亲开始去午托班做饭，下午也早早地回来。有时我听到不甚清晰的叫喊，从做饭时敞开的大门外，从对面紧闭的厚门和里面的铁栅门那边传来。也似乎是那时起我偶尔能在躺到床上、半梦半醒之时，听到老人喘着气的、呼喊着她名字的声音，伴着令人昏昏欲睡的沉闷的不知名的花香，远远地从窗外飘来。
那在年幼的我看来似乎蕴藏着某种不好的暗示。和所有其他我听到的关于她的传言一样，带着奇妙的恶意。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对她的印象停留在了幼时的记忆与泥沙俱下的传言里。
在我还没改变这种印象之前，她搬家了。事情的诱因或许是夜间小巷里传出的一声声呼唤，又或许只是为了读一所更好的公办学校。总之，她搬走了。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只留下两扇空空的门，依旧紧闭着等待下一任主人的到来。
后来的某个下午，我在门口见到一个男人。四十多岁的年纪，手里夹着一支燃了半截的烟，袅袅升起的灰烟后面是一张黝黑泛红的脸。他趿着一双沾满泥点的布鞋，周围散落着两个烟头和一小撮灰，蹲在门口的地上，就面朝着楼梯口的方向。我吓得转身就走，一蹦三阶地逃到二楼的同学家里，拨通家里的座机才知道是来找她家的。再上去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在门口了，大概是得知她家搬走的事了。
我不知道她搬去了哪里，只是听说离得不远。小小的一片老城区，我却再也没有遇见过她。
再一次见到她时，是在高中入学前的某个周末。和幼时记忆里一样燥热的傍晚，我在车站遇见她和她的父亲。两人艰难地抱着几个蛇皮口袋，后面还拖着个大行李箱。她的脸涨得通红，汗水打湿了两鬓的碎发，刘海湿漉漉地贴在额前。母亲比我先一步认出了她，远远的拉着我过去和她打招呼。她似乎比我更不自在，很羞涩似的盯着地面。母亲又一连问了她好几个问题，问中考成绩如何，录取情况如何。她吞吞吐吐地答不上来，手指攥紧了提绳。两个几乎没说过话的家长代替我们在一边寒暄起来，我则和她沉默地僵持在夕阳下。旁边的两人似乎终于达成了某个心照不宣的成果，就此告别了。
回去的路上，母亲告诉我，她没有考上高中，正准备去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继续她的学业。她似乎把这当成一种反面教材，用唏嘘的语气反复告诫我要好好学习。我含糊地应了。
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再后来我顺利地上完了高中，在这期间我也搬出了那栋旧房子。因为太远，开车到学校都要一个小时。新房子很高，有三十多层，楼顶也有晾衣绳，但风太大，太阳也太晒。这里的天台很高，但看不见星星，在我不能溜出去的夜晚，只有模糊的月亮挂在天上。
高中的时候学校处分了几个学生，因为他们在晚上偷偷跑到宿舍楼顶，据说是为了看月亮。年级大会上所有人都在笑。只有我会想起我遇见过的那个女孩，带着我溜进夜里，笑着说：
“看，是流星。”
202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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