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梁漱溟[míng]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你是用笔杆子杀人。
......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这是极罕见的！
用词之严厉，动怒之激愤，这是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批评别人时从来没有过的。
而这位把毛泽东气得近乎失态的人，就是梁漱溟。
季羡林先生曾评价他：
“梁先生的行为，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硬骨头，是了不起的，是举世无双的！”
而今天，当我们再次探究梁先生的精神本质，
除了能看到一个铮铮铁骨的倔强身形，更能看到一个独立思考的理性灵魂。
梁漱溟出生于1893年的重阳节，
其先祖为元朝宗室，姓“也先帖木儿”，元亡明兴时，未随元顺帝逃回漠北，而留汉地，故改姓“梁”。
其父梁济，乃是一位笃实型人物，在清朝，官至内阁侍读，正四品。
他天资不高，但用心“周匝细密”，对梁漱溟影响极大。
梁漱溟（中），梁济（右二）
9岁那年，有一次，梁漱溟忘了自己积蓄的一小串钱放在哪儿了，十分焦躁，与家人大吵了一架。
第二天，梁济在院中桃树枝上发现了那串钱，
他也不声张，而是写了一张纸条，将梁漱溟自己马虎遗忘，却迁怒家人的事编成一则故事，交到梁漱溟手中。
其中，最后一句写道：
“原来是那个小孩自己糊涂，居然忘了桃枝上的秘密。”
读罢，梁漱溟羞愧难当。
多年以后，他在编定《桂林梁先生遗书》（可视作梁济文集）时，追忆父亲说：
“自儿时聆此语，三十年常在耳。”
无疑，梁济采取的是一种自省式的教育法，着力培育梁漱溟的自省意识，
这恰是儒家向里用力的人生旨意，即所谓的“修身”功夫。
儿时梁漱溟
然而，小时候，对于儒家的经典，梁漱溟仅止于开蒙时学的《三字经》，
之后便入读了当时北京的第一所洋学堂——中西小学堂。
在那里他既念国文，也学英文，再加上学校教授的天文地理、理化算学，
使梁漱溟从小就有机会“开眼看世界”，领略异质文化的风采。
到了14岁，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却变得越来越古怪了。
那时，他将大把时间用在读报刊杂志上，对国文不甚措意，
但作起文来却喜欢写些翻案文章，见解虽然独到，但也足够偏执。
对此，老师颇纠结，到底是给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批语，算是鼓励吧。
后来，他结识了一位叫郭人麟的朋友，此人年纪轻轻，却对佛道儒的思想皆有心得。
梁漱溟视他为“郭圣人”，以至将与他的谈话记录装订成册，题曰“郭师语录”。
受郭人麟的影响，梁漱溟开始涉足他以前忽略的中国传统文化。
从此，他行住坐卧更像书呆子，再加不苟言笑，总一副若有所思的皮相，
导致同学们都称他“小老哥”。
从顺天中学堂毕业后，
18岁的梁漱溟加入了津京同盟会，并在与该会颇有渊源的《民国报》担任外勤记者。
这使他有机会深入中国社会的底层，
而旧中国升斗小民的苦难境遇，却好似丛生的荆棘痛苦着他的脚步。
有一天，他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拉着人力车，在寒风中艰难前行，
而车上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正在大声催喝，
突然，老人滑倒了，面门捶地，鲜血直流，白花花的胡子竟被染成了红色。
梁漱溟的泪水簌簌而下，那一刻，真所谓百感交集。
问一句：“苍天在上，苦乐为何？”
从此，梁漱溟终其一生拒绝乘坐人力车；
从此，梁漱溟开始索研人生的究竟。
在《我的努力与反省》中，他写道：
“我20岁至24岁期间，即不欲升学，谢绝一切，闭门不出，一心归向佛家，终日看佛书。”
1916年，梁漱溟发表了“专心佛典四五年者”的阶段性总结文章《究元决疑论》。
所谓“究元决疑”，就是“通过认识佛法的根本，来扫除人生的疑惑”。
那么，梁漱溟自己“决疑”了没有呢？
一方面，他肯定了佛教的出世间法，奉其为“罪恶人生清凉解毒的圭臬[guī niè]”；
另一方面，他也不反对随顺世间，即直面现实，救生民于水火的使命。
尽管，他还将这种积极入世的思想视作“世间人不能尽以出世”的折中“法门”，
但这篇文章却是他由佛转儒的重要拐点。
所以，今天我们少了一位弘一大师式的玄妙人物，却多了一位知行合一的大儒家。
蔡元培（前排右四），梁漱溟（前排右二）
年底，蔡元培从欧洲回国接掌北大，
读到《究》文，啧啧称奇，当即决定聘请梁漱溟来北大任教，主讲“印度哲学”及佛教“唯识学”。
那年梁漱溟年仅24岁，一无学历，二无资历，以自学之身，入北大教席，堪称佳话。
初入北大时，梁漱溟却是苦闷的。
因为他的思想还在“出世”与“入世”间徘徊，以致精神憔悴、百虑交锢。他说：
“实难久支，一年后非专走一条路不可也。”
于是，到了1919年，梁漱溟停开了“唯识学”课，而专讲“东西文化比较”。
而这一“专”不得了，便成就了时至今日，仍令我辈高山仰止的大家睿识。
梁漱溟认为，生活就是“没尽（无尽）的意欲（欲求）”。
既然是“意欲”，就需要有相应对待欲求的态度，
这就形成了“不同生活的样法（生活方式）”，即“文化”。
所以，人类出现了三条主要的文化路径：
第一、西方。
竭尽全力去满足欲求——所谓“奋斗”；
第二、中国。
遇到问题，强调随遇而安，与欲求调和——所谓“和谐”；
