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德者，人之行为奉行的准则；法者，人之行为不可逾越的底线。因此，德的倡导是为了人们有所遵奉，法的制定是为了人们有所恪守。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德的倡导，人们将难以形成健康的同一价值取向。如果没有法的制定，人的行为将失去约束，而使得社会秩序发生混乱。
然而，由于各国的社会形态不同，对德与法的倚重或取舍也会有所不同，这就导致了有的国家选择以德治国，有的国家则选择依法治国。
资本主义形态的国家，奉行的是个人利己主义。在这种价值观的前提下，一方面，私有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利益对抗，另一方面，人的个性与自由神圣不可侵犯。
因此，国家不能采用同一道德标准规范人们的价值取向，只能制定详尽的法律给人们的行为画出红线，来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稳定。
由此看来，奉行个人利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将无法选择以德治国，只能选择依法治国。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的是克己奉公的利他主义。在这种价值观的前提下，人的个性与自由虽然受到尊重，但同时也要以倡导道德的方式，使得人们的行为有所规范。它要求国家公职人员，并引导人民大众，遵奉社会主义道德，树立起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由此看来，如果我们也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疏于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仅仅让人们恪守行为底线，而选择依法治国，显然是不够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人们早就认识到了，以法治国，是各种治国方略中的下下策，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以德治国，但又必须在以德治国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依法执政。
只有如此，才能既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又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从而领导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
所谓以德治国，就是以德为准则来治理国家。由以德治国的内涵可知，我们之所以提倡以德治国，主要是将德治国家作为治国的目标。
那么，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德治国家呢？当然是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民当家作主，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显然，这个德治国家是我们的最大追求，也是我们永不动摇的初心。这就要求我们在治国中，一定要基于这个初心，服务于这个初心。也就是说，德治不仅是我们治国的手段，更重要的还是我们治国的目的。
总之，德治既是我们治国的出发点，又是我们治国的落脚点。
所谓依法执政，就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行使国家权力。
大家知道，国家权力主要包括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因此，依法执政就是要求国家各级政府依法行政，各级司法机关依法司法，全国人大依法立法。
当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只有行政权，没有立法权和司法权。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各集团之间，在经济利益和政治立场上，都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
因此，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政府，代表的只是资产阶级部分集团的利益。如果将国家权力全部交给执政党，势必会造成执政党一家独大而形成独裁。
鉴于此，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证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公平竞争，只好将立法权和司法权独立出来，实行“三权分立”制。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如果也仿效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制，势必剥夺人民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其后果必将动摇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根基，动摇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
因此，在我国必须确保国家权力全部掌握在人民手里，而不是实行什么“三权分立”制。
既然我国的国家权力是统一的，那么只要依法执政，就必然会形成一个依法立法、依法司法、依法行政的社会局面。从而将法治尊严贯彻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使得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如此一来，我国将构建成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治社会。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我们之所以选择以德治国，是因为德治是我们治国的目的，即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我们之所以还要依法执政，是因为依法执政可以让我们构建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治社会。
在这里，德治国家是我们治国的目标，而法治社会则是德治国家的基础。看来，我们没有选择依法治国，并非因为法治对我们不重要，而是说我们不能停留在法治国家层面之上，应该在法治社会基础上，建立一个德治国家。
既然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德治国家，而这个德治国家又必须建立在法治社会基础之上，因此在以德治国中，德治与法治是两个最基本的治国方略。
其中，德治用来引领人们的价值取向，法治用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底线；德治为法治的实施提供依据，法治为德治的实现提供保障。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依存，共同奠定以德治国的基础，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特征。
说到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既然我们要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民当家作主，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那么无论是作为治国方略的德治，还是作为治国方略的法治，它们的核心任务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保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说两者有所不同的话，也只是它们所在的领域不同。其中，德治作为治国方略，集中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教育上；法治作为治国方略，则集中体现为依法执政。
