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红心比灯明 ——记泸溪县老科协秘书长杨心明先生

甲午四月的一天，我正埋头在办公室忙碌，伴随着“咚咚咚”三响舒缓而极富节奏的敲门声，一个彬彬有礼的声音传入耳际：“请问，向秘书在吗？”我抬眼望去，一位精神矍铄、笑容可掬的老先生走了进来。交谈中，得知老先生叫做杨心明，是县老科协秘书长，想让我给县领导写个材料，好交到州里参加“关心支持老科协工作好领导”的评比。搞文字是我的本职工作，再说老先生要求到七月初交稿，想想时间充裕得很，便应允了下来。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到了六月底，我早把写稿一事忘到九霄云外。一日，我正忙着写个信息，老先生又笑容可掬地来到我办公室。一见老先生，才想起写稿一事，顿觉分外窘迫，连忙道歉。谁知老先生却和蔼地说：“不打紧，上次说的是七月初写好，时间还未到哩！”又递给我一沓整整齐齐的资料说，“这里有几份老科协的简报，是我编写的，还有我准备出书的一些资料，有时间请您看看。”我接过这沓散发着墨香的资料，顿生敬意：一位年逾七旬的长者，对后辈如此宽容、如此谦逊，对工作却这样虔诚热情，不能不令人折服。于是，便和他深谈起来。

一

1947年，杨心明出生在白羊溪乡一个叫做排口的小山村。那一年，他父亲41岁。在此之前，杨家只育有两个女儿。中年得子，自然是一喜，于是便取名为“送喜”。

在解放前那匪祸横行的年代，“送喜”的到来并没有给家里送来多少“喜”，反而成了家里甜蜜的负担。每当土匪来袭，乡亲们忙着牵猪赶牛往山里躲时，杨心明的父母只顾抱着儿子跑。家里的物什经常被土匪洗劫一空。直到解放后，才过上安稳日子。

1954年，杨心明读书了。母亲不识文化，但对文字却敬若神灵，经常告诫他：“书字不能乱丢、不能坐、更不能踩，脚踩字要瞎眼睛。”父亲则念过几年私塾，可以手把手地教他。加上他对文字与生俱来的敏感，成绩始终很好。在村小读书的这四年，是他最幸福的四年。1958年秋季，当他以村小第一的成绩考入了小章高级完全小学，原本以为可以到更广阔的知识殿堂遨游时，殊不知，苦难，竟成了这位笃爱知识的少年最亲近的朋友。

小章完小离家16里，全是崎岖的山路。当时正值大跃进年代，全国人民都在过苦日子。一个刚刚十一岁的少年，每周要挑着八九十斤重的柴米去学校，在那崎岖的山路上，不知跌了多少跤。跌倒了，爬起来；被荆棘划破了皮肤，不在乎；甚至磕破头，自己嚼把草药敷上，继续前进。到了学校，还得自己挑水生火做饭。这，还不算什么。更让人难受的是根本吃不饱饭。当时一天定量是十六两秤的9两米，早餐5两，晚餐4两。按照今天十两秤计算，即每天只吃5.6两，早餐3.1两 ，晚餐2.5两。对于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来说，这是一种多么痛苦的折磨。13岁那年，六年级尚未读完，杨心明和他的大多数同学一样，实在受不了饥饿，离开了学校，辍学回家。

回家后日子依然过得很苦，他稚嫩的肩膀就要担负起养家的重任。但不管日子多苦，他对读书、对学习的热爱却一直未减。白天，他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晚上，就挑灯夜战刻苦自学。凡是寨上人家里有的书，他都借来看；凡是有点知识、识点墨水的人，杨心明都乐意和他们交朋友。甚至，连包糖包盐的纸张，杨心明都不愿错过，把上面的诗歌、文章也一一背下来、抄录下拉。来村里做木工活的罗木匠也成了他的好朋友，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视若珍宝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借给杨心明看。1967年，能写会算的杨心明被推荐到自己的母校——排口村小担任民办教师。

二

原以为，自此可以专心教书，过上自己喜爱的生活，然而，命运再次和杨心明开了个玩笑，苦难这个好兄弟，和他愈发亲近了。

1968年，文化大革命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也闹得轰轰烈烈起来。一夜之间，这样一个小村子，不知从哪里冒出了这么多反革命，今天张三被批判，明天李四挨抽斗，一时间人心惶惶。一个秋雨恣肆的夜晚，杨心明批改完作业正准备上床休息，一伙凶神恶煞之徒冲进了他家，不由分说便将杨心明连推带搡撵到了村油坊——这是造反派整人的地方。

油坊里，全大队的造反派都聚集在这里，一边烤火，一边说笑。一见杨心明被押了进来，立马拉下脸来，一个个声色俱厉地问道：

“杨心明，你要老实交代瓦厂棚反革命问题！”

“快把你们反革命纲领和组织交出来！”

“快说，你们开黑会给你封了什么官？”

“你是不是瓦厂棚反革命组织的秘书？”

