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一位圣徒

在上一篇答问《历史上有哪些如神一般存在的人物？》中，我高度评价了甘地，发现很多人不赞成。正所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越是伟大的人，可能争议越多。但对于伟人来说，一点争议算什么，还有人去把他给杀掉了呢。（参见另一篇  甘地：以良知对抗暴力。）

但也说明一个问题：伟人的影响是超越时空的，必然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人们相遇。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其实折射出的是评价者所处的社会形势及其诉求。因此，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必、也不可能真正做到盖棺定论。

笔者认为，能够从不同角度、根据时势和理论的变化来评价历史人物，比求得一个一劳永逸的见解更为重要。

我们可以看看历史上我们是怎样评价甘地的。

一、民国时期对甘地及其主义的评价

中国人对于甘地的了解始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最早介绍甘地的书是上海美以美会全国书报部于1925年以出版的《甘地小传》（系谢颂羔、米南星翻译的罗曼·罗兰著《甘地传》）。

三十年代初，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形势高涨，对于甘地的译介形成一股热潮，出版了关于甘地的著作不下十种。当时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谭云山，除发表一些介绍甘地的文章外，还于1935年翻译出版了甘地的重要著作《印度自治》。四十年代出版了一些研究专著，包括止默著《甘地论》（1943年），麦浪著《甘地思想批判》（1944年），袁月楼著《甘地生平及其思想》（1948年）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甘地遇刺后上海真善美图书公司出版了曾圣提撰写的《在甘地左右》一书，作者是唯一一个以弟子身份从甘地受训的中国人。该书还收有罗家伦写的《圣雄证果记》，描述他所亲见的甘地的葬仪。

三十年代正是中国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下国土沦丧、民怨沸腾的时代，因此翻译介绍甘地往往具有针砭时弊的意味。这一时期对于甘地的介绍，先要把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当时多译为“不抵抗主义”）与当时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作比较，认为甘地的不抵抗是真正的抵抗。如徐懋庸《甘地传》的第一章题目就叫“真正老牌的不抵抗主义者”，开头指出：“九一八事件发生，日本兵一步步地进逼，我们呢，望风而靡的向着后退，据说，这叫作‘不抵抗主义’。”他把耶稣、甘地实行不抵抗和当时政府的不抵抗作比较，说：“他们（耶稣、甘地）因不抵抗而成就其人格的伟大，我们呢，却以不抵抗受国民的唾骂。”

南柳如在《甘地传》序中说：“一般的人，听到‘甘地’两个字，充其量也不过知道了甘地的‘不抵抗’”,“不说别的，只就‘不抵抗’三个字说，就是常为吾人所误解的。”

向达在《甘地自传》中说得更直白：“甘地的非武力主义，同我们的所谓的不抵抗主义意义截然不同。我们的不抵抗是靦颜事敌，开门揖盗，甘地的非武力是誓死不屈，坚壁清野。”看不到有人对甘地提出后来常见的“妥协”的指责。

三、四十年代的作者对于甘地的道德推崇备至，如罗运炎为《甘地小传》作的序中称：“印度甘地，大宗教家，大法学家，且能以其宗教精神，应用于政治之革新，以挽救其呻吟呼号之民族语垂危，虽其成功如何，尚须期诸异日，而其磊落雄伟，忍耐牺牲，实足奠新印度之基础，为世界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

陈作樑在译本序中说：“在甘地指导下的印度，将为一种新的力量的源泉，她的爱和牺牲精神的表现，将给任何革命运动以其根本的动力。”

罗吟圃在为曾圣提所著的《在甘地左右》作的序言中说：“他是代表人类光明、洁净和慈悲方面的人物，是人类的奇迹。”

有的作者还以中国的传统的道德词汇颂扬甘地，如向达以“克己复礼”比附甘地，指出他作这篇传记的目的，就是要把甘地“克己的精神”，介绍给“处在人欲横流、有我无人的我国国民”。

谭平山的《圣雄甘地访问记》一文认为，甘地的精神除通常所说的“爱（love）”、“和（peace）”以外，还有“诚（sincerity）”，甘地的“诚”就是《中庸》说的“天下至诚”。他总结了甘地的“刻苦牺牲”、“深入民众”、“言行一致”这三个优点，还特地与“一般所谓的伟人”做对比，认为他们“口口声声说‘牺牲’”，“所过的生活不知何等高贵”；“口口声声说‘为民众’”，“而实际上离民众不知其几万里”；“口口声声说‘主义’，而所行所为总是与其所说的主义大大相反”。其文意所指，自不待言。

