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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楔子

额尔金勋爵决心要给清国人一个狠狠的教训。

在1858年，洋人们跟清国人签订天津条约时费尽了气力，他们真正见识了清国官员各种卑劣品行——推搪，磨蹭，欺上瞒下。

其实由1842——1856年，清国人的无赖就让洋人大开眼界。

比如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中，有如下条款“

大皇帝恩准英国商人于通商口岸之城市设立商户，囤积货物，经商人等可以入城居住。

条约中大皇帝同意洋人进城住。可是清国人硬是拖了15年都不落实。

在广州，清国人唯恐洋鬼进城，破坏本地人的风俗，带来某些可怕的传染病，或者华洋杂处，澌灭教化，甚或男洋鬼勾搭城里年轻女子，弄出淫邪，产下半人半鬼的混血鬼仔。

他们极力阻止洋人进城，明里抗争，暗里挖坑，还在总督府衙门聚众闹了好几次。

广州官员本来就认定洋人进城后城市管理一定甚为棘手，此时正中下怀，以民意为由，阻止洋人进城。

洋人不欲激化矛盾，想让天朝人慢慢去接受现实。谁知一拖十几年，条约成了一张废纸，清国人还是冥顽不灵，洋人耐性磨光了。

1856年英国巴麦尊内阁上台，英国政府态度日趋强硬。

1856年11月6日不能忍的英国人动手了！

他们占领广州炮台，击沉中方师船20艘，先后照会总督衙门十几次强烈要求进入广州城。

结果他们碰上一位奇葩总督叶名琛。

这位总督嗜好抽水烟，嗜好拜大神，从心里来说是爱国忠君，他视洋如仇，对外国情形一无所知。为了应付洋人的贸易霸权主义，他把天朝人各种无赖，混扯，官腔，忽悠发挥至登峰造极。

他有一套成熟系统的玩赖战术，总结起来是十二字“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也就是面对面直接怼，憋说话，也什么都不干，我跟你尴尬到底，用坚忍的意志折服你！——

洋人没憋住，他们抄出了大炮和洋枪。

1857年12月28日英军5000余人攻打广州。

1857年12月29日广州城陷落。

1858年1月5日两广总督叶名琛被英军逮捕，押往印度加尔各答。

叶名琛被装在一个大笼子里，随着洋人的战舰在海上漂流，他继续着六不原则，还自称“海上苏武”。

1859年4月9号。他吃完了自带干粮，才违背了他的原则，他饿死了。

天朝和洋人的局面已经一发不可收拾。

1858年 4月13日至 20日，携广州胜利余威，英、法（含美）使节先后到达大沽口外，要求清政府迅速派大员来进行谈判，核心要点在于派公使驻京。

本来天朝只跟英国人闹掰，可是1857年4月20日，法方借”广西马神甫事件“加入英国阵营。

同时，美方军舰被清军误以为是英军军舰遭到炮击，遂实施报复还击清方猎德炮台。美国人也借机入伙。

三国联军一起北上，封锁大沽口，向天朝提出修约要求，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各国公使驻京事宜。

这恰恰是天朝最不能忍。

从道光皇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败给洋夷之后，天朝政府一直就想把这场不体面的战争控制在地方夷务的层次。

道光希望事实可以被塑造成这个样子:

地方总督大员（比如林则徐，琦善）办事不利，引起外夷不满，外夷武力犯阙，为的是向皇帝申诉冤情。

我大皇帝深体外夷的苦衷，于是开恩，宽恕了外夷的罪责并加赏了银两和土地，以安抚外夷的情绪。

总之一切雷霆雨露皆出自于上，大员办砸差使，是他们辜负圣恩，该受惩罚，外夷们顽劣不服，需要安抚，所谓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统统不在是正确的事实，正确的事实是皇帝以如天之仁，赐于了洋人恩典，洋人感激涕零，进而心悦臣服了。

