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
姜广平:我想谈谈语言了。我也经常听到有人说,毕飞宇飞宇的小说里有一种东西,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你的语言。
毕飞宇:你为什么对我的语言最有感觉?
姜广平:我从你的第一篇小说《孤岛》发表后就开始关注你,我那时就觉得你的作品当时发得很少,但是每一篇总让人觉得好看和耐看。我觉得好看的不仅是故事,更有一种语言的魅力。有些作品我都要一读再读。现在,如果将你的小说和别的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放在一起,我能一眼看出哪一篇东西是你的。
毕飞宇:吾友美我者,私我也。
姜广平:我想这里面固然有着一个读者对某一作家的特别偏爱。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还是喜欢有个性的作家。这种个性最直接地当然表现在语言上,我天天和语言打交道,当然得找那些能引起快感的文字去读。但是我去年从《上海文学》上读到汪政、晓华的文章《毕飞宇飞宇的短篇精神》,文章认为你的语言有一种“炫技”的色彩,认为你在叙述上保持节制的同时有一种语言的放纵。对这一点你是怎么看的呢?
毕飞宇:这毛病我有。但是我喜欢这个毛病。一个毛病如果自己都喜欢了,那就不是毛病。往好处说,是在坚持自己,往坏处说,是执迷不悟。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创作时的即时心态,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我们的批评对作家的现场心态关注得还不够,中外都这样。接着刚才说,为什么会那样呢?一,有时候写得比较疯狂,飘,就像喝多了,老是不让别人说,抢话,写作的时候作者也会和作品抢话,只不过笔是你的,又没有人监督你,越说嘴越滑,自己不觉得。在别人的眼里绝对是酒少话多。这是一个情况。另一个相反,有时候写得比较苦,堵在那儿,突然开了,总要给自己一点奖励,想放纵一下。这些细微的地方都是一个人的性格。很好玩的。
姜广平:其实我也已经感觉到你时常在耍弄语言的天赋。但我从阅读者角度却很喜欢这些语言。有时哪怕这些语言与主旨的关系并不大。
毕飞宇:说到底这还是毛病。鲁迅在谈改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说,写完了要改,把可有可无的字、词、句删掉,毫不可惜。鲁迅为什么要说毫不可惜?因为他也觉得可惜。老婆都是人家的好,小说还是自己的棒,人之常情。不过随着年纪的增加,人会越来越理性。分得清好歹。过去我写小说几乎不改,特别得意。现在改了。所谓改,其实主要是删。鲁迅都删,我的文字哪有那样珍贵。对自己心也要狠,慢慢来,控制力会越来越强。
姜广平:我想问你,你的那种语言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
毕飞宇:哪里有语言?这个世上从来没有单纯的语言、抽象的语言,它是你的洞穿能力。你只要逮住你想说的东西,逮住了,说出来,写下来,就成了语言,你的语言就会想海里的水一样,无风也有三尺浪。
姜广平:我还未能很透彻地领悟这句话,你能说得理直白些吗?
毕飞宇:感性地说,就是你对生活的亲近感如何。踢球的人如果对脚下的足球有了亲近感,球就长到他的脚上了,成了他身体的一个部分,它会很乖,特别可爱,无怨无悔地体现你的意志。你看看中国足球队的那些队员,一脚下去,不是大了,就是小了,不到位,这就是词不达意。词不达意会使彼此失去了关联,还特别费劲。语言不是什么玄奥的东西,布封早就说了,恰当的词用在恰当的地方。关键是恰当。恰当到你反而看不见语言,嗷,事情原来就是这样的。就这样。
姜广平:这就对了,好比说电脑上的五笔高手一样从来没有感觉到字的存在。
毕飞宇:对,正像我们读到好的小说,我们从来感觉不到白纸黑字,《红楼梦》满纸荒唐言,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一把辛酸泪。不是这样吗?如果我让你背诵文件,你会觉得脑子不行,可是,一段好的小说,你一目十行,还能背得出。这不是字词句的事。
姜广平:是这样的感觉。
毕飞宇:我们要做的是还原而不是写。谁还原得好,谁就是好的小说家。艺术家从来不创作,艺术家都在做着还原的工作。创造是科学家的事。
姜广平:还是上帝的事。
毕飞宇:是啊,科学家是上帝。
姜广平:你怎么看创造的艺术与艺术的创造呢?
毕飞宇:我还是那句话,艺术家要做的是还原生活,说要他创造了生活,这个人很是可疑的,不是太幼稚就是太阴险。
姜广平:小说写到这种境界,真是一种得意而忘言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快感?我记得你说过写小说是一件很体面的事,现在得将这句话改一改了。
毕飞宇:对,有一种快感。说不出来。人常说,吃鱼没有捕鱼乐。你想想,它在水下面,你看不见它,它看不见你,可你逮住它了,开心死了,鱼大鱼小都无所谓。请注意,是你逮住它了,不是你发明了它。你要是发明出一条鱼来,那就太恐怖了。
姜广平:我觉得你的语言表现得最充分的是刊发在《收获》上的中篇《叙事》。我读到过一个评论家评论《叙事》的文字,好像是发在《读书》上的一篇文章,认为《叙事》是1994年的重要收获。但文章又认为你在逞弄着技巧,很学院派的。而我看到的是你小说里面有着大量的议论。关于这一点,是否与你喜欢哲学有关系。
毕飞宇:我注意到了。有人批评过。
姜广平:你如何看这个问题呢?
毕飞宇:这和哲学没有关系。哲学家写小说也不一定就议论。文学史上有例子。理论书上也这么说过,少议论。不议论或少议论在我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偏执,我就是犟,还特别地生气。为什么不能?为什么?文学的基本原理凭什么跑到我的书房里来,凭什么不许我议论?没道理。我尊重常识,但是这不能以我放弃尊重自己为前提。医生说,吸烟不好,我还是吸。有几个人是因为别人的劝说而戒烟的。吸烟有吸烟的坏,吸烟也有吸烟的好。
姜广平:关于你的语言,我曾推测是不是与你在报社做了几年记者有关。这是我从读海明威那里想到的一个话题。
毕飞宇:没有,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恰恰相反,我倒是担心新闻写多了,弄得一嘴的新闻腔。其实可能不会。不过我不适合做记者。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好记者。
姜广平:是的,回到刚才的话题,确实谁也没有权利说,小说不可以议论。创作是什么文学理论也管束不住的。关键是你怎么写。
毕飞宇:对。你怎么写都是你自己。我最强调这一点。
姜广平:不过,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总没来得及问你,你有自己的文学观吗?贾平凹与高建群他们曾说起他们是没有文学观的,你有吗?
毕飞宇:文学观是个很怪的东西。我读过不少文学观方面的文章,说了你可能不信,我觉得一些作家的文学观和他们的创作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的文学见解比他们的作品漂亮多了。说了那么多的文学观,为什么不那样做呢?这太不不幽默了。一点不好玩。严格地说,你的作品应该隐含你的文学观。只有无能为力才要额外地拎出来。你不停地写,吸收了,舍弃了,可是总有一些东西你舍弃不掉,那正是你的文学观。当然,理论家的探索是另外一码事,那是前瞻的,虚拟的,提供一种逻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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