对于甘地主义的效果，则有不同的评价。1930年前后，甘地和国大党领导印度人展开大规模的文明不服从运动，以《东方杂志》为主的国内媒体一直跟踪报。运动失败后，媒体也讨论了运动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三种意见：

谭平山认为甘地主义的道路没有什么不妥，主要是上层集团的背叛、宗教间的纷争以及有些人不能贯彻甘地的原则导致失败；有人认为甘地的斗争方法策略性不够；还有革命激进派对于甘地及国大党根本予以否定，断言这种斗争必然失败。

陈作樑认为，甘地主义带给印度民族运动以鲜明特色和效果：“如果没有甘地，印度也许会有比甘地更为敏捷的领袖出来领导，而印度的独立运动也许早已成功了。但是虽然她成功了，她必不能给世界这么深的印象，而求得他伟大的同情。”

向达尽管推崇甘地的精神，但同时认为，由于甘地的国家与中国政治形势、文化传统都不一样，因此他“并没有介绍一种方法的意思”，并不主张中国人实行甘地的主义，对甘地主义的效果有所保留。而王森然则认为，甘地应该“一改其以往之不抵抗主义，而为积极的抵抗主义”。

这一时期甘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的地位神圣、高大。罗曼·罗兰对甘地的评价影响甚大，他把甘地比作耶稣，“综观甘地所行的事，直到现在，只缺少一样了，这便是十字架的最后牺牲。但是我们等着吧，恐怕就快要成就了！”徐懋庸写的传记最后一章篇名化用了这个评价：“只差十字架上的最后牺牲”。王森然将甘地与列宁并论，认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最伟大的革命人物，一为苏俄的列宁，二为新印度的甘地。”罗运炎在评价甘地的功绩后，由衷赞叹：“非绝世英雄，孰克臻此？”

总之，在民国时期，国人对于甘地的评价很高，肯定其非暴力主义（也译为“不抵抗主义”）所蕴含的积极因素，尤为推崇其道德的超卓。对于甘地主义的政治效果，虽有所争议，但以肯定的评价居多。

二、建国后对甘地及其主义的评价

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我国学界对甘地的研究停顿下来。这或许与斯大林有关，他在1930年联共十六大上论定甘地：“至于甘地一类的帮手，那么沙皇政府也有过一大群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妥协分子做帮手，但结果也不过得到狼狈的下场而已。”

随后印共发表了《印度共产党行动纲领草案》，把甘地定性为“英帝国主义和印度资本家一贯的同盟者，破坏并出卖人民的斗争”。

1955年11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印度成为中国学界重新评价甘地的契机。赫鲁晓夫在印度国会的演讲中说道:“圣雄甘地……非常熟悉自己的国家和伟大的印度人民，他在你们的历史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布尔加宁也指出:“……我们，列宁的学生们并不赞同甘地先生的哲学思想，但是我们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他对贵国人民爱好和平思想的发展以及争取独立的斗争有着不小的贡献。”

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要求苏联学界重新评价甘地，部分文章被及时翻译到中国来。

建国后中国学者撰写的重新评价甘地的文章，最早的是王春良先生《试论甘地所倡导的“萨特雅格拉哈”》一文。该文将甘地定位为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批判非暴力主义的“荒谬性”的同时，肯定“作为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手段之一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它是群众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因而在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上，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

1961年翻译出版的印度共产党人南布迪巴德《圣雄甘地与甘地主义》一书所持的观点也相对温和。该书指出甘地是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立场后，反对简单化地评价甘地。该书在《甘地主义的意义》一章中，指出甘地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主义对于唤醒并组织印度民众起了很大作用；他对于劳动人民来说是一个中间人物，在实际行动中帮助资产阶级，但与资产阶级也存在隔阂。总体上是肯定甘地的功绩。

1958年以后是长达二十多年的学术界的沉寂。在这一时期，斯大林的观点主导了国人对于甘地的评价。与斯大林观点类似的是杜德所著的《今日印度》一书。该书尽管承认，“甘地所发起的新纲领和新政策，标志了国民大会的一个巨大进步”，但同时认为他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最高民族领袖”，不仅一直存在“与群众运动之间的分裂”，而且在1946年“堕落和溜到帝国主义一边”了。