如果1840年以来对外战争的可以如此解释，那么中华中央帝国的位置其实未曾动摇，天朝的皇帝还可以继续享受九州之宰，万方之主的地位。（即使只是一种心理幻觉。）

可是一旦洋人在京驻使，以平等公文和天朝衙门往来，那么天朝就无法再用朝贡来解释对外夷的关系。

天朝自命天下共主的政治构图里就容不下这样的设计。

咸丰朝已经不是乾隆朝了，可是咸丰的想法跟他曾祖父一无二至。

最好是能把洋人统统赶走，既然赶不走，那就限广州等地通商，由地方官员去处理。

如今洋人们要闹上门来，在京师驻派使者，以后想要落个眼不见心不烦都做不到，这当然是万万不可以的！

可是大沽口的洋人又轰不走，各种扯皮的混赖也只能拖延时间。

1858年5月20日英法不再等了，开始进攻大沽口炮台。

联军战死10多人，伤57人。清军阵亡291人，受伤170人。

大沽口炮台失陷。

1858年5月26日英法联军占领天津，拖不下去清庭只好跟洋人谈判，清方派出直隶总督 瓜尔佳·桂良 （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的老丈人）和乌米.花沙纳前往天津斡旋。期间求助俄国公使调停，作为报酬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

1858年6月18日与美方列卫廉签订《中美天津条约》

1858年6月26日桂良签署了《中英天津条约》

1858年6月27日桂良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

本来条约签了，事儿也算完了，洋人也该打道回府了，可是突然洋人们发现，中国的大皇帝似乎不想履行这些条约。

更有甚者，洋人怀疑签约过程中整个条约原文被桂良隐瞒，并未告知咸丰，连条约大致内容都没说……

英国公使团团长额尔金勋爵爆发了！

本来以为中国只有基层官员会耍无赖，想不到皇帝钦点的全权满州大员也在耍无赖。

这样无论在哪里谈判，谈出什么结果，都会是一纸空文！

在北京的中国皇帝是不是在满朝大臣的欺哄中失去了判断力？

或者他也根本是个无赖？！！

没有别的选择了。

现在最好的做法就是一路打到北京去！！让皇帝亲眼见见联军的威风，也许能让他昏聩的头脑听进一点声音！！

额尔金一怒冲冠，三军（英，美，法）皆奋其威，于是十万旌旗，水陆并进，杀往北京而来！

一八五九年，六月，英法联军的舰队再次一次在白河口集结，由额尔金的弟弟卜鲁斯先生带领，上溯白河，直扑大沽口要塞。

这次联军的总兵力也就一千三百多人。

经过一八五八年的轻松胜利，这群洋人明显得意忘形，居然连进攻路线都不更改，大揺大摆的逆流而上。

其实自1840年虎门开战至今，洋人们战无不胜，势不可挡，即使在公认打得最为激烈的定海之战，和所谓人民群众的正义反击三元里之战中，洋人死伤总数都没超过10个人。

清国人让联军遭遇一次失败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即使多战死几个洋人，会是破纪录的稀罕事。

不过，人人都相信的事往往不会发生，人人都不相信的事却突然发生，这就是历史的诡谲之处。

据说统率大军的卜鲁斯是位内向而严谨的绅士，窘迫时容易脸红。

那么1859年联军在白河遭遇到一切估计要让他面红耳赤一辈子了。

二、白河之水天上来

当舰队逼近白河上游，大沽口的前沿水域时，联军发现了清军的防御工事——河中横有两道明显的栏障，可是守军形影零丁，并不多见。

联军突破第一道栏障时未遭阻拦。

时间定格在一八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早晨天气晴朗，联军炮舰离大沽口要塞只有八百码距离。联军旗舰“鸻鸟”号鼓足蒸气，突破第二条栏障，劈波斩浪而来。

就在此时，情况大变。

清军在一八五八年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新的栏障比原来的严密很多，水中巨大的树木挡住了“鸻鸟”号的去路。

