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经典丨“耳順之年”的說法裏，該不該持一種清醒的質疑？！

一

少读《论语》，其实不叫读。说贴切点，就是 “鹦鹉学舌”。多少有点象潇湘馆里那只“会长嘘短叹，仿林黛玉素日吁嗟音韵念<葬花吟>”的鹦哥。

少时不懂，所以无惑。好怀念童年时的率性與天真，尤其是当過往的价值体系，被“新知”入侵，继而，你的每一个“旧的自以为是”被“新的自以为是”颠覆时。

因为不懂，所以很容易被各式各样说法洗脑。加之年轻，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一直秉持这样一种认知：读书使人迷惑，愈读愈惑。

《论语》，就是这样一本书。

二

《为政篇》中记录着这样一则孔子之言。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十五志于学。立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三十而立。学习立身处世已见成效，渐渐走上人生正道。

四十不惑。不惑，兼顾学与思，学而行，对于人间一切事情，都能明白其道理而不再困惑。尽管实际的状况是――绝大多数人，四十岁是迷惑之始。姑且不论惑与不惑，仅从经意上解孔子之言，也無甚疑惑。

五十岁知天命。天命為何？便可有一番說道。

孔子一生，明知不可而为之，無論是杏坛讲学，还是涉及政事，无非都是在导人向善，天下归兴。宏愿不能没有，奈何命途多舛，也须面对。只能尽力罢了。

六十岁耳顺。

杨伯骏老先生在译“耳顺”时，说是“一听别人言语，便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可分明四十岁時已明理不惑，五十岁都了解天命，何以再过十年，反倒是活转回去了？

此理不通嘛……

插一句，杨伯骏何许人也？

大学者身份自不待言。杨老先生，凡讀《論語》者，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其《論語注譯》幾乎成了當代人理解《論語》的“聖經”。若將其視作“孔孟江湖中，雄霸中华书局长达半个世纪的武林盟主”絕非誇辭。他的多个注釋本，一直占据著孔孟等儒家经典注译的半壁江山。绝对如神一般的存在。

七十岁，从心所欲，都不会越出规矩。又该如何理解？

且拿王羲之作个比喻。羲之书圣地位无可撼动。但我們也勿須想当然地以为，他每书一帖，都可与<兰亭集序>媲美。

得此天下第一行书，少不得六个“可巧”：可巧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可巧暮春三月，暖阳蔼蔼；可巧与友相邀，兴致极高；可巧小酌几杯，眼觞意醉；可巧灵感到了，文思泉涌；可巧意绪横飞，下笔神助。信笔即书才得了这天下第一的满纸烟霞。据说后来甭管他怎仿造当时的意境，终究未能超越。

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就大致可以理解为：王羲之的灵感和意绪，就好比水龙头里的水，无论何时何地，即开即有。

那是一种天人合德，人书合一的境界。当然，不是说这种境界，王羲之不可能有。可在史载中，书圣老先生终究没活过七十岁，也是实情。

杨伯骏先生在注“六十岁”时歲，他的注譯為“一听别人言语，便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与注“四十岁”之“对于人间一切事情都能明白其道理而不再困惑。”，推敲之下，伯仲之间。着实与孔子隨年歲逐级进阶的人生，實不相符。

杨注先且如此。何許我們還可以逆著年輪，回溯至南宋，看看朱聖人（熹）對这“耳顺”，又作何解释！？

三

朱子曰：“耳顺，乃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前半句是讲，耳顺就听到任何话语，内心立即了解，没有什么违逆之感。不用思考就领悟道理，乃是理解的最高程度也。可言及耳廓，怎麼聽都覺得孔子是個大言不慚的狂徒？

后半句的“不思而得”，《中庸》原话是：“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呵，狂徒不足道，朱夫子筆下，孔子乃圣人也。

可孔子何時说过自己是圣人了？还真让人冤死。

单从构字上来看，“耳”即“聖（圣）”？分明只是“（聖）圣”一部分，我且不会把“耳”当作“圣”，何况孔子？

坦白说，把孔子比作圣人者，二千伍百年来，海去了。然則孔子一則有自知之明，一則谨言慎行，哪至于就竿上爬？为此，他还不只一次招集媒体开会，在公开场合发表声明说：“求你们了，憋再说俺是圣是仁咧，俺可担当不起！”

那么，他会在六十岁时或明示或暗示自己是圣人？呵~~

既然朱注未免抬孔子过甚，咱们就还真得花点心思看看，这“耳顺”到底是啥意思？

四

“耳”。但凡认真读过一次《论语》者，大抵都知道诸如“仁”、“信”、“义”、“善”……与君子德行有关的语汇，在《论语》中，出现的频率极高。可被朱子抬到圣人高度的“耳”字，全书中仅出现过四次。

“女得人焉耳乎？”、“前言戏之耳。”無實意，语气助词。

“洋洋乎盈耳哉！”说的耳朵。再一次就是“耳顺”了。

要说“耳”的修养，有多高，似乎無跡可尋。而且孔子在说“君子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时，也不过只把将耳朵与眼、鼻、舌、身、意等其它诸识等量齐观，並無特别之处！

“顺”。顺通常是指下对上的态度，臣顺君，子女顺父母，弟顺兄等，仅此而已。

若说“耳顺”果真是孔子的修养成就之一，可何以其它先秦儒家典籍（也就是宝玉惟独不肯烧的《四书》）里，从未没出现过？而且在这些典籍中，“顺”除了说“下对上”的态度，就是“顺天”或“顺天命”。

因此，“六十而【耳】顺”的“耳”字，有没有是衍文的可能？再配合孔子的生平来看， “六十岁顺应天命”，刹那间如拨云见日，豁然分明。

五

孔子六十岁前后（55岁~68岁），漂流海外面试搵工，且看他都在做甚么？

到卫国时，阅人无数的仪封人，初见孔子便断定孔子是天之木铎，就相当于上天之喉舌，一切所作所为都是自然而然顺应天命。

周游途中，孔子有两次遇到凶险。一次是匡人将孔子认作是阳货，被匡城的百姓围困，他毫不犹豫地说：“上天如果还没有打算把文明都收去，匡人又能对我怎么样呢？”

还有一次在宋国，桓魋想要杀孔子，弟子们护送老师离开的途中，孔子说“上天将德行赋予了我，桓魋又能奈何于我呢？”

孔子一再强调，君子五十知天命后，就要“畏天命”。那么在知之、畏之之后，奉行实践“顺之”，即是顺理成章。

“文起八代之衰”领袖韩愈在《论语笔解》中解道，“耳当为尔，犹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顺天也。”不得不说，這是古代文学家中少有的洞见。

当然，推断毕竟是推断。据出土文献考古发现，唐代《敦煌石经》的《论语残卷》的“六十如顺”一语中并无“耳”字。

到底是 “六十而顺”，还是“六十耳顺”，我们只是选择相信更为可靠的推理和证据。当然诗无达诂，每个人都有自己认定的执着。我也只是認為，在我的执着中看到了光明，便有了一份分享的心情。

或許，在往后的各类媒体或节目上，再遇“耳顺之年”的说法时，至少可在心上，保持一份清醒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