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是我最喜欢的明史作者，没有之一，虽然他最近几年是在致力于清史研究。
和我最初想象的不同的是，张宏杰先生不是一位大叔、大爷级人物。他年纪轻轻，就已出版多本历史学著作。书中他旁征博引，对人物性格的把握十分到位。
张先生的职业道路不按常理出牌，称得上传奇。他本科就读于东北财经大学投资管理专业，毕业后在建设银行一家分行做客户经理。做客户经理期间，他出版了数本历史读物，分析鞭辟入里，风格诙谐有趣，受到读者的热捧，自然也引起了历史学者的注意。
后来他读了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和清华博士后，走上了职业化道路，现于人大清史所工作。
这本书就是他做客户经理期间的一部历史随笔集。他对历史看得透彻，对人性读得深刻，阅读过程中有多处我都忍不住击节感叹。
大明王朝是史上贪腐最严重、宦官把持朝政、官员俸禄最低的朝代之一。书中选择了七个能够反映大明王朝运作规则的人物，既有皇帝，又有造反者，既有清官，又有奸佞权臣。这七个典型人物可以帮助我们管中窥豹，洞悉明王朝的部分真相。
在我看来，开朝皇帝朱元璋是个值得拿起放大镜，仔细研究的多面、立体人物。
朱皇帝出身十分贫贱。他家中穷苦，自然灾害频发，食不果腹，贪官横行，徭役负担过重，社会动荡不安。
他爹娘朱五四夫妇本就是穷得叮当响的赤贫农民，家中除了六个嗷嗷待哺的娃娃，别无长物。朱元璋除了饥饿，在自己家中没有享受到来自父亲的关爱，更别提受到教育，但好歹他还有个完整的家。
后来瘟疫滋生，朱元璋失去了他的父母和兄妹，他和另一个侥幸存活的哥哥分头开始逃难生活。他当和尚不到两个月，乱世中的寺庙因负担不了众人的吃食，和尚们被遣散了。于是，朱开始了三年流浪汉生涯。从最初的怯怯弱弱到后来的即使自己不饿，也要抢走别人正在充饥的馒头的江湖好手，厚黑学的本领已被他参透了七七八八，运用得驾轻就熟。
后来，随着元朝暴政的变本加厉，忍无可忍的农民们开始起义，反抗元朝统治者，朱这时也收到了起义者的邀请。
一开始，朱对起义是拒绝的。他内心深处的顺民思想起着主导作用，使得他对造反心怀恐惧。即使在后来，他加入起义军后，还保持着首鼠两端的姿态，与元朝保持良好的联系，企图脚踏两只船。
久而久之，朱元璋在起义中尝到了甜头，他的野心膨胀了，高举起抗元大旗。
他出色的军事才能、对局势高度冷静的判断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他带领着军士们攻城略地，建立了根据地，征服了陈友谅和张士诚，消灭北元。他被毛泽东评价为仅次于李世民的中国第二位的古代军事家。
他善于“以术驭人”，是一个擅长故作姿态来收拢人心的高明演员。他善于识人用人，在他身边集齐了各个领域内的专家型人才。他是个综合素质极强的复合型领导。
朱元璋理所当然地做上了皇帝。当皇帝三十年，他精心治国，是历史上最为勤勉的皇帝之一。
他对农民百姓总是摆出一副慈祥的面孔，常怀仁爱之心，关心民生疾苦；对自己的子孙后代仁爱之至，待遇优渥；但他对官员却残酷无情，官员俸禄极低，不足以维持正常开销，亦不把官员当做平等的人来看，他们动辄得咎，稍不顺意，就被朱皇帝命人脱下裤子打屁股，史称‘廷杖’。他当朝期间，“廷杖”致死的官员多达几百人之数。
治理国家，他殚精竭虑，宵衣旰食，事无巨细。
吴晗先生统计过，从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仅仅八天内，朱元璋收到了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合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平均每天要看两百份文件，处理四百件事情。这样大的工作强度除了因为庞大的国家要良好运转，需要各领域的复杂权衡之外，还有一方面是朱元璋事必躬亲，要凡事考虑到前面，并且不信任别人，只对自己的工作成果放心。
朱元璋制定了“宣谕”制度，每个月都要亲自写作宣谕一道，提醒百姓在每个月应做的事。哪怕六月该纳夏粮了，他都要提醒百姓，生怕他们忘记，就像一个溺爱孩子的家长一样。
他登基后，调集各地专家到都城，边顶出每一阶层的人的生活准则，包括穿衣戴帽、居住面积、生活细节，连妇女的发型都规定得非常详细。他希望百姓严守规矩，在他们应该在的位置上，干该干的活，说该说的话，穿该穿的衣服。如果百姓不遵守这些规定，就会被官员认为是不服教化的“刁民”，将受到严厉惩罚。
为了教化农民，他号召全国各处建造“申明亭”“旌善亭”，用来宣传皇帝的思想和表扬好人好事。另外，他还特意安排把“六谕”以卧碑的形式立于每个村口和居民区。以希望所有百姓能春风化雨般受到这些教条的影响，安分守己、敬爱皇帝。
不过，尽管朱元璋做出了巨大努力，社会的运转、百姓的表现仍然让他不满意。