第三，印度。
既然欲求与现实有矛盾，索性将两者都鄙视，于是只剩宗教——所谓“厌离”。
他的观点，打破了一直以来，学术界认为文化是沿一条路线分阶段演进的论断，而将三大文化路径放在并驾齐驱的征途上考量。
这便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多元性”。
而我国在当今国际交往中高举“文化兼容并包”的大旗，巧妙地避开所谓“意识形态”，
恰恰是运用这一理念来反击西方文化的“入侵”，好似釜底抽薪般的“胜负手”。
当然，那时的梁漱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的思想对今日之中国的影响，
而这些思想却足以令他不甘于只当一个坐而论道的书生，而是催促他步入滚滚红尘，
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终极梦想。
1924年，梁漱溟在与北大“七年之痒”的年月辞职了。
几经辗转，他应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jǔ]的邀请，来到山东邹平县，开设了一所乡村建设研究院。
梁漱溟在邹平（前排左一）
奇怪，这样一位大儒，为什么要去“上山下乡”呢？
因为，梁漱溟认为，由于文化的分途，
不仅西方的制度无法移植到中国来，而且反西方的苏联模式也不适合中国。
「事实上，我国今天所走的路，既不是西方模式，也不是苏联模式，而是自己的路。只是我们在找到这条路之前，付出了太多难以承受的代价。」
所以，必须认清中国的独特性，
而只要一将眼光聚焦，就会发现中国问题的关键点在“农村”。
这与毛泽东的发现惊人的相似。
但是，梁漱溟却不认为中国有阶级，因为没有阶级，就不存在谁“革”谁的“命”的问题，既然不需要“革命”，也就不必“武力”。
所以，问题虽在农村，但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是以温和的方式建立新型的“乡治”，
即让乡村管理体系搭在“乡村学校”的架构之上，实现“自治”。
可毛泽东却一眼看穿了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土地，
而将中国革命首先引向“土地革命”，最终取得了成功。
与此相反，梁漱溟的实验自然是以惨败告终。
但我们并不能以成败论英雄，而是要将人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评价。
当时，梁漱溟错了，但是1953年，同样针对农村问题，他却未必错，当然那是后话。
抗日战争时期，梁漱溟作为民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者之一，曾到延安考察。
期间，他和毛泽东交谈有八次之多。
毛泽东肯为梁漱溟花费这么多时间，至少说明他对其思想非常感兴趣。
确实，梁漱溟很早就设想过在中国实现多党合作的方式，
并提出了“既非多党制，亦非一党制”而是“一中有多，多上有一”的方案。
而今天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竟大致如先生所言，实在令人感佩。
不仅如此，抗战胜利后，当国共谈判陷入僵局时，
作为民盟秘书长，先生不辞劳苦从中斡旋，“不敢惜力”。
然而，当听说国军背信弃义，破坏停战协议，攻下中共控制的张家口时，
梁漱溟竟仰天长叹，对记者说：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953年，梁漱溟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扩大会议。
一直关注农村问题的他在会上直言不讳道：
“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
毛泽东与他的看法截然相反，驳斥到：
“......这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是大仁政。......”
「摘自《毛泽东选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
于是，在随后几天里，就出现了开篇所提到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斥责。
而对当年那场论战时自己的心路历程，
1988年，95岁高龄的梁漱溟，在去世前一个月曾这样评述：
“于激烈争执之后，我突然憬然醒悟自己已落入意气用事。
善意即是善意，不容指为心怀恶意。
为人于是非曲直不可含糊暧昧；据理辨明就是，何必言胜负？”
孔子说：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梁漱溟先生当之无愧。
今天，梁漱溟先生早已作古，是是非非，是非非是，各有评说。
儒书有云：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先生说，此中第五个“知”便是“自觉昭明”。
所谓“自觉”，就是“独知”、“不自欺”。
人类的一切成就，从根本上说，都是依靠这股自觉之力。
抛开对利益得失的顾虑，以是为是，以非为非，令是非之心昭昭，让坦荡之气浩浩，
这就是先生“理性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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