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乄妖乀
魏延者，脑后有反骨也。此语不过是小说之词，正史并未有相关记载。
参《三国志·魏延传》载，‘五年（227），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八年（230），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谿，延大破淮等，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
诸葛亮北伐不仅依仗魏延之骁勇，战后赏赐更是厚重于刘备在位期间，可见诸葛亮生前对魏延依为柱石，并无偏见……
又《三国志·刘琰传》云，‘建兴十年（232），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诞，亮责让之。’刘琰不仅写信认错，诸葛亮依旧将刘琰遣回成都任职。可见诸葛亮对于魏延之重视、以及维护。
《三国志·魏延传》载，‘魏延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即在荆州之时，魏延至多不过底层军官，与前文提及黄忠情况类似，或直接为黄忠部曲。
因为作为底层军官，如果无人举荐，新掌荆南军的刘备恐难以对底层军官之情况了如指掌，故黄忠作为入蜀先锋大将或许即是举荐之人。
魏延由底层而起，短短几年即被刘备提拔为镇远将军，汉中太守。可谓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而魏延亦是极度自信，曾言‘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
又《魏延传》中载，‘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换言之，诸葛亮四次北伐，每次魏延皆向其请兵，东出子午。如此亦为魏延之死埋下祸根……
就战略而言，关中西靠陇山山脉，北接黄土高原，东临黄河，南依秦岭，实为‘四塞之地’。魏延欲兵出子午会于潼关，以阻断曹魏对于关陇之援军。
然关中有四关，魏军完全可以从南阳调兵，由东南之武关，救援关陇之地。魏延此举风险极高，即使成功夺取潼关，亦仅仅是起到拖延之用。另《魏略》则言魏延的目的是奇袭长安，但其难度却是比之潼关更甚。
且蜀军多以山地步兵为主，骑兵数量有限，机动性低。如果诸葛亮进攻关中受阻，魏延及麾下诸军恐将面临全军覆没之危机。
故诸葛亮病故前，曾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并言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诸葛亮的目的，即有意压制魏延，以防止其所谓的‘子午奇袭’之策。
结果亦如诸葛所料，魏延曾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
同时魏延闻蜀军欲退，则提前南归，烧毁所过之栈道，参《魏延传》载，‘杨仪等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继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
同时魏延、杨仪皆上书对方谋反，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疑延。
参《三国志》中所云，‘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即正史之中已然定性魏延之举并无谋反之意。而从‘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之语判断，亦可作为佐证。
然既无反意，魏延之举动却是多有不解。实则是《三国志》在记述此事时，刻意避讳魏延之初衷，虚化交战细节所致……
对比《杨仪传》云，‘仪既领军还，又诛讨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又《魏延传》亦云，‘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换言之，诸葛亮死后，蜀汉顶层权利处于真空，魏延与杨仪你争我夺皆欲接替诸葛亮之位置。
而就客观因素而言，魏延的失败却是必然之结果……
首先魏延作为蜀汉首屈一指之武将，危险性不是一个杨仪可以比拟；其次蒋琬等人‘保仪疑延’亦是有意为之，毕竟此时蜀汉，除却诸葛亮外，再无人可以压制魏延。最为重要的是，此亦应是诸葛亮临终嘱托……
参《三国志·魏延传》载，“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
虽诸葛亮曾言，‘亮深惜仪之才幹，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但实则却是其有意营造。
参《襄阳记》载，‘孙权尝大醉问祎曰：“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虽尝有鸣吠之益於时务，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孙权千里之外尚知杨仪、魏延之祸，诸葛亮又岂会不知。
又《三国志·杨仪传》载，‘而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仪至，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即杨仪为人‘狷狭’，诸葛亮心知肚明，由此可见，诸葛亮不闻不问，不过是为将来牵制魏延做出铺垫而已。
另《魏略》载，‘诸葛亮病……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亮长史杨仪宿与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
显然曹魏所述却是另一版本，但裴松之论曰：‘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
裴松之做出如此判断亦并无不妥：其一，以魏延之性格，又岂会坐以待毙，不战而走；其二，如魏延掌握大义与主动，摄行军事又岂会不敌杨仪一文人，曹魏之语似有传播谣言、离间君臣、导引民心之嫌。
陈寿尝言，‘魏延以勇略任，并咸贵重。览其举措，迹其规矩，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
魏延之谋并非不可取之，但却需要相当条件，故并不适合当时蜀汉之国情。且成功之几率过低，以诸葛亮用兵之谨慎是绝对不会允许魏延以一万兵卒，甚至是以整个蜀汉之未来作赌注。
换言之，魏延死于其过度自信、死于争权夺利、死于诸葛亮之有意安排亦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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