而水下是粗大的铁环勾结成的防御网。

蒸汽动力“鸻鸟号”都无法突破这铁锁连环的的水上险关，它巡梭不前，联军的其它船只被“鸻鸟号”挡住去路，在白河上兜起了圈子。

沿岸被草席遮盖的火炮此时卸去伪装。整编的守军也随之显身，雷鸣般的炮弹倾泻而来！

“鸻鸟号”首当其冲。

第一波齐射的炮火扫过“鸻鸟号”的船头，船头炮手的头直接飞了，三名水手受伤倒在甲板上。

第二波密集的炮弹扫过“鸻鸟号”船身，它被轰东倒西歪。

由于被栏障阻碍，“鸻鸟号”无法前进，它的退路又被联军的其他战舰拥堵住，它几乎是被推到守军的炮口之前，动弹不得。

“鸻鸟号”被两岸交叉火力打了足足三个小时。

这对船上的英国水兵来说真是地狱般的三小时。

最后它的船壳被打烂，船身陷入烂泥，船上除了一人幸存之外，统统下了地狱。

其余的战舰下场同样悲惨，两艘英国炮舰搁浅，失去战力，联军还有两艘炮艇被打得支离破碎，其余炮艇动弹不得。

联军开局败势如此明显，船队本该迅速撤离不利的水域，待它日伺机再战。

然而之前的屡战屡胜，使洋人们不甘心如此丢人的撤退。

他们向大沽口要塞派出了陆战队。

于是失败变成了惨败。

陆战队登岸之时，清军火绳枪的枪声已经变的零星，洋人们以为守军又如上一次般落荒而逃。

然而清军这次真正战术撤退，他们佯败诱敌。

大沽口炮台外挖了两道深深的壕沟，沟里是水和烂泥。

紧接在壕沟之后，是往外伸出的森森尖铁的一排鹿岩，这使壕沟变成了陆战队的葬身之处。

同时，陆战队的平底船遭遇了退潮，进攻的部队的鞋被厚泥缠住，他们的冲锋被大大延缓。

清军的大炮开火了，炮口里塞满了铁片，暴雨般的铁片飞洒过来，一个扫射就撂倒了整整一排登陆士兵。

好不容易逼近壕沟士兵发现壕沟太深难以逾越，而跳下壕口的士兵陷入烂泥不能行走。

没有死在壕口前的士兵死在了鹿岩前。

没有死在鹿岩前的士兵聚集在炮台的基座下，却又发现用来爆破的火药已经被水浸透失去了作用。

他们只好努力蜷缩在炮台的火力盲点下，等待援军的到来。

天色已黑，忽然，清兵从上方的炮台上挑出长长的竹竿，竹竿上“呲呲”作响的烟火照亮了洋人们身影。

一排火绳枪兵从炮台上探出头来。

死神将临了。

洋人们成了活靶子，被打得尸积如山。

他们到死都不明所以。

为什么上一次一触即溃的清国士兵现在如此强悍，原来对手杂乱无章的攻防突然这么严肃有序？

如此娴熟绞杀联军的清国人和之前的清国人如此不同，几乎令人怀疑他们是不同的物种。

黑暗的夜色冷酷而无情。

清国火绳枪兵们分三线，依次有序的开火，火绳有时会因为燃烧不足而熄灭，每次射击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枪可以打响。

火绳枪这种从明代就传入中国的武器，比起联军手中的燧发枪来说相当中古了。

不过这批清国人用数量和娴熟补足了一切。

他们是一支亲兵。绰号“红孩儿”。

他们的主人有着显赫的爵位和威风远播的名声。

他是清国“博多勒噶台亲王”“湍多巴图鲁”蒙古将军——僧格林沁。

三、 最后的战神

僧王是蒙古草原科尔沁部之族人，是黄金家族第26代之后裔，他父名叫“德力格尔”，本是一名羊倌。

僧王出身贫苦，一家笃信藏教，“僧格林沁”原意为“宝力狮子”。

所谓狮子是文殊菩萨的坐骑，其特征为“智勇兼备，能破一切苦难”。僧王长成之后，亦大智大勇，沉稳坚毅，其性可谓尽符姓名所赐之意。

僧王年幼时曾入喇嘛教，在寺中充当小喇嘛，若事无变故，僧王可能伴青灯古佛一生，不可能为天朝建下殊功，也不会为清国鞠躬尽瘁而死。

1825年，僧格林沁的远方族叔、科左后旗的第九代札萨克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病逝。

索郡王是最早归顺努尔哈赤的科尔沁部明安贝勒的嫡系子孙。因为明安子孙世代与清廷皇族联姻，地位高贵显赫。他的妻子便是嘉庆皇帝的亲女儿和硕庄敬公主。

公主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如今病逝，谁来继承王位成了一个大难题。

传说公主难以决断之时，偶发一梦，在梦中见一个老喇嘛送来一只黑虎，说：“把他还给主人家，您要好好的对待他。”公主惊醒。第二天，果然有一个老喇嘛带着一个小男孩来到公主的住所，他就是15岁的僧格林沁。

公主十分惊奇，于是携僧格林沁觐见道光皇帝，道光皇帝见僧格林沁仪表威武，气度雄阔，认为其必是未来之国家栋梁。

道光皇帝从而恩旨僧王，继索特纳木多布郡王之位。

待僧王长成，又娶康熙帝大哥福全的后人多罗贝勒文之女，从而成为皇帝的姻亲，仕途坦荡顺利由此而启发。

1853年（咸丰三年）五月，已据南京为王的天平天国出兵北伐。

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军2万精锐，挺进华北。

北伐军由浦口出发，经安徽蒙城、亳州（今亳县）入河南，克归德（今河南商丘），，于五月二十一抵汜水，抢渡黄河，围怀庆（今河南沁阳），与城内外清军相持两月。

七月二十八，北伐军突然撤围西进。

太平军一路经垣曲入山西，过平阳（今山西临汾）、洪洞、黎城，东入直隶（约今河北），克临洺关（今河北永年）、邢台，北上藁城，东占深州（今河北深县）,稍事休整后即东进沧州，于九月二十七接近天津南侧。

