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子午谷奇谋：魏延，你描绘的蓝图是个美丽的错误

《三国志·蜀书·刘彭廖李刘魏杨传》记载：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於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比东方相合聚。”亮以为此县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对于子午谷奇谋，历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而诸葛亮对此的态度可以从《三国演义》中的一段虚构的对白看出：“  孔明笑曰：‘此非万全之计也。汝欺中原无好人物，倘有人进言，于山僻中以兵截杀，非惟五千人受害，亦大伤锐气。决不可用。’ ”这也是无数持反对意见者的真实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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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如此，曹魏三分天下已居其二，河洛、河北、中原腹地，无一不富庶。而反观蜀汉不过偏安西南一隅，地少人稀，不成气候。无论是从兵力总量，人才储备，还是后勤保障来看，二者皆不能等量齐观。真应了司徒王朗的那句阿谀之言，“ 量尔腐草之荧光，怎比天心之皓月 ”。由此推论，以蜀汉之力微赢弱，强攻曹魏之春秋鼎盛，似乎只能是以卵击石，自取其辱。

不过世事无常。诸位看官也许还能记得，就在魏延献奇谋前三四百年之际，韩信领大将军衔，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举攻克三辅之地，为后来高祖坐关陇而望中原打下了坚实牢固的政治基础。当时的汉军集团面临的是和现今蜀汉一样所面临的甚至更为绝望的困难，然而背水一战 ，拔旗易帜，终能绝地反击以弱而胜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仿佛时间转圜。谁又有底气敢肯定魏文长无法效仿淮阴故事呢。

此外，恰恰由于两个政治集团之间实力的悬殊，并且最为关键的是——我相信定然如此——魏延看穿了这一核心问题，才最终狠下心肠，毅然决然的向丞相献出了这一千古奇谋。昔年群雄并起，孔明于南阳卧龙草堂就曾向昭烈帝进言：刘备欲成霸业，须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惟占人和，先取荆州为根基，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中原可图，汉室可兴。怎料想时移世易，神通亦难抵业力，吕子明用陆伯言之计白衣渡江夺取荆襄后，隆中对终成纸上画饼。从那时起，绵延了四百载的大汉江山，日头终于还是落了。蜀汉江河日下。如无意外，等待它的就是天塌地陷后黑暗凄凉的命运，至于汹汹犯边者是魏或吴，其实并无多少区别。

试问钟鸣鼎食者几何哉，又有誰甘愿功成名就之际再度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兵法有云：以正合，以奇胜。当时魏延的献计实在是无奈之举，不过是试图兵行险招，一举力挽狂澜。所以，无论战术问题上是否可行。至少在战略意义上，魏延不仅无可非议，甚至可以说是高瞻远瞩的。毕竟此时的蜀汉，太需要一场匪夷所思的胜利了。

然而这也并不能证明这些战略性问题诸葛丞相都毫无察觉。早在建安十二年，孔明尚高卧隆中之际，就曾有“两路齐发”曹魏的谋划：“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一谋略与一出子午谷、一出斜谷之计相比，格局岂不是更为广大，也更妥当得多么？由此可见孔明断然拒绝远非酒肆茶馆里闲谈戏谑的那般刚愎自用，而是颇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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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二者迥异殊途的性格与心境。

建兴六年春，蜀汉丞相益州牧诸葛亮奉诏命，统十万蜀军一出祁山，前军师征西大将军魏延敬献子午谷奇谋。

那年，孔明四十七岁了。

四十七岁对于那时的文官来说，已经是完完全全地步入了晚年。而这位蜀汉第一权臣此刻却丝毫未曾感受到含饴弄孙的晚年生活的幸福。走出了的小小的草庐，远离了莽莽的山冈，抛却了卧龙的清号，纸扇摇晃间，睿智的微笑逐渐被凝重的愁容所代替，孤傲清隽的少年郎越走越缓慢，再回首已是风烛残年。不知何时，骄傲勇敢的细腻的心变得粗糙迟钝而细微谨慎。关张二将的惨死、荆襄的绝望陷落、猇亭冲天七百里的火光，照亮了他内心深处黑暗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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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计策的提出者魏文长，则完全相反。他的性格特征，在当年被封为汉中太守时的豪言壮语里可见一斑：“ 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 ”掷地有声。而就在建兴六年，高居大将军的他敏锐的意识到五虎将的时代已是历史烟云。他宛若狂狮，在寂寞中潜藏爪牙忍耐多年后，终于从冰冷的板凳上一跃而起。属于他的时代即将来临，壮年武将生涯的春天在子午谷的那端声声召唤。

时光荏苒。枭雄豪杰纷纷溘然长逝，只留下些许动人传说和依稀孤独背影。时间早已不再是卧龙出山时的建安十二年。当年“兵不满千，将不过关张赵”的草鞋班子摇身一变，长成了庞大系统的蜀汉帝国。受命于危难之际，诸葛亮接过手却发现是个铺陈得到处都是的烂摊子。兵力匮乏，财政空虚，民心败丧。他费心费力的来回拾掇修补，忙得焦头烂额，心力憔悴。年轻时望着沙盘地图是的灵光闪动逐渐消溶于繁琐政务的汪洋苦水。此刻国运安危全系于一身，而年轻时勇于追赶的理想如天边失落的白光般渐行渐远。他终于落寞地失却了最初的胆量和野心，退化成一个保守的守成者，从未冒险过般，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诸葛亮的北伐，在战略层次上，更多的是以进步的姿态，换取保守的可能。从另外一个悲哀的观点来讲，也可以看作是对堂上诸君的交代、对在天英灵的告慰和对自我的安慰。

魏延并不能洞悉这些无奈的背后内幕，他绝不满足于以进攻的方式实现抵抗的目的，而是要求主动争取胜利果实，扩张地域疆土，完成生涯使命，实现自我抱负。他就像一个头回介入赌局摸着滚圆筹码的赌徒一般杀红了眼，有所刻意的忽略了暗藏灯红酒绿金碧辉煌之中的风险。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了，他还有好多事情想做。和有所顾虑，投鼠忌器的丞相相比，将军才更是那个急切地力图达成“ 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的目标的人。

在性矜高的魏延被雄心壮志驱使的心中，子午谷的尽头通往巨大的胜利和远方的盛名。而诸葛亮则更多用苍老谨慎的模糊双眸看到了假若失败后无法挽回的政治损失乃至绝望神伤的崩溃局面。这就是那六七年间六出祁山，每次北伐帐中必有的保留节目的辛酸原因。不管大军走不走过，子午谷就在那里。而不管丞相是否会采纳，魏延满腔热血一颗赤心，分析得密密麻麻的汗青竹简总会被一次又一次地呈上去。怎样叫人唏嘘慨叹的黑色幽默的政治闹剧啊。其中并没有谁对谁错，所持角度立场不同，风景也许就勾起不同心境罢了。

更何况，历史从来无从假设。

人是注定无法相互理解的动物，所以两个人怎么也聊不到一块去。这大概就是魏延沉郁寡欢纵然愤恨而不曾明白的原因，也是直至诸葛病逝，他与杨仪夺权火并失败，在悲剧中结束自己的一生，至死也不曾明白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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