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

女儿高园这么快就要嫁人了，而且是嫁到二百多公里远的地方。这是多少让大家颇感意外的事。这得从她们特殊的家庭说起，杨慧今年四十二岁，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是唯一能开口说话的人。

也就是说，她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及两个妹妹都聋哑。虽说现在大家都各自成了家并有了子女，但更为不幸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首先是小时候廷机灵的哥哥在有了一个女儿之后不久就变得沉默起来，好多事情好多人他都不认识了，还经常丧失时间观念。有时在地里干活就会忘记回家吃饭，这时得有人到地里叫他，而二妹阿花本来也嫁到玉溪一个聋哑家庭，并在第二年生了一个儿子，本来想着生活逐渐又步入正轨。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天阿花行为异常，居然无缘由地举刀追砍自己的丈夫，结局是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

半年之后，阿花从医院出来，日子却已经回不到过去的模样。夫家只好把她和孩子送回娘家，家人也被医生告知阿花需终生服药。

在药物的作用下，现在的阿花身体发胖，能吃能睡，精力旺盛，但在家里也只是让她做些放牛扫地的事。

有一次，母亲看她这样太清闲也不是个办法，就劝她与妹妹阿芬去甘蔗地里除草。但她就是不肯，母亲很生气，对她一边指手画脚打着哑语，一边大声嚷嚷＂你姐姐你妹妹为你操了多少心你知道吗？＂说着说着就难过就掉了些眼泪，而阿花已经听不进去了，作为姐姐杨慧也无计可施，就对阿妈说：＂妈，算了，不要要求她了，不发病就好，不要招惹她，她要是再有事，我们都经受不了啦。＂

母亲看着女儿这么讲，还能说什么，本来她就觉得已经亏欠女儿太多。当初 女儿是可以嫁到某殷实人家的，那是在距离五十里的另一个乡镇，她和那个小伙子都互相中意，但母亲为此哭了一夜，来来回回就是这么一句话”闺女啊，你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呢？你爸身体不好，几个兄弟姐妹又是这个样子，我们老了靠谁呢？＂事实上，那个时候的情况远还没有这个时候糟糕。除了爸爸有糖尿病，至少大家都身体健康，不会说话那是没有办法，可别人有不会说话的照样可以过日子。但看到母亲那样伤心，杨慧就狠狠心回掉了那门亲。

她却没能也不会想到，女儿高园会这么早这么远也这么顺利就出嫁。男方是澄江抚仙湖畔的汉族小伙，因缘这个东西是说不清楚的，本来初中毕业后先在食馆打工，后在玉溪卷烟厂做清洁工人的高园，每天按时上下班，工资不高，加上家庭总体而言是困难的，对自己的未来还处于一种迷茫之中。但那天，表姨为她介绍一门亲事，他们碰面的那一刻，就都动了心，互相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起初，作为母亲，杨慧不太同意这门亲事。她有两个女儿，对大女儿高园她是有所指望的，就像当年母亲对她的指望一样，指望她再大一些就回到自己身边。对老二天妹就有点放任，天妹有先天性心脏病，两年前做了手术，还是亲戚朋友们筹的钱。虽说手术还算成功，但终究是个病人，不能做重活，平时也就煮个饭喂个猪什么的，将来的前程还是未知数。如果大女儿远嫁，许多事情就指望不上了，但另一方面，觉得女儿不该重复自己的老路，况且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与自己这一代不同了，让她像自己一样操持整个家显然不现实。

＂由她去吧，只要她能够幸福。＂杨慧最终还是同意了这门亲。

杨慧的丈夫杨生保来自红河县那边，生保当年和弟弟到元江县境内打工，路过者嗄新村，觉得这里的条件比老家好太多，就决定和弟弟做了上门女婿（弟弟入赘另一苏姓人家，他的故事另文再叙）生保为人活络，二十多年下来，在村子里头有了一帮能说到一块的朋友，杨慧的人缘也很好。所以女儿出嫁那天，村里许多人过来帮忙。

