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谱法,八种调式和音乐理论
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的拜占庭手稿约有10%带有旋律式记谱法(melodic notation)的乐谱,数量在1200到1500之间。另外还有数以百计的《圣经》选读本带有发音式记谱法(ekphonetic notation或lectionary notation)的记号。现存最早的发音式记谱法文献是九世纪的,而现存最早的旋律式记谱法文献是十世纪中期的,这两种记谱系统存在的时间应该更早。发音式记谱法用于指出庄严地诵读《圣经》时用的吟诵音调,旋律式记谱法用于记录诗篇和赞美诗的吟诵曲调,两者应用范围的不同使得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性。
发音式记谱法是一种诵读《先知书》、《旧约》的其它段落、《书信》和《福音书》的辅助记忆方法。每个句子的开头和结尾各有一个记谱法记号,大约有20个这样的传统成对记号,用于表示音高和诵读公式。现在还不能精确地解释发音式记谱法记号的含义。
十二世纪中期以后的旋律式记谱法已经完全可以表征音高,因此转译这类圣咏是可能的。礼拜曲目的重要部分到了十四和十五世纪才使用这种记谱法,由于拜占庭传统的稳定性,可以通过这些曲目重构出早期拜占庭礼拜仪式音乐。旋律式记谱法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十到十二世纪的古拜占庭记谱法(Palaeo-Byzantine notation)或被威勒茨称为早期拜占庭记谱法;十二世纪中期到约1815年的中期拜占庭记谱法(Middle Byzantine notation)或圆形记谱法(Round notation),威勒茨将十五到十九世纪的记谱法称作晚期拜占庭记谱法;从1820年至今的新记谱法(New Method)或改革记谱法(Reformed notation)或以发明人名字命名的克吕桑托斯记谱法(Chrysanthine notation)。
古拜占庭记谱法也可以分为三种:西塔记谱法(Theta),沙特尔记谱法(Chartres)和Coislin记谱法。西塔记谱法是使用单个记号的基本类型,记号像希腊字母θ或者撇号,置于文字的单个音节之上。和后来发展的较复杂的记谱法类型相比,西塔记谱法对应简短的花唱公式的位置,具体的花唱和旋律本身需要依靠演唱者的记忆或即兴。沙特尔记谱法使用了许多复杂的记号,指代音符组或整个花唱,这种记谱法在十一世纪中期绝迹,很可能是《诗歌韵文集》(sticherarion)发展的结果。之后Coislin记谱法发展成标准的拜占庭记谱法。Coislin记谱法对每段旋律用一个不同的基本记号来标记,这些记号后来经常合并成组,而且使用的组记号数量相对有限,在意义表达上更加精确细化。
拜占庭乐谱西方从格列高利圣咏的有高度的纽姆谱发展而来的线谱,可以认为是一种有高度的或图形乐谱,相对音高由音符在谱线上的相对高度来表示。而中期拜占庭记谱法本质上是一种数字记谱法,它的记号表示每个音符和它后面的音符之间上升或下降的步数。这种记谱法不能明显地给出音程的大小,只能通过调式(echos)、体裁和特殊公式的知识来理解。在中世纪,旋律基本是自然音的,少数情况下是半音的,特别是第二调式。起始音符由一个特殊的调式记号(martyria)来指示,它定义了所用的调式,并给出吟唱公式的最后一个音符。赞美诗文本的第一个音节上面的第一个纽姆符号显示了和吟唱公式结尾相关的需要唱出的第一个音符。这些记号由希腊字母表的前四个字母以及纽姆符号组成,希腊字母作为数字使用,纽姆符号指出特殊调式的特征旋律运动。因为纽姆记谱法不能精确表示音高,拜占庭的抄写员经常在旋律的终止处插入中间或者参考记号,用来确定到达该处的音高。
