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顾东桥书》
【原文】
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chóu]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何者？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而但使之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是盖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则人亦孰不能之乎？
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视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乐，而不耻于不明礼，视夷之通礼，即己之通礼也。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气充周，血脉条畅，是以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昌；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时之得，以猎取声利之术，若管、商、苏、张之属者，至不可名数。既其久也，斗争劫夺，不胜其祸，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霸术亦有所不能行矣。
世之儒者慨然悲伤，搜猎先圣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补于煨烬之余，盖其为心，良亦欲挽回先王之道。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戏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间有觉其空疏谬妄、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
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性成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辩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究其术。其称名僭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
呜呼！以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吾圣人之教，而视之以为赘疣枘凿，则其以良知为未足，而谓圣人之学为无所用，亦其势有所必至矣！呜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不亦拘滞而险艰乎？呜呼，可悲也已！
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者，吾谁与望乎？
【背景简介】
《王文成公全集·年谱》载：“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岁，在越。九月，归姚省墓。答顾东桥。”不过，学者陈荣捷先生在《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一书中指出，《续刻传习录》中已收录此文，而年谱记载南大吉续刻时间是上一年的嘉靖三年甲申十月，因此怀疑或是续刻时间记录有误，或是该书“乙酉”年标注有误。
施邦曜在《阳明先生集要》一书中就此文有评曰：“此书前悉知行合一之论，广譬博说，旁引曲喻，不啻开云见月。后拔本塞源之论，阐明古今学术升降之因，真是将五藏八宝，悉倾以示人。读之，即昏愚亦恍然有觉。此正是先生万物一体之心，不禅详言以启后学也。当详玩勿忽。”
【译文】
如果拔本塞源之论不能倡明于天下的话，那么，天下那些学习圣人的人，将会感到日益繁复，日益艰难。他们甚至沦为了禽兽夷狄，还自以为学的是圣人学问。我的学说也会，虽暂明于一时，但终将难续，就犹如西边的冰刚刚融解，东边又有坚冰出现;前边的云雾刚刚散去，后边又早已是云雾腾腾。即使我喋喋不休地讲说,不惜危困以死，可最终对于拯救天下也没有分毫的作用。
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圣人看待天下之人，没有内外远近之别。只要是有性命的，都如他的兄弟儿女一般，他没有不想去保全教养的，以遂其天地万物一体的心念。天下的人心，最初跟圣人也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后来中间有个体私欲，被物欲所遮蔽，于是由广大变得狭小，从通达变得阻塞。人各有心，甚至到了父子、兄弟反目成仇的地步。圣人对此深感忧虑，于是推广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来教化天下，让每个人都能克除私心，去除障蔽，得以恢复他们心体中相同的义理。圣人教化天下最主要的理念就是尧、舜、禹相授的心法:“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教化的办法就是舜命令契推行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大方面。唐尧、虞舜及夏、商、周的时代，教育者所教的唯有此，学习者所学的也唯有此，当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俗，安而行之的人被称为圣人，勉力而为的被称为贤人，而与此违背的，即使像丹朱这样聪明的人，也都称之为不肖之徒。下至街巷田野之间，从事农、工、商、贾的底层百姓，莫不是以此为学，并且把成就自己的德行当作要务。这是为何呢?因为当时的教育，没有见闻之杂，记诵之繁、文辞之滥、功利之逐，只让他们孝顺父母，敬重兄长，忠信待友，以恢复他们心体中相同的义理。而这些都是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并非要借力于外，因而有谁做不到呢?