笑话，真是天大的笑话！什么“瓦厂棚反革命问题！”什么反革命组织的“秘书”！那只是杨心明等几人和瓦匠一起捉泥鳅打平火而已。杨心明心里亮堂堂的、坦荡荡的，不做亏心事，哪怕鬼敲门！造反派见审不出个所以然，又用绳索把杨心明吊起来打。任凭造反派怎样折磨，杨心明始终不屈服。实在无法，造反派把杨心明关了起来，再跑到杨心明家里翻了个底朝天，连课本、教案都被造反派们分了个精光。

造化总是这样弄人。杨心明的生活，就像初冬的油菜苗，当它在冬阳的抚摸下正准备散开枝叶放肆生长时，一阵严霜袭来，又被打回了原形。

苦难，依然是杨心明最好的朋友。他被造反派关了足足一个月。

三

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的光辉，在阳光的普照下，一切黑暗都将被驱逐干净。受苦受难的人儿，终于迎来幸福的曙光。

1970年，那是杨心明命运转折的年份。那时，国家搞“三线”建设，从各县抽调修路人员。四个名额分到杨心明所在大队，年富力强的造反派们竟无一人敢报名。于是，大队里成分高的、甚至像杨心明这样的“反革命”报了名，成了建设“三线”的人才。

杨心明所在的铁路民兵连工作的第一站是永顺长官。一时间，永顺长官的悬崖峭壁上、原始森林里成了热气腾腾的工地，到处是挥汗如雨的背影，到处是振奋人心的劳动号子。搞大兵团作战，宣传工作很重要。领导安排杨心明担任文书工作，专门抓宣传。那是多么幸福的日子啊！白天，杨心明一边和战友们劳动，一边收集了解建设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晚上，战友们进入了梦乡，杨心明便挑灯夜战。杨心明比战友们休息的时间更少，付出的劳动更多，但他总觉得自己被幸福包围。因为在这里，没有人批斗他，没有人扣他反革命的帽子，相反，民兵团广播站几乎天天有他的广播稿。战友们听了很受鼓舞，劳动的劲头更足了，工程进度很快，在全线第一个完成了路坯建设任务，成为民兵团的先进连队，杨心明也成了团里较有影响的连队文书。

对工作，杨心明总是满腔热情。在“三线”建设的两年里，他始终坚持一边搞劳动，一边搞文书。虽然很累，但一直觉得很充实，很幸福。用现在的话讲，叫做累并快乐着。1972年7月1日，在文家河抢修罗依溪大桥的工地上，杨心明被批准入党。黑终究是黑，红终究是红，是非不可能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颠倒。之前受尽磨难，杨心明没有落下一滴泪，今天，在投入到组织怀抱的今天，杨心明却热泪盈眶。这，是幸福的泪水！

四

“三线”建设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县里组建氮肥厂需要人才，杨心明和20多名民兵战友一道，被组织选回到县里参加氮肥厂建设。

一个能写点小文章、会算点小账目的年轻人，一下子要接受化工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可其他战友们的基础也并不比他好。于是，厂里组织了一百多人的培训队远赴宁乡氮肥厂学习。领导委以重任：杨心明除了和同事们一起学习生产技术外，还要负责把宁乡氮肥厂办厂经验、工艺指标、厂规厂纪、劳动组织等全套东西带回来。这实际是秘书工作。于是，杨心明又有了个新称呼，“杨大秘书”。这可不是之前被造反派强扣在他头上的“瓦厂棚反革命组织”的秘书，而是响当当的、又红又专的国有企业里的秘书。这一声“杨大秘书”叫得杨心明心里美滋滋的、甜蜜蜜的，工作使起了十二分的干劲。学员们没有学习资料，他便借来钢板、铁笔，买来蜡纸，利用休息时间，一笔一划地刻起来，耗时一个多月，手上起了厚厚的老茧，终于把《合成氨工艺学》油印装订本发放到每一个学员手中。培训队粮食不够吃，杨心明临危受命，带着一百多个学员的期盼，冒着风雪只身前往宁乡革命委员会找领导，拿到了“同意从机动粮中解决大米五千斤”的批条，帮助泸溪县一百多学员渡过了难关。

一年多的学习培训结束了，杨心明被安排到县氮肥厂工作。先后担任过工艺操作班副班长、办公室秘书等职，并转为国家干部，担任了厂团委书记。之后，杨心明陆续担任了县委组织部干事、乡公社秘书、县铝厂副厂长、县耐火材料厂厂长等职，他还是解放岩乡政府的第一任乡长。

五

青少年时经历的苦难，练就了他坚韧的性格；人生的阅历越广，他对这个社会爱得越深。他常说，自己能有今天，靠的是大家的帮助。于是，他始终怀着感恩之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对于弱势群体，他倾注得更多。