烽火三月，太平军兵势如飞，长窜之速已侵直隶，天国大业庶几全功，京师门户岌岌难保。

北京城内满清贵胄惊骇不安，豪门大宅以为京师必破，散去痛悼如丧家之哀，一夜五百余户散出逃往保定。

大变来时，皇帝也错愕莫名。

他本来正在头疼南边的洋人。

广州口岸那群洋人要入城居住。

入城居住不说还要建教堂。

建了教堂洋人，自己拜不够，还要传教给清国人……

皇帝突然发现另一伙拜上帝的广西佬已直插心腹。

莫非上帝里应外合，要灭亡天朝？

僧王临危受命，要挽狂澜于即倒，

他供奉着努尔哈赤金刀，统领健锐营、外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旗护军营、巡扑五营及察哈尔各官兵，并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蒙古诸王劲旅出京。

满清蒙古精锐尽已出动，此战不胜，天朝颓倾。

一八五三年，十月二军会战天津南王庆屯，太平军虽然勇悍，却难冲动蒙古铁骑之长阵。

北伐军被僧王击溃，损失悍将无数，退到连镇一带。

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僧格林沁整军再战太平军，破东连镇木城，太平军冒死冲突，僧格林沁尽歼之，生擒太平天国北伐军统帅林凤祥。

因此殊功，咸丰帝于二月加封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赏朝珠一盘、四团龙补褂一件。四月，诏世袭罔替，俸银加倍。

六月，在山东冯官屯剿灭太平天国李开芳部，生擒李开芳。林凤祥、李开芳都是太平天国的名将，北伐之锐师，僧格林沁在两年之中，大小数百战，全部殄灭，无一漏网，蒙古科尔沁的铁骑，无愧劲旅二字。

僧王驾驭诸部，其指使之如意，长驱之神速，酣战之猛扑，无愧其“巴图鲁”之名。

僧王之师勇悍敢战，袭掠如火，无坚不克

僧王又有弥坚之志，不辞辛劳，最能鏖兵。

李开芳困守冯官屯，在屯内遍挖地道，使壕沟彼此连接，又在壕堑上遍布小孔，用以观察和射击。

冯官屯内因此地道交错，地堡林立。

官军大炮无功，久攻不下，殊为棘手。

僧王未曾气馁，反而敢下苦功。

他命令民夫先在冯官屯四周筑墙，再在墙外挖掘深沟，费时一个月，挖成深沟宽5——6米，深2米左右，沿屯有123华里的长度。

僧王又使用水车巴斗将运河之水灌入沟中。

水入地沟之后，倒灌入冯官屯之中，太平军所挖的地堡，地道，全被冲垮坍塌。粮食和弹药也浸水毁坏。

僧王命令在沟旁加高势，垒起土堡，让士兵以枪炮日夜瞭望坚守。防止太平军破围而出。继续监督兵勇将外墙加厚加高，将水势抬高。再使用水车水机水戽尽力浇灌，昼夜不息”。加上连日大雨，水势大涨”，渐渐淹至太平军所据之地。

不久，太平军“潜伏之处，俱已有水深三二尺，谷麦虽尚充足，半被水浸”。

再往后，屯内更是“遍地皆水，只剩二三丈干地”及“破屋数椽”，除李开芳尚可支床及少数将士在干地栖息外，其他太平军将士或“处泥淖中”，或“聚居楼上”，火药、粮食亦多被浸湿。

太平军不仅柴米匮乏，甚至连饮水也成了问题，因为初夏的高温，水变得污秽浑浊，加上人马粪溺都堆积其中，臭气日益熏蒸，病菌丛生，故“饮者辄死”。而太平军将士“皆裸足水中，水已及膝，而遍腿粘蛆”。