学校教育，就是为了成就人的德行。人的才能各不相同，有人擅长礼乐制度，有人擅长行政教化，有人擅长水利种植，需要依据他们所成就的德行，让他们在学校中进一步提升各自的才能。待到依照德行推举任职，就让他在这个职位上终身不变。作为领导者，只知道同心同德，让百姓安居乐业，只关注才能是否相称，而不以身份的高低来分轻重，不以工作的劳逸来分好坏。作为被任用的人，也只知同心同德，让百姓安居乐业，如果自己的才能足以胜任，则终身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也不觉得辛劳，安于从事卑琐的工作，也不自以为卑贱。在那个时代，全天下的人高高兴兴、和和美美，相互之间亲如一家。那些才能偏下的人，就安于农、工、商、贾等事，勤奋工作，彼此互通有无，相生相养，而没有希高幕大的非分之想。而像皋、羹、稷、契一样才能优异的人，就出来当官任职，各效其能。
国事犹如家事，或是谋其衣食，或是互通有无，或是制造器物。众人齐心协力，以遂“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的心愿。当事者深恐有所怠慢，因而特别重视自己的职责。所以，后稷辛勤地教民耕种，并不因为自己不懂教化而感到羞耻，他把契擅长教化视同自己擅长教化:夔主掌音乐，并不因为自己不明礼仪而感到羞耻，他把伯夷通晓礼仪视同自己通晓礼仪。他们的内心纯粹光明，能够彻底地达到天下万物为一体之仁，因此，他们的精神流贯，志气通达，没有人我之分，物我之隔。这好比人的身体一般，目视、耳听、手持、足行这些功能，都是满足这个身体的需要。眼睛不会耻于没有听力，耳朵要听声音，眼睛也一定会去看:脚不会耻于不能持物，手要取物，脚也一定会向前。由于人身之中，元气充盈周流，血脉条达畅通,身体的痛痒呼吸，人都能精细感受，并且反应神速，真有不言而喻的妙处。圣人的学问之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容易学会，容易成就，主要在于恢复心体中相同的义理，而知识技能方面的事情并非需要论述。
自夏、商、周三代之后，王道渐渐衰微而霸术开始盛行。孔子、孟子离世之后，圣学不明而邪说横行。教者不以圣学为教，学者不以圣学为学。玩弄新术之徒，窃取某些与先王之道近似的东西，借助外在的技能以满足内在的私欲，天下之人意然还趋之若鹫，一心推崇，圣人之道终被埋没。天下之人，竞相仿效，日日热衷于富国强兵的技巧、相互倾诈的阴谋、攻城伐国的计策，追逐一切欺天罔人、求一时之得以猎取声名利禄之术，比如管仲、商鞅、苏秦、张仪这类人，多到难以数计。长此以往，相互争斗劫掠，祸乱无穷，人沦为禽兽夷狄，最终连霸术也都行不通了。
世上的儒者慨然悲伤，他们搜寻过去圣王的典章制度，在焚书的灰烬中拾掇修补，他们的用心，的确是想挽回先王之道。但是，圣学已远，霸术的流行，又已深入人心，即便是贤人智者，也难免受其影响，他们希望对圣学讲明修饰，以求弘扬光大，但其结果只是加固了霸者的藩篱，圣学的门墙难以得见。于是有了训诂之学,人们传讲它以获取名声;有了记诵之学，人们谈论它以显示博学;有了辞章之学，人们铺排夸张以求文辞华丽。诸如此类，沸沸扬扬，蜂拥而起，对峙天下，不知到底有多少家，就像万径千蹊，让人无所适从。世上的学者，如同进入了杂耍乐舞的表演场，各种嬉戏跳跃、争奇斗巧、逞美献媚的人，从四面八方竞相出现，让人前瞻后看，应接不暇，以至于头晕目眩，精神恍惚，日夜沉溺其中，就像病狂丧心之人，不知道自己的家业在何处。当时的君主也同样沉迷颠倒在这些学说当中，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讲什么。偶尔有人能发现那些学问空洞错谬，支离拘泥，虽然他们想卓然奋起，将学问落到实践之中，但是他们最终能抵达的，也不过是像春秋五霸一样，成就富强功利的霸业而已。
圣人之学日益不明，功利之习日益深重，其间，虽然也曾推崇过佛老之说，但佛家、道家的学说最终也没能战胜世人的功利之心。又有人曾经把群儒的思想折中取正，但群儒的思想最终也没能破除人们的功利之见。到了当今的时代，功利的瘤毒，已经浸透人的心髓，几千年来，已经积习成性。当今之人，在知识上互相夸耀、在权势上互相倾轧、在利益上互相争夺、在技能上互争高下、在声誉上互相夺取。那些为官的人，管钱粮的还想管军队和刑法;管礼乐的还想插手官吏的选拔。身为郡县长官，却期盼着省级的人事、财政和司法的高位;身为御史、谏议大夫，却眼望着宰相这一要职。所以，不用力做这样的事，就不能身兼负责此事的官职;不通晓这方面的知识，就不能谋求这方面的声誉。于是乎，记诵之广，正好用来长其傲;知识之多，正好方便行其恶;闻见之博，正好有助肆其辨;辞章之富，正好用来饰其伪。因此，皋、變、稷、契不能身兼的事情，而今初学小生都想通其学、究其术。他们的名义和旗号，都是在讲“我想要以此来完成天下人共同的事业”，但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却是:如果不知道这些，就无法谋求私利，满足私欲。
呜呼!他们以如此的积习，以如此的心志，而又讲求如此的学术，无怪乎听到圣人之教，会视之为多余无用的东西，与之格格不入。因而，他们认为良知不足以穷尽天下之理，认为圣人之学是无用的学问，他们有这样的看法也是必然了。呜呼!士子生于这个时代，如何能求圣人之学?如何能论圣人之学?士子生在这个时代，想要修习圣学，不也太过劳苦繁难、太过局限艰险了吗?呜呼，真是可悲啊!
所幸的是，人心之中的天理，最终也不会泯灭，良知的光明，照彻万古犹如一日。听了我拔本塞源的主张，定会有人在心中恻然而悲，戚然而痛，于是愤然而起,激昂慷慨，犹如决堤的洪水，滚滚而泻，势不可挡!若非有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起，我又能寄望于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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