1974年，一个小孩在县氮肥厂办公楼边水池里洗澡溺水，他顾不上脱衣服就跳入水中将其捞起，挽救了一条即将逝去的生命。

1980年，杨心明任解放岩公社秘书。该公社供销社搞熟食业的一位讲北京口音、待人服务热情的大姐引起了他的注意。经了解得知，大姐姓赵，原是北京人，因为文化大革命回到丈夫的原籍解放岩茨冲，经历了许多磨难。直到1978年落实政策后，才被安排到公社供销社熟食业搞服务员，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苦。而他的丈夫，仍然远在离公社20多里外的茨冲当农民。赵大姐的遭遇引起了杨心明的深切同情，尽管当时他只是个小小的公社秘书，仍然不遗余力为赵大姐奔走呼吁。他撰写的长篇人物通讯《我们山里的北京人》，在《团结报》上刊发，使赵大姐很快被社会所认识，并逐步成为供销系统的模范人物，先后担任了公社供销社副主任、主任、县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经过杨心明的努力，赵大姐的丈夫也抽调到公社林业站工作，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说起杨心明的热心肠，和他一起共事过的县氮肥厂、耐火材料厂等单位同事们感受更深。1998年，杨心明去探望身患肺癌的田连传同志。田连传同志曾任浦市化工总厂黄磷分厂厂长、洗溪磷矿副矿厂、泸溪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等职。为人忠诚老实，正直清廉，退休后身患恶疾，又不肯向组织开口求助，家境十分窘迫。杨心明到田家时，老田正佝偻着腰在煨中药，满屋药味。杨心明见了非常痛心，尽管和老田非亲非故，但从田家出来后，他马上找到州、县相关领导，为老田解决了2万元医疗费，帮老田渡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俗话说：人走茶凉”。老田不在了，照理说杨心明可以不管田家了，但杨心明没有这样做，仍然继续为田家奔走呼吁。2004年，州派一个工作组来洗溪磷矿处理破产改制事宜。杨心明闻讯后，立即找到工作组，三番五次反应老田去世前因企业困难，还有一大笔医疗费无处报销的问题。杨心明的切切之心使工作组人员备受感动，老田生前治病的医疗费用，在他逝世的几年后，终于得到了报销，田家遗孀因此还清了债务。在2008年5月1日田家女儿的婚宴上，老田的夫人陈大姐要新人向杨心明鞠躬致谢，并一再嘱咐自己的孩子，要永远铭记杨叔的恩德。在场亲属无不深受感动。

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杨心明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热心，去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工作时是这样，退休后还是如此。如今，他是县老科协的秘书长，是县政协的文史资料征集员，他仍然在为他钟爱的社会、为他热爱的人和事散发着光和热。

六

我恭恭敬敬地摊开杨心明先生送来的书稿认真拜读，我的思绪在他的字里行间游走。他对学习的热爱、对工作的热情、对他人的热心，都在感染着我肺腑，撞击着我的灵魂。我分明看到了一个童年时代受尽苦难的杨心明，看到了一个青年时代百折不弯的杨心明，看到了一个时时刻刻关心他人、同情弱者的杨心明，看到了一个视学习如生命、笔耕不辍的杨心明。他采写了一批通讯、发表了一系列诗歌、撰写了许多调研文章，他撰写的《论经济活动中回扣的危害及其治理对策》、《红军长征过泸溪》曾产生过较大影响；他撰写的《白羊溪乡封山碑记》、《怡心园记》甚至被刻入石碑，永远铭记。

常有人这样说：如今阅读资料更加丰富了，愿意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了；写作工具更加简便了，愿意写作的人却原来越少了；发达的交通拉近了城市之间的距离，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仿佛越来越远了。于是，有人这样认为：“‘爬格子’是苦差事，不要搞这个。”也有人这样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管好自己就行了，不要去管别人的闲事。”然而，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者，却终生视写作为生命，自始至终推己及人地关心关爱他人。在默默笔耕中，他收获了无数丰收的喜悦；在给他人送去温暖的同时，他收获了无数灵魂上的慰藉。

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好比一个小小的水滴，未能给大地多少滋润。但当无数水滴聚集在一起，就能汇成涓涓细流；无数细流聚集在一起，便能汇聚成漫天的江海。在泸溪县，有无数个这样的“杨心明”：他们有的顶着炎炎烈日，为果农传经送宝；有的深入河岸溪边，指导植树造林绿化家乡；有的带着诊疗器械，把健康知识送到土寨苗乡。泸溪县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泸溪县的各行各业都有他们挥洒汗水的身影。这些“杨心明”有一个共同的家，就是泸溪县老科协。到2014年，全县老科协会员已发展到287人，下设7个分会、3个专业组和15个乡镇老科协，其中，会员中拥有高、中级职称者达75人。

说起自己退休后为什么还选择继续工作，杨心明先生平和地说道：“忙忙碌碌一辈子，终于闲下来了，但想想自己身体还硬朗，觉得还是做些事情充实些。现在大家都在讲‘中国梦’，我并没有好伟大的梦想，就想着在还做得动的时候，为广大的老科技工作者们搞好服务，也算奉献一下余热吧！”

当我读完杨心明先生送来的书稿时，已是晚上九点多，觉得有些疲劳了，便站起身来，到窗边活动一下。往外望去，天已全黑，县城对岸宝塔周身的景观灯亮了起来。这金光熠熠的宝塔，像极了竖在天幕下的一盏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