为女儿操办一个体面的婚礼也是作为母亲的心愿。如今，时代不同了。自己结婚那会儿就显得太寒碜了一点，现在不管怎么说，条件是好了许多，于是就和丈夫商量，杀掉了准备过年用的一头肥猪招待客人，还到县城买来牛肉、鱼肉、咸蛋、粉丝及一些蔬菜，这些年，村里操办筵席，大部分食品都习惯从县城采买，自家的菜地里蔬菜终究有限，这种数十桌客人规模的酒席显然是不够用，好在村里经常置办这样的酒席，村上就有一套备齐的餐桌餐具、一整套适合做大锅饭大锅菜的炊具，还有一批土生土长的大厨，他们各自有自己擅长，比如有人擅长做鱼，有人擅长做肉，而妇女们则帮忙择菜洗菜收碗洗碗，做活的时候，大家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在村里，每每这个时候，是大家坐在一起交流最好的时候，办几十桌的酒席，家里的厨房自然满足不了需求，这个时候需要在家门口空地上用几个石块支起大锅做饭。对小朋友们而言，那种场合也是最佳的玩甩的去处。有时候厨师高兴了就给他们现炸的酥肉吃，对庄稼人来说这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日子嘛，就是这样，一个村，一年里头会经历许多事情，有时忙着讨媳妇，有时忙着埋人，其余的时间忙着地里的活，也有人很有空闲打麻将或者扑克。

讨媳妇嫁女儿也有人家不愿意这样麻烦，就学城里人的样，到县城的饭店包酒席，那里有专门为婚礼服务的礼堂，还有司仪主持，只是大部分村民是不愿意去那里的，正襟危坐在那里，非常不舒服。＂那些饭菜也不怎么样嘛，就样子好看＂一个妇女这样说道。

今天，高园和新郎到城里化了妆，当新娘穿一袭白色婚纱，新郎着一套浅色西装，与伴娘伴郎，端着糖果盘站在门前的那棵酸角树下迎接客人，脸上挂满灿烂笑容，这种在农村仍属新鲜的仪式还是吸引了村民好奇的目光，有人窃窃私语：＂看样子，男方家一定很有钱吧？迎娶新娘的小汽车都来了五辆呢！＂

男方家到底有没钱倒不是最重要，这次婚礼，村民们倒是长了不少见识，单是新娘那一身打扮，就像电影里面看到的一样，有村民说，你看人家闺女，打扮好了一点也不比城里人逊色。本来嘛，高园长相就不错，这几年在外打工挣钱，穿着上也有了些城里人的时尚。所以今天显得特别的漂亮，完全像个明星一样。

杨慧是基督徒，早在八十年代末期，县城里的基督教会派牧师到各个村寨传播上帝的理论和信仰上帝的好处，当时牧师说，有人天天向上帝祷告，失聪的人能听见声音，失明的可以重新看到光明，这对杨慧一家而言，是多么好的消息啊，因此杨慧的父母自然成了村里第一批入教的会员，而且按照牧师的指点，天天向上帝祈祷，希望有朝一日，能给四位聋哑儿女带来奇迹，然而许多年过去了，一切如故，村里有人就取笑杨慧的父亲：＂老杨，听说信了上帝耶稣，聋子就可以听见声音，你的儿子现在可以听见了么＂＂这个、这个嘛，＂这个时候，原本性格内象的父亲不知如何向他们解释，情急中只能说＂圣经上这么讲的，又没有说每个聋人都能这个，不信你自己去瞧去＂，但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很虔诚地继续自己的信仰，在村里，他们信仰耶稣不说信仰，而是说学耶稣学道理，这不经意的不同的表达方式其实还是有区别，在他们眼里学习耶稣还是存在每个人的悟性或用心的程度不一样，结果也会不一样，他们说，有些事情你不去尝试你就不知道，他们还说，每周日到城里的教堂做完礼拜，回来后心里就舒坦许多，如果没有上帝，这又如何解释。

自从集体经济解体后，许多村民一下子没有了方向，以前习惯被领导被安排，习惯子一种归属感，一下子要自己决定地里种什么如何种施什么化肥打什么农药一下子还有些不适应，特别是每天从自家地里回来，村民之间的交流少了，心里就有些空落落的，这个时候，基督教每个周日的集体礼拜，让他们找到另外一个集体的存在。另外，经常性的晚上聚会，唱歌等活动也吸引更多的村民到教会中来。有些村民信教的动机更是直接，那就是信教的老人去世后，葬礼的操办方面一切从简，而且全由教会统一主持操办，这对经济条件不是太好的人而言可以省掉一笔不菲的开销，这种好处倒是看得见摸得着。

