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搬到新家后，发现楼下向东300米，有一家“白味书屋”，白老太是那书屋的主人。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老太太，七八十岁的样子，一头银丝齐耳而止，一副眼镜总是悬挂在胸前，只有看书的时候才架在鼻梁上。
一天，她见我拿一本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去还，就问：“你说，这女子该不该让人怜？”我突然被问住了，不知怎么回答。我问：“老奶奶，你读过这本书？”
白老太点点头：“读过，年轻的时候读过俄文版。那个时代我们学的是俄语，也就试着读读原文。”白老太抬眼看看我，继续说：“安娜是一个苦命的女子，她美丽端庄、高贵典雅，还非要说，我是个人，我要生活，我要爱情！最终落得卧轨自杀，陈尸车站的下场。”
继而，她又说：“有时想想，她还不如《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尽管他们都为了爱情死了性命。但转念一想，不追求爱情，不追求突破，社会哪能进步呢？人类必须不断同旧的制度作斗争，争取每一个人的平等、自由与尊严，尤其是女性。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又会同情她。你看，这会写小说的人，就是要人纠结，就是要折磨人，赚取读者的眼泪，好端端的非要把人写死。现实生活中啊，女人可是不能轻易言死的。”
说完，白老太哈哈干笑起来，说：“我就会瞎说，时代不同了，同样一本书，你们读出的是一个味道，我们读出来的又是另一个味道。”说到这，她话锋一转感慨的说：“不过啊，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读书的越来越少喽。”
从那以后，我感觉这绝不会是一位寻常的老人。所以，每逢借书还书，我都会主动和她聊上几句。她也总能从我刚还回去的书中，谈些我体会不到的感想。
有一次，我问白老太：“你读了这么多书，为什么不自己写一部呢？我还期待着成为你第一个读者呢。”白老太歪头看着我，连连说：“不行不行，我的人生虽然丰富多彩，但笔杆子不听话。”
后来，我陆陆续续从邻居那里听说，白老太年轻时当过工厂图书管理员，后来结了婚，就跟随爱人去了莫斯科。几年后却独自一个人挺着大肚子又回到这里。问及她的丈夫，她总就一句话，他死了。
但又有邻居说，白老太生下儿子不久，便有人将儿子抱走了。为此，她还时常偷偷的抹眼泪，刚四十岁的时候，视线就不怎么好了。
年前，我去借书，白老太笑呵呵的和我打招呼，说：“上次那本余秋雨的《中华文化四十八堂课》你很喜欢啊，一下子借走了11天。”
“是的，喜欢余先生的文字，禁不住就多读了几遍。”我问：“是不是耽搁了你的生意？”白老太忙说：“不能，不能，书就是让人读的，放到我这书架子上哪会有什么价值？我这里的书，你随便拿，想看多久看多久。”
我于是拿起了一本《鲁迅经典》过来，说：“这本书估计我要晚几天还呢，时间只会比11天还长，过完春节再还您。”
白老太一边在借阅本上登记着，一边说：“不妨碍，不妨碍，晚几天还书，正好也能多读几遍，鲁迅的书就要多读几遍才出味儿。”当我转身要离开的时候，她突然叫住我，说：“这本书里收录了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你读读。还书的时候我们讨论一下。”
她接着说：“鲁迅先生叫了一辆黄包车，车夫撞了一个老太太，就连他也认为车夫不该停下来搀扶，不该陪老太太去巡警亭，这到底是不是一件小事呢”。
“还有这大街上，大把的年轻人就是不来借书去读，又是不是一件小事？”
我居然有些错愕，好久没有接上话来。
春节后，在老家耽搁了几日，直至正月底才返城。顾不得回家，就直奔书屋去还书。为了能与白老太更好的交流，我还特意在火车上又读了一遍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
但，当走进“白味书屋”时，却发现借阅台内坐着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年轻人一边打着网游一边说，这是他刚刚盘下来的店，之前的那个老太去世了。
我急忙追问缘由。他头也不抬，眼睛死盯盯的看着电脑屏幕，给我说，年前下大雪，晚上视线又不好，过马路时被一辆货车撞了头，最终也没抢救过来。当天，民政局、公安局来了一大帮人，货车司机至今没有找到。我也是好心，才盘了这个店，盘店的钱正好办了后事。
我突然莫名的哀伤起来，还想问些什么，但又不知问什么。看到这位专心打网游的书店老板，又欲言又止。
我越发觉得，白老太给我提及的《一件小事》，还真不是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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