据说僧王还收购大量青蛙，投放到冯官屯东寨水中，命清军于蛙不鸣处以排枪扫射，造成太平军的更大伤亡。

这样鏖兵九个月，太平军粮食匮乏，弹药耗尽，意志渐渐动摇。

李开芳武力突围、派兵诈降、乞求让路等种种南归努力完全失败的情况下，权衡再三，遂于31日上午“复呈降表”，宣布投降。

李开芳是天国最为狡悍的战将，僧王在清军大营见到他时，他穿着黄绸绣花帽，穿月白绸短袄，红裤红鞋，大约三十二三岁上下。

僧王的幕僚有人觉得开芳的面貌斯文，不像一个穷凶极恶的逆贼。

而另一个幕僚则说，看李开芳的双眼，就可以探知他内心狠毒，他的凶顽之处在心，而不在外形。

李开芳，林凤祥以两万人马，北渡黄河，长驱直入，威胁清国直隶数省，几乎打到了北京城下。其凶悍和顽强，不用赘述。

而僧王以弥坚之性，甘历艰辛，将太平军顽悍之军，逐一迫至疲惫竭撅，随即一一剿灭，清国因此金瓯未失，僧王之能，又有何人能比拟？

僧王功高勋重，性格却又质朴无华，愿意与士兵同甘共苦。甚至与普通士兵吃一样粗陋的食物，有一次军粮断绝，只剩胡萝卜数石，部下以此充饥，难以下咽，僧格林沁就坐在军帐前连吃数根，意犹未尽，众将士见了，不敢再有怨言。

僧王又自视功高，骄横无忌，时常放纵部下袭扰百姓，抢夺妇女。以至于僧兵到处，民愤极大。

僧王迷信蒙古铁骑的威力，对于洋人的炮船战舰以为奇技淫巧，不以为意。

僧王又十分重视火器，身边还有五百亲兵红盔红甲，被称为“红孩儿”，配备大量火绳枪，精于列阵射击。

种种矛盾行为，形成了僧王极为复杂的面目。

其实僧王又十分简单。

他是蒙古人，成吉思汗的后裔，他或骄横或质朴，或精细或蛮悍的气质都是从蒙古人的天性发出，并非后天刻意扭捏而成。

因此僧王是性情洒脱的一代枭雄。

一八五九年的白河之役，僧王亦以骁勇之蒙古劲旅，和严密的工事防御，把拥有火燧枪和蒸气炮艇的英法联军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之前的御前会议上，咸丰的大臣们对该如何应对洋人意见分歧。

其中有一名大臣叫郭嵩焘，他认为“海防无功可言，无纪可效，不宜任。”（郭嵩焘后来做了第一任清国驻美公使。）

而僧王性烈如火，他根本看不起洋人的部队，他坚信洋人若来，他的蒙古铁骑可以粉碎一切。

皇帝爱听这样的话。

于是，僧王再建殊功。

尾声

一八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的晚上，搁浅在河滩上的英国人被僧王肆意屠戮，场面之惨烈，逼迫美国“波瓦坦”号战舰改变中立立场。

此时美国人刚从英联邦中独立出来不久，不过无论美国人再讨厌英国人，也无法眼看着白种人被清国人屠杀。

“波瓦坦”号准舰上的达底拿准将发出“血浓于水！”的呐喊。

可惜他的主要贡献，是激励了更多英国陆战队员去抢滩送死。

美国人本来是搂草打兔子，试图跟在英国人舰队的背后，捡些便宜。

而此时，他发出的“血浓于水”的深情表白，感动了许多英国人。

后来据说还被一个二流诗人写成一首煽情的诗歌:

老达底拿绝不会冷眼旁观。
看着白人被这样的敌人屠杀。
血浓于水，我们上吧！

这首诗拙劣的描写了英国人和美国人苟且之意，却只字未提白河之战的结局。

到了二十七号天亮，有四百名英国人战死，其中二十九人人军官，战况之惨烈，以至于有一名陆战队员说，自己宁愿在克里米尔（法俄之战）的战斗中再死去三次，也不愿在大沽口要塞再吃一次苦头。

白河之战是清国人1849年以来对外做战的第一次彻底胜利，在战斗中击毙的洋人是之前所有战果总合的十倍。

洋人们被彻底的羞辱了。

僧王确是一代战神，这也是蒙古劲旅最后一次辉煌。

清国人欢欣鼓舞的庆祝他们的胜利，无数称颂大皇帝英明天纵，武功赫赫的颂词被送到御前。

然而国家京畿要地的水路还是被洋人们封锁着，在东方，一座繁华城市又被另一伙叛军威胁。

不过清国人有理由暂时忘记这一切。

毕竟，此时离额尔金勋爵火烧圆明园还有4个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