教会最火红的时候，村里信教的人数达到一百多人，后来在政府民宗部门的支持下，还建了教堂，过了几年又加盖了一层，这样信徒们不用每周日去城里做礼拜了。

但是再后来，信徒就流失了一部分，最终稳定在八十人左右。而且年轻人极少。＂现在的年轻人，真不知道他们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嘟嘟嘟整天骑个摩托车到处瞎逛。＂一位上了年纪的信徒不太满意村里那些年轻一代的表现。

在酒席正式开始之后，教会里的兄弟姐妹们在院子里表演了他们自编自导的歌舞节目。节目说不上精彩，演出过程中扩音设备如同虚设，还增加不少噪音。但这一切并不影响他们表演的热情和真诚，他们每个人还认真化了妆，穿了红红绿绿的演出服，就如同在舞台上演出一般。忙碌了一天的杨慧这时也挪来一只凳子上面坐了在一旁观看，这时候的她脸上露出了微笑，那么多亲朋好友和教会里兄弟姐妹们前来祝福多少冲淡了心中的伤感。

第二天，作为新娘，女儿高园就要被接走了，天空下起小雨，一位老人说＂阿呀呀，都说女孩子出生的时候下雨的话，待她嫁人的时候也必定下雨，还真是这样啊，当年高园出生那天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也是下雨，我还穿了一双雨靴跑到妇幼保健站去探望，还被那个医生训了一顿，说我弄湿了他们的地板。＂高园他们吃过早饭，在细雨绵绵中，在几串鞭炮声中走了，在男方家还得按当地的风俗再次办酒席，但高园的父母没有同去，＂那边定亲的时候去过一次了，接走了就属于男方家的事，地里的谷子黄了，又赶上下雨，再不收割谷子就会烂在田里＂。而外婆本来也没打算去男方家的，在大家的一次次劝说下，最后动摇了也决定跟着去，外婆今年已经七十多，虽说那里离这里不到二百公里，但谁说得清以后有没有机会去呢？作为外婆，也想知道孙女嫁到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都说是抚仙湖边上一个小渔村，风景很好，还是亲自见了心里才踏实，这样，以后想念孙女想像孙女的家的时候不至于那么空洞抽像了。

说起这位外婆，真是个苦命人，年轻时美丽又善良，孝敬父母尊敬兄弟爱护妹妹一切都没得说，但生了五个孩子只有老二杨慧可以开口说话这件事情本身就预示她苦命的日子拉开了序幕，后来发生的一件件事情完全证明了这种不祥预感，有一天老大儿子变得行为古怪，女儿阿花精神失常，在生活中几乎也还没有哪件事情是顺风顺水。因为儿女众多，早在八十年代末期，他们要村头地尾的空地上择地新建几所平房。那个时候，村子周边还有许多空地，丈夫起初在村子的西边一处缓坡上订了几根木桩，这是村子里约定俗成的以示占有的方式，然后准备在几个月后动工建两间平房，但遭到自己的激烈反对只好放弃，理由是村里饮水井是在村子以东两里远的地方，他们家人口又多，要是把家安在西面，每天担着两只水筒去取饮用水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东面已经没有较好的位置了，而且东面处于风口，冬天的时候，那个风就呼呼呼经常刮个不停，但最后还是选址在东面。让外婆没有想到的是，几年之后，村里的饮用水问题得到解决，村子里统一修了水池，水管接通到家家户户，担水吃的历史已经彻底结束。而每年冬天，那呼呼呼的寒风依然刮着。

他们家总摸不准日子前进的方向，在大方向上总是踏空而追悔不迭。

杨慧的母亲经常说，＂早知这样，我们就在西面那个缓坡上，多好！＂那个他们说的缓坡上，现在是一姓车的人家在那里建了房子，周围也被其他村民占据建了房子，确实是个不错的地儿。比这个更为让外婆后悔不及的是，现在他们家种植地太少，作为庄稼人，耕地是命根子，但是他们家里的地原本是村里分到的公田公地为主，经过几次分家之后，分到每家的耕地就更少。＂