我们说德治作为治国方略，集中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教育上，这个说法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但说到法治作为治国方略，集中体现为依法执政，可能就有点费解了。
然而要使大家明白这个道理，还需从依法执政的内涵说起。上文有述，所谓依法执政，就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行使国家权力。而国家权力又主要由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部分构成。既然如此，依法执政的结果，必然会将法治贯彻到立法、司法和行政这三个领域之中。
而正好在社会实践中，凡是法制建设中的问题，无不与这三个领域相关联。就拿发表过的有关依法治国方面的文章来说吧，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所有文章中有关法制建设的内容，均可纳入到立法、司法和行政三大范畴之内。
例如大家讲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就属于“立法”范畴；大家讲的“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则属于“司法”范畴；而大家讲的不能“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又无疑是“行政”范畴的事。
既然法制建设问题均与立法、司法和行政相关联，那么法治作为我国的治国方略，不就是集中体现为依法执政吗？
其实，我们说法治作为我国的治国方略，集中体现为依法执政，其根本原因是由法治在我国的属性决定的。
大家知道，法治在个人层面，作为遵纪守法，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道德修养，仍然可以归结到德的范畴。而只有当法治在用于行驶国家权力时，它才成为一条左右均不可僭越的准绳。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全面依法治国”，就应该表述为“全面依法执政”。
试想，尚若我们真的要“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治国的方方面面都要法治化，那么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教育内容要不要法治化？如果要，难道我们还要沿用中国封建社会的“以礼入法”、“以德入法”吗？显然不能。
既然不能，我们又如何使人们遵奉社会主义道德，树立起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呢？看来，“全面依法治国”这个表述不确切，还是表述为“全面依法执政”才准确。
否则，我们将很难理直气壮地将德治纳入到治国之中。如果我们不将德治纳入治国之中，必将使得社会道德沦丧，法律也将失去它实施的基础。
实际上，自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一直奉行的是以德治国，即把人民当家做主、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作为我们治国的宗旨。改革开放以前是这样，改革开放以后依然是这样。
例如改革开放伊始，我党就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为了保障改革开放不偏离社会主义道路。
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更加重视以德治国，“十八大”不仅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随即开展了“三严三实”教育和“两学一做”活动，以增强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来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领导，从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到“十九大”，习近平又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精神实质和内涵依然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事业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并具体拟定十四项具体措施以贯彻落实。
这充分说明，我党始终没有放松过以德治国，以德治国一直被中央历届领导所重视，是我党的一项既定方针。
总而言之，由于法仅仅是人之行为恪守的底线，因此如果我们选择依法治国，其结果将会丢掉德治这个治国方略。
然而，由于德是人之行为奉行的准则，如果我们选择以德治国，却不会丢掉法治这个治国方略。
例如，无论是“社会主义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还是“社会主义荣辱观”，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乃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含有法治的内容。由此看来，还是讲以德治国，并强调依法执政较为妥帖。
实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我们讲依法治国时，总需要再补充一句，“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样的话。然而这种补充从表面上看，好似周全了些，但如果从理论上加以分析，还是缺乏合理性的。
其不合理性有二，一是这种提法将无法把德治和法治作为两个治国方略，只能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作为两个基本方略。
如此一来，方略就失去了主题。
例如，就主题而言，我们可以说德治与法治是治国的方略，但我们却很难回答，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又是谁的方略。
二是前文有述，法治在个人层面，它仅仅是德行修养诸方面的一个方面，而只有到了行驶国家权力上，它才成为一条左右都不可僭越的准绳。由此看来，法治在我国作为治国的重要方略，集中体现在依法执政上，并不体现于治国的其他方面。
像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等，这些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人制残余，归根结底属于执政层面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不去强调依法执政，而是强调依法治国，这样不仅不利于德治的实施，而且还会淡化法治作为行使国家权力准绳的极端重要性。
因而为了突出德治国家是我们治国的目的，同时突出法治集中体现在行驶国家权力上，我们必须一方面明确提出以德治国，另一方面又必须强调依法执政的极端重要性。
关于如何依法执政，这在以往大量依法治国的文章中都讲清了，我这里不再赘述。下面仅就以德治国中的德治问题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上文有述，德治既是我们治国的目的，又是我们治国的方略。作为治国的目的，那是我们要建设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治国的方略，则是我们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因此，我们今天所讲的德治之德，决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伦理道德，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关于这个道德体系，我国历届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同志都有精辟的论述。如果认真总结一下，可以归纳为七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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