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论

陶扬鸿

尝怪李斯献策于秦，辅秦成帝业，攮四夷，位极人臣，而后乃听赵高邪说，废嫡立庶，卒乱天下，身亦死于赵高之谗，何智于前而愚于后也！今而知李斯一功利之为心，其智也小人之智，其愚亦小人之愚，无前后之异也。

君子必辨义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义利者，善恶之所分，福祸之所由也。圣贤崇仁义，抑功利，为义利之辨者，所以存人道也。喻于义者，必上而升为君子，为圣贤；喻于利者，必下而流为小人，为夷狄，为禽兽。天下莫明于利害者，圣贤君子也，为其修仁义于内，处利害之外，而知之深，见之全也，小人之喻于利，惟知利之一端耳。君子知命，顺受其正，身修德明，不立岩墙之下，君子之全也。君子之死也，尽其道而死，杀身成仁，非如庸人小人之桎梏而死也。故以殷纣之暴，而不能害文王；以赵鞅之狡，而不能杀孔子。赵鞅杀舜华，孔子闻之，叹“物伤其类”，援车而返，明于仁义者必不蹈于害也。君子出处必正，不枉尺直寻，无适无莫，而义之与比。岂如小人之惟利是视，不知仁义，歆于当前之利，而不计以后之害哉！若法家之惨刻，熏于功利，迷于富贵，能进而不能退，大抵皆不得其死，如商鞅车裂、李斯腰斩、张汤自杀，主父偃族诛，皆为利而生，为利而死也。

李斯之为楚上蔡吏也，以人之贤不肖譬如鼠之于仓厕，而慕功利富贵之心起矣。辞荀卿而去秦，以“诟莫大于贫贱，悲莫甚于穷困。”其不甘贫贱而欲富贵之心亟矣。秦王逐客而上书谏之，欲富贵之成也；及居丞相之位，长男为守，诸男皆尚公主，女悉配公子，富贵已极矣，虽知荀子“物禁太盛”之理，而不能税驾者，溺于富贵而不能舍也。始皇死沙丘，听赵高之邪说，废杀扶苏而立胡亥者，惧扶苏之亲蒙恬，而己之富贵不得保也。苏子瞻以为使斯杀高以立扶苏，其德于扶苏，孰有过者，而蛊于高之说，身亦制于高，岂不愚哉！呜呼！其愚也，知利不知义也，患得而患失也。惟虑其害，则昧于大体；惟患其失，则惑于邪谋，而为其所不欲为。虽知君臣之义，不可负始皇之托，而功利之念不敌忠义之心，忍为戕仁害义之事。当胡亥之淫虐，又谏不以正，乃曰明主“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心。塞聪揜明，内独视听，荦然独行恣睢之心”，尽古今之不肖所不忍言，而昌言之无忌，畏死患失之心甚，而言之无所避也！劝行督责以媚二世，为持禄保身之术，秦政愈虐，天下已乱，方欲急诤，不亦晚乎！终不免于咸阳之腰斩，三族以夷，则其死也且不如荀息，伍员，而君子不哀其死。身死名毁，胥功利之心为害也！君子修仁义，而利自在其中；小人崇功利，而害将随其后。故义利不可辨也，仁义必利，离义而为利，其利必害，可勿以为鉴哉！

而法家之惨刻，亦甚矣，商鞅、李斯之刑人，杀人也多矣，怀利以事君，劳心以成秦人之功，瘁力以快秦人之欲，惟求一旦之富贵。富贵已极，乃被诛夷之祸，受不韪之名，欲求逐犬而不得，何为也哉！主父偃之“生不即五鼎食，死即五鼎烹”，心苟沉溺于富贵，则罔顾其他也！作法自敝，以此刑人而亦身受其刑，为天怒人怨之大慝，安能保于残忍雄猜之主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