＂那个时候很傻，离村稍微远点的漫坡地大处都是，有人就开垦这些荒山野地，虽说土地并不肥沃，土壤里掺杂的石块也多一点，但开垦出来作自留地终究是好的，我说，’老头子，我们还是去开垦一些，我们可有两个儿子呢！’但你猜老头 子怎么说，有什么用？你整好了迟早照样被集体收归回去，这种亏我吃太多了，我再也不想上当了。’我清楚老头子说的吃过亏是指什么，也就作罢，可是现在你看看，这才是吃了大亏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世事谁也看不透，人生本来就像是一个赌场，有人赢了，赢得盆满钵满，有人输了，输得家徒四壁，而杨慧五个兄弟姐妹，日子尽管也艰难，家里还是有彩电，冰箱，也装上了电话购了摩托车和农用三轮车，甚至今年弟弟家还安装了空调。

这里夏天奇热，十多年前还作为奢侈品的空调如今也开始进入寻常人家。

所以，不管怎么讲，与许多年前相比，要是阿花没有事，现在的生活条件比以往不知好过多少倍了。

转眼到2015年。春节前夕，趁着单位开年会的间隙，我再次回到了新村，村里大部分家庭忙着收割甘蔗，这是一个较重的体力活儿，且需要集中劳力在规定的日期内做完。他们首先要把甘蔗一排排砍倒，用一种特制的镰刀削去叶子，再把削好的甘蔗撸码整齐，捆扎，装上卡车拉到制糖厂。在元江，种植甘蔗传统的农业，当年元江唯一的工厂可能就是该县的两个糖厂，后来改制，国企变为私企，部分工人解散或分流，糖厂效益一度突飞猛进。后来元江在发展热带水果方面，不断引进一些优良品种，比如台湾青枣，香蕉、洋桃等。元江独特的热坝资源，发展热带水果得天独厚。后来政府又大力发展芦荟，专门成立了芦荟产业发展办公室，那年头，芦荟似乎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芦荟也就成了大家发家致富的稀罕物，一株芦荟苗涨到3元，但是当年元江唯一的芦荟加工厂根本没有能力消耗这么多产量，许多芦荟又被连根拔掉，丢在路边成为垃圾。

元江的芦荟产业还没有风光起来就宣告矿产。

而现在，情况又发生逆转，那家芦荟加工企业引进资金，扩大规模，调整产品结构，在原料方面，由公司直接租赁农民土地，亲自管理，在新村就有几千亩土地被租赁，农民也有了机会在芦荟种植打零工的机会，每天每个工80至100元。

而甘蔗种植面积锐减，以前到处可见的甘蔗林现在被各种果园，芦荟地，茉莉花地取代。在全国各地大量冒烟的工厂，老百姓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非常幸运的是，由于经济欠发达，工业发展受到限制，被迫走发展农业的路子让元江仍然一片生机盎然。

这几天，让杨慧为难的一件事是，曾患有精神疾病一直靠药物维持的妹妹阿花最近突然拒绝打针吃药，因为长期吃药和打针，阿花体态明显发胖，就这个事情，杨慧不知劝了她多少次，但是她执意不肯，用哑语表示自己打了三年针水了，已经完全好了，不需要再打，她同时比划说打那个针水，能吃能睡，自己都胖成这个样子难看得要命，另外打针胳膊也疼的难受，妹妹是聋哑人，聋哑人的语言毕竟有限，要跟她表达为什么要打针，为什么必须打针还是有些困难。说到打针导致胳膊酸痛，杨慧对妹妹又有些心疼，她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一年之后，由于中断药物注射，阿花明显地瘦下来了。每天喂猪饮牛，打扫院子，洗衣做饭，也是家里一个好帮手，然而令全家人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那是一个周未的下午，照例要由杨慧的丈夫杨生保送几个小孩回到学校，可是阿花死活就是不同意把儿子送回学校，她用哑语争辩着她的小孩送回学校就会有人加害他，她坚持认为上周她的儿子脚踝受的伤是他人所为。杨慧一次又一次向她比划是他自己不小心导致的。她哪里肯听，不仅不听，和她的姐姐推推攮攮的从争吵差不多升级到支体碰撞了。