中期拜占庭记谱法的符号可以分为三组:somata(意为“肉体”)、pneumata(意为“灵魂”)和前两者以外的符号。somata只指代音符连续运动,pneumata只指代音符跳进运动,其它符号大部分和节奏或速度相关,少部分用于旋律运动。第三组音符中最重要的是ison,指代同音重复。somata表示上行或下行二度的音符运动,下行二度只有一种符号,而表示上行二度的却有六种,表示微妙的力度和发声方式。在某些情况下,somata和其它符号组合使用,会失去原有的音程关系,成为节奏和力度记号。pneumata只能表示三度和五度两种跳进,每种还有上行和下行两种形式。其它音程可以两个或多个符号组合使用的方法来表示。可见,中期拜占庭记谱法力求用尽量少的符号来表示音程关系,同时还表示丰富的节奏变化和细微的力度要求。
还有一种记号称为“大符号”(megala semadia或megalai hypostaseis),其精确含义还不完全清楚,一般认为是指缓急法。在某些情况下,加强由独立的纽姆符号本身表达的旋律轮廓,也可能用于帮助歌唱者快速看到旋律公式的概要,此外,这些大符号可能和手姿学有关。
晚期拜占庭记谱法是指十五到十九世纪期间使用的记谱法,用于区别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落于土耳其人手中的那些从前抄写的乐谱。大符号在这段时期使用较多,视觉上给人一种某种程度上不同的记谱法的印象,事实上,中期拜占庭记谱法的所有基本纽姆符号一直在这段时期使用。
1814到1815年间, 克吕桑托斯等三位教师改革了纽姆式记谱法,显著减少了符号数量,特别是大符号,引进了一些表示半音、时值和休止等的新的符号和唱名。这段时期已经超出本章时间范围,不再赘述。
拜占庭音乐表示调式的词叫做echos。这个词早在七世纪就出现在一些最古老的赞美诗手稿中,虽然这些手稿并未包括乐谱。在这个阶段,echos表示旋律型或公式,而不是音阶。后来拜占庭圣咏分类成八种调式,称为八种调式体系(octoechos),其出现的时间不迟于八世纪,为拜占庭旋律实践提供了组织框架。八种调式体系起源于古代音乐理论和各种近东音乐实践。对于拜占庭圣咏来说,八种调式和以八周为一循环的礼拜仪式密切相关,每周被分配给一种调式。传统上,八种调式的提出归功于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Damascene,700-760),他从八世纪早期就开始在耶路撒冷的圣萨巴斯修道院创作赞美诗。在八世纪晚期,这种拜占庭式的圣咏调式组织框架也影响了西方圣咏,格列高利圣咏也出现了八种调式的体系。这两种体系都有D、E、F、和G四个终音,每个终音分为正调式(较高音域)和副调式(较低音域)。拜占庭八种调式体系的顺序为四个正调式在前,四个副调式在后。西方八种调式体系从调式1到8分别为D正调式、D副调式、E正调式、E副调式……。拜占庭的调式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音阶,而是一种特殊的旋律组。除了第一和第四调式外,每种调式都有许多符号来表示开始的几个音,帮助领唱者演唱赞美诗的开头。
八种调式的考考策勒斯树和西方相比,拜占庭的音乐理论并不丰富,也很少考虑特殊情况。拜占庭人只是简单地跟随古代思辨性理论,很少聚焦于当代实践。最早的理论陈述是一部不知作者的残篇《圣城礼节》(Hagiopolites),很显然它和圣城耶路撒冷的实践有关。这部书提到了八种拜占庭标准调式以及之外的其他补充调式和吟唱公式。拜占庭音乐理论的主线是《乐理手稿》(Papadike),它可能最早编写于十三世纪晚期的君士坦丁堡,或圣山(Mount Athos)和塞萨洛尼基的圈子。这部手册包括有关调式、记谱法、节奏、力度记号以及对初学者练习的说明,是破译拜占庭乐谱的主要源泉,基于该书的基本材料,后来还有许多扩写的版本。中世纪晚期的几部论文充分讨论了理论和风格问题。但是对于这类论文的教学内容必须小心对待,它们大多数是为已经对表演圣咏有丰富经验的人写作的,对于处理节奏、装饰音、音阶的精确调音、声乐技巧等的基本问题经常是不精确的。拜占庭理论家们还设计了各种图形(如树或轮子)来帮助学习记忆,例如唱名法和转调。
八种调式的考考策勒斯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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