受其影响的国内教材认为：“甘地鼓吹的‘非暴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代表着民族解放运动中两条完全对立的道路”，“所谓‘非暴力’实质上就是放弃斗争”，它“阻止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是一条极其有害的道路，是与十月革命后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还有学者坚持认为，“甘地的非暴力的矛头，很多方面是直接对付革命暴力的”，“这是什么样性质的言论和行为呢?判断它难道还有什么困难吗?甚至，与甘地同时代的印度文豪泰戈尔也能够看出甘地是一种反动势力的代表。”

三、改革开放以来对甘地的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对甘地及其主义重新作了评价。1979年，《世界史研究动态》发表黄思骏的《苏联印度学家对甘地评价的变化》一文，拉开了重新评价甘地的序幕。

1984年中国南亚学会召开了一次专门讨论甘地及其主义的会议，并将提交大会的论文和资料编撰成《论甘地》一书。该文集所收的论文普遍认为，甘地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是进步的、重要的，甘地主义是适合印度实际的解放道路。该书对甘地及其主义的评价较为客观，对以往僵化的阶级分析法和有失偏颇的评价做出的纠正与澄清。

《论甘地》一书的观点成为此后我国学界的主导性观点。对于甘地及其主义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作用，没人再提出根本性的反对，至多是强调其它因素如暴力活动也有重要作用。而此后发表的多数论文是对这些观点和有关的历史细节的进一步深入认识。

但对甘地的阶级性问题的争议是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与大多数“资产阶级代表论者”不同，一些学者坚持认为，甘地是农民阶级的代表。如贺圣达指出，“他（甘地）为争取自治—独立和改造印度所设计的方案以及所作的努力，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实现农民小生产者心目中理想王国。他所提出的纲领口号首先考虑到的是农民小生产者的利益，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王存华指出，本质上是一位宗教家的甘地，他那超阶级的宗教伦理道德观、以“非暴力”、“爱”为基础的哲学思想体系，对印度资产阶级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甘地的思想言行主要反映了印度农民小生产者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其主导方面是属于农民小生产者”。

从甘地一生的信念来看，他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力主恢复印度农民传统的耕织结合的生活、生产方式，追求一种“农民小生产者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这也是他和国大党分裂的关键所在。国大党领袖尼赫鲁也认为：“他（甘地）确实代表了印度的农民群众。”但由此认定甘地就是农民阶级的代表也有些勉强，因为“资产阶级代表说”的论据同样有力。解决这个问题尚需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四、甘地：一位圣徒

甘地本质上是一位宗教家，以服务民众为自己的修行。他坚持生活在底层民众（农民、工人，以及“贱民”）中间，为改善他们的生活奔波；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与民族资产阶级密切配合，甘愿做他们的“工具”（甘地语）；他也同样维护地主阶级、在印度的英国人的利益（由此也有人指责他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买办阶层的代表）。实际上，每一个阶级都可以说甘地是他们的代表。

甘地一生过的是印度传统文化中的苦行僧式的生活，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古典式圣徒。作为印度传统文化的化身，甘地唤醒了印度民众的民族意识，并为他们指出一条富于民族特色的斗争道路。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号召力，正由于他是超阶级的，代表了整个民族。但要说到甘地对未来社会的设想，那又是任何一个阶级不赞成的，因此代表资产阶级的国大党按照现代政治理念塑造新印度时，就只能和甘地主义分道扬镳了。

甘地是印度文化的符号和民族的象征。离甘地的时代越远，这一点就越明显。王存华的文章实际上已经触及到这一点，认为甘地“本质上是一位宗教家”，甘地的宗教伦理道德观是“超阶级的”。但囿于当时的理念，即“在阶级社会里，‘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不可能既是这个阶级的代表，又是那个阶级的代表，正确的答案只能有一个”，因此牵强附会硬为甘地找一个阶级来代表。其实，所谓甘地的阶级性其实是个伪问题。

甘地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一个范例。和谐并非要求建立一个绝对平均的同质化社会，而是要执政者善于协调各阶层的利益。执政者应力求超脱于利益的对立，在利益博弈中抽出身来，作为公正规则的维护者发挥作用。

（答知乎问：怎样评价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