这是阿花犯病前的典型症状，作为姐姐杨慧也就有些惊慌起来，一开始想极力说服她，而后僵持在那里，杨慧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那一天本来家里来了几个客人，大家正在围着桌子准备吃晚饭，一次性杯子里倒满了米酒。

争吵发生之后，为了不进一步刺激阿花，客人们故意低着头假装说着其他的事情，其实都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受惊吓的七岁儿子一会被姨妈拉过来一会儿又被妈妈拽了回去，他也是无所适从，两边都是自己的亲人，眼神里面充满了无助甚至有些恐惧。

最后，还是姐姐杨慧作了妥协，小孩则被哑巴妈妈推进房间，为了不让他人靠近索性还在里面反锁上了。

杨生保就决定先送弟弟的孩子回学校，顺便把当天采摘的茉莉花卖到县城里去。太晚了，收购茉莉花的人也会收了摊的。

一场风波终于平息。

杨慧显得非常疲惫，欲哭无泪，她有些茫然地坐在那里。大家你一言我一言地安慰她，也帮她出主意，总之，送小孩回学校最早也是明早的事了，而且要在阿花不知情的情况下。

杨慧说阿花按医嘱一个月打一次针水的时候人已经正常了，可是自从后来阿花不肯再打针吃药，一种不安就驻进了心里。简单有限的哑语根本说服不了她，说着说着杨慧就忍不住开始抽泣，这个时候，有客人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说：“算了算了，还是想开一些吧，天上事天上了地上事地上了，天塌下来也总有解决的办法的。”

杨慧也就止眼泪，大家就劝她吃饭，她心不在焉地说：＂我不饿＂。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杨慧掉眼泪。我肯定，那一刻，杨慧也许想到了许多许多自己一家人坎坷的命运。她是兄弟姐妹四个家庭的支柱，这个操持着一整个大家庭日常生活的女人体会到了活着有多么不容易。这一切全部被她的平时豁达开朗的母亲看在眼里，可是她也帮不上什么忙，也沉默在一旁，我看到了两个与命运抗争了一辈子的农村母女，同样都是母亲，也许上帝在她们的肩膀上安排了太多的担子，这担子几乎把她们都压垮。

阿花以前本是个聪明能干的姑娘，和同样是哑巴的妹妹阿芬当年同时到水泥厂做计件工，无论是拆线还是缝制纸袋都比妹妹做的更好，远嫁玉溪之后，本来日子也还算过得去，还顺利生下一个男孩，可谁都没有想到结局就是这个样子，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她在婆家遇到了什么不如意的事情，没有人知道。

几位客人接下去谈论的话题也是下一步如何就阿花的情况怎么打算的问题。

阿花病情严重的时候，容易伤害到他人，这也是大家所担忧的。

最后大家还是赞成再送市二医院（一所精神疾病医院），但是如何送到医院又是一个问题，说服阿花自然是不可能，由家里人强制比如把她绑了可能会产生更坏的结果，求助政府专门机构可能是首选。杨慧说村医阿珍曾经答应过可以用她的车子送到玉溪，可是谁能保证在送的过程中，如何稳定她的情绪或遇到反抗如何控制住局面等一系列问题。

我们从民政部门到公安局、妇联等逐一分析了受助的可能性，最后认为残联最可能管这件事情。刚好负责残联的是文林的朋友，文林立马把电话打过去进一步落实。

这些举动，也许能够让杨慧的内心有一丝丝的温暖。

第二天一早，杨生保把小孩送到学校，很忐忑地回到家里，阿花到底没有表现出什么忿意来。

昨天下午发生的事情，阿花本人真的也许也已经忘记了。

阿花可能真的是需要送到医院接受治疗，至于治疗以后的事情，生活中有太多厘不清的头绪，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这是杨慧多年以来的经验，有些事情先放一放也就过去了。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杨慧向主耶稣祈祷了没有，不过我倒是希望，耶稣无论能够听到与否，杨慧最好是深信不疑。

那一刻，我真的希望有一位上帝他真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