对于子孙后代，他尽了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大努力，以使子孙幸福、大明朝千秋万代。
朱元璋花了整整六年时间，经历七次删改，写了一部《皇明祖训》，专门教导子孙们。
书中详细规定了从皇帝到亲王的行为准则，从“如何行政”“如何执法”的大章大法到“如何安排日常起居”“如何管理后宫”“皇族间如何行礼”等细节，应有尽有。他是这样给儿孙们讲安全问题的：为了安全起见，你们和亲信大臣商量机密时，带刀护卫只许离你们十丈远。每天晚上都要警省。关于饮食习惯，他如是说：当了皇帝住在宫里，每天要早起晚睡，酒要少饮，饭要按时吃!午后，不要吃得太饱！
一个皇帝治理起国家来，千头万绪，但他对自己儿孙的教育毫不放松。他对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严格要求，唯恐自己万一在哪方面疏忽，导致儿孙们注意不到，以使王朝大厦不再牢固。
朱元璋唯恐儿孙们生活得不够好，所以明王朝王室宗亲的福利待遇相当优厚。这项支出对明朝财政形成较大负担，后期甚至成为拖累。
封建社会历代帝王中，能对儿孙们尽如此大心力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位。但很遗憾的是，朱元璋即便如此呕心沥血，但人亡政息，他死后儿孙们并没有依照他的心愿，统治国家。
“宁可错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是他治理大明村的信条，这也是朱元璋底层思维的体现。
出身贫寒农家的朱元璋对官僚阶级有种天生的敌视。小时候悲惨的经历给朱元璋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地主阶级为富不仁，官僚阶级吃拿卡要，在他心里没有一丁点好印象。即使后来贵为天子，他享用不完的荣华富贵，一笔一划间江河骤变，但仍然改变不了他农民的本性。
他治理起国家来，仍然是静态的固化思维。如果说以他的思路，治理起一个村庄，肯定会把村庄打造得男耕女织、井井有条，百姓得以温饱，他是个优秀的好村长。但是一个国家就大不同，它不是上万个村庄的简单叠加，而是相当复杂的一台机器。但朱元璋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他对农民朋友像春天般温暖，减轻他们的税负，让他们休养生息。
他重农轻商，因为他觉得农民踏踏实实种粮，才得到收获，商人都是投机狡猾、不劳而获，商人出行、着装受到限制，地位低下。
他对官僚阶级是很矛盾的，他讨厌他们，但又深知国家的运转离不开他们，纠结中奇葩残酷的事情出现了。
官员们一年中仅有三天假。朱元璋给官员提供历史最低的工资水平，低到只能使官员本人糊口。他教导官员提高道德素养，培养奉献精神，以为如此便可教养出清廉的官吏。
他对官员拉紧“高压线”。他对贪腐深恶痛绝，一度若坐实了贪污，即使只有一两银子，也会被执行死刑；他发文鼓励百姓举报贪污官员，查实后给百姓奖励，若有贪腐官员而百姓未举报者，百姓会遭受惩罚。那个年代，书生对仕途的积极性大大下降，在职官员也认为朝不保夕，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过。整个社会都处于恐怖氛围之中，人人自危。
朱元璋执政期间，曾制造“胡惟庸案”“空印案”“蓝玉案”“郭桓案”四大疑案。曾经穷苦惯了的农民一朝掌权，他人性中的阴暗面被无限放大。之前他被压制得多卑微，现在反弹起来就有多猛烈。只需大笔一挥，数百上千人的性命都被他夺去，他甚至感觉到了快感。在朱元璋看来，即使你是真的冤屈，但我怀疑你了，你就得在我眼前永永远远消失，一切和你有关的人都要消失。据统计，仅“胡惟庸案”受牵连之人多达两三万。
朱元璋时代酷刑的花样之多、程度之甚令人咋舌。连坐、充军都是轻的，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枭首、凌迟等都很普遍。
朱元璋时代对人口的流动做出了史前最强限制——里甲制度，户籍制度相当严格，连职业都是世袭制。他希望通过这些制度能将百姓固定在其原来的地方，静止的平民永远是平民，地主还是地主，王室宗亲之间也不得联络，这样社会就会稳定得多。他怀着这样的底层思维，以为可保大明王朝无虞。
朱元璋这位龙椅上的农民，温暖又无情，何其勤奋，又何其残酷！他一生都在致力于打造万世屹立不倒的明朝大厦，但是底层视角的他，并没有看清纷杂社会现象的本质，所以这位农民终究难免梦想破灭的命运。
龙椅上的农民——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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