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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七年了，如果现在活着他的重孙子也四岁了。母亲常带着忧伤和遗憾对我们说：“你爸走得太早了，要是多活几年，看看现在的好生活该有多好！”
过年前母亲住院，我告诉她要抽取胸腔积液，会打麻药，微创，想让她有个心理准备。她说她见过父亲手术后抽取积液，那么大的针管，父亲一声没吭。
话匣子打开，母亲便又说起父亲住院时，食道癌手术的伤口从前胸到后背，很长很长，那是把胸腔打开的大手术。同病房的一个人因为这么可怕的伤口吓得放弃了手术，出院回家了。走得时候把自己买的白面都留给了母亲。母亲说那些面她拿去医院门口的饼子铺，换了好多天的饼子。
我们平时手上有个小伤口都会疼得呲牙咧嘴，娇气的人还会呻吟几声。但父亲从来没吭过一声。
当时哥哥在医院陪护，他说父亲经常晚上不睡，一方面是伤口痛，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睡觉打呼噜，声音很大，怕影响同病房的人。哥哥说生病呢别顾那么多，但他还是坚持着不睡。
母亲说就因为这个戒了烟，有次去营林段，一起住了三个人，他怕自己睡觉打呼噜，就抽烟，一晚上抽了三盒烟，直接烟中毒，一抽烟就恶心呕吐，便也把烟戒了。
那个手术只让父亲的生命延续了一年半，他依然在手术的恢复，不断的放化疗折磨中惨然离世。走得时候瘦成了皮包骨头，我至今也不愿意回忆他那时的样子。
父亲去世的那年，母亲也大病一场，住院动了手术，回来瘦得脱了形。毋宁说是生了病，不如说是父亲去世对母亲的打击所致。母亲一直说，她宁愿天天在病床边伺候，只要父亲在，她都愿意。可惜老天不给她这个机会。
我家姊妹四个，母亲说我们小时候晚上睡觉她都不管，都是父亲照顾，特别是我。等我记事时觉得最丢人的事就是父亲笑着和别人说，我小时候睡在他身边，摸他的胸部，把他的乳房都摸大了。
我的脚腕处有块部位，皮肤是皱皱巴巴的，那是小时候父亲抱着我，边抽烟边看人家下象棋，烟灰掉在我的身上，直到我大哭才发现棉裤着了。那会儿都穿的连脚的棉裤，半天弄不灭火，最后用剪子剪破才了事。从此我的脚上就留下了那块疤。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我最多的印象就是在爸爸的背上，不是带我去医务所看病，就是去一个土郎中家中找偏方。
父亲和母亲也吵架，印象最深的有一次，外面下着大雨，菜墩上正切的洋芋全被扔在了外面，菜墩也没幸免，在雨中滚动着。父亲头也不回地冲出了门。生着气的母亲又打发我们拿着雨衣、雨伞出门去找父亲。
等我成家后，第一次被男人打，我才知道有文化受过教育的人，并不代表有修养有素质。我那大老粗的父亲，说话声音很大，像炸雷一样，还是炮筒脾气，遇事就发火，看似粗鲁又缺乏修养，但是他宁可把自己气得半死，甚至离家出走，也从不动女人一根手指。
姐姐招工考试那一年是父亲所在单位最后一次的招工，而姐姐恰好去了东北，等姐姐接到电报赶到了两水，第二天就是考试日子，而考试地点在舟曲，父亲还在舟曲焦急地等待着。
为了不错过考试，父亲借了辆自行车，晚上从舟曲骑车到了两水。舟曲到两水九十多公里路，现在的路已经修得很好，坐车只需一个多小时。但三十多年前，那条路很窄，还不好走。
沿着白龙江岸，十月底的天气，河风很大，夜晚也已经很凉了。父亲借助手电筒的微光，骑行了大半晚上赶到了两水，为的是想找个表妹去代考。没想到姐姐也赶了回来。那年姐姐顺利地参加了招工考试，顺利地当上了工人。
爸爸不识字，是参加工作后在扫盲班认识了几个字。因为吃了没文化的亏，错失了好多机会，所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们好好念书，多学文化。
他自己一有空就看书，家里的《西游记》，《三国演义》，都是他常看得书，他繁体字比我认得都好。
那时候林场用发电机发电，七点来电，十点半准时熄灯。碰上发电机出毛病，没有电的日子，邻居家的孩子也会趁机跑到我家来。在煤油灯微弱的灯光下，围着父亲，听父亲讲故事。薛仁贵征西，岳母刺字，穆桂英挂帅，武松打虎，都是小时候听得最多的故事。
兴致好时父亲还会来段秦腔，声嘶力竭的吼唱中让我深深体会到秦腔的豪迈、苍凉和悲壮。父亲的性格也如秦腔，直爽、豪放，热情，待人真诚，不掺一点假，不绕一点弯。
所以我见过父亲和领导吵架，根本不把领导放在眼里，所以他总是被领导“下放”到最基层岗位，后来由于工伤才有了份较轻松的工作。
母亲说家里的钱她从不敢给父亲，他手里有钱，是放不住的，谁有困难只要张嘴，他手里的钱就没了。还总是借出去拿不回来的那种。
本来一家六口人就靠他一个人的工资，母亲是把钱捏的紧紧的那个。我永远也忘不了我考上大学那年，父亲送我去的学校，安顿好后他就离开了。后来我才知道，他舍不得花钱住旅馆，在车站坐了一夜，第二天坐车返回的。
大年初二去给父亲上坟，在坟前边烧纸边祈祷，希望父亲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母亲，让母亲健康平安，把他未活得日子都加倍地给予母亲，让母亲能陪伴我们久点，再久点！
在袅袅升起的烟雾里，在飘飞的纸屑中，我似乎看到了父亲，他笑着望着我，一时间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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