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丨罗兰 · 巴尔特《符号学原理》释读（1）

[前言]

语言学是一门神奇的学问。它曾经与我们毫不相干。但后来，它成了一种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有益角度。

触发这一扳机的是一位瑞士人，名叫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索绪尔之后，语言学主流被“现代语言学”替代。这一贡献可谓彪炳千古。它直接改变了上世纪50年代以后现代人思考的方向，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就是其中一个明证。哲学如此，文学和艺术也未可“幸免”。

靠索绪尔一人之力，自然不可能“完成”这一伟大的变革。在他身后，还有许许多多同样高大的身影。他们站在索绪尔的肩膀上，甚至不惜将这肩膀稍稍“压垮”一点。以此为基础，大大扩展和丰富了先驱们（索绪尔以及皮尔士等人）对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最初的构想。这其中，就有罗兰 · 巴尔特的一份力量。

罗兰 · 巴尔特（Roland Barthes）是一个传奇。他是20世纪西方结构主义思潮的主将，同时也是之后的解构主义思潮的奠基人之一。但是笔者并不打算花一到两段的内容对他的个人经历进行介绍，与他相关的资料读者可以从百度百科中获取。

1964年，罗兰 · 巴尔特出版了这本《符号学原理》，是一本六万余言的小册子。内容主要为其对符号学的初步探讨（主要为索绪尔的符号学）。我手头所持这本，系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为国际符号学会副会长李幼蒸，定价为15元。

罗兰 · 巴尔特这本著作虽然讲的是符号学，但他显然是（也不得不）从语言学开始讲起。全书的起始点在索绪尔的学说，其整体框架也是由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概念所搭建。他在书中“导论”第一句话中解释道：“符号学还有待于建立，因此我认为还不可能提出任何一部有关符号学分析方法的手册来。”正是因为如此，他对他即将完成的这部作品的定位是“谦逊的”。

但是如果一本书对一种已有的学说保持充分的“谦逊”，那么这本书就只能称得上是一种“教材”。巴尔特这本《符号学原理》显然不是一本教材。作为近现代最有天才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学者之一，他的野心是在前辈的理论基础上，使用严谨的方法，发挥他的才干。因此，他对自己这本书的评价又是“大胆的”。他说：“这种知识，至少在构想中，已经被应用于非语言的对象了。”

正是基于这层原因，这本书是一种“建立”和“创新”，而非复述。对于读者来说，它则是一种探索。虽然这部经典著作的写作，距离现在已有半个多世纪，但它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新”的。此处我所说的“新”，包含两个方面：

其一，对于一名此前没有接触过符号学或语言学的读者来说，阅读这本书将是一个走进学科殿堂的契机。大师的一言一语，将有助于为你建立一个较为严谨，又具备弹性的理论框架。

其二，对于一名对此相关知识已有了解的读者来说，阅读或重读这部“原初”的经典，可以获得新的、更深的启发。符号学发展至今已经有五六十年的时间，这期间理论必然得到可观的完善。但是研究理论，却不是订制时装，往往回归理论的起点，重新对其审视，反而可以避免落入窠臼。罗兰 · 巴尔特这部作品，将有助于扫除许多不必要的“成见”，而其本身秉承的理论品格，恰恰正是开放包容的。

由此处开始，笔者将对这本书中的主要观点和语句进行逐条解释，并结合一些具体的例子。这篇文章，也许会以“注释体”的模式呈现，即边读边“释”。这么做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这种写作方式有利于我表述对巴尔特书中个别“说法”的评价和思考；其二，作为一篇为了“提供参考”而写作的文章（系列），这种方式可方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检索查阅，同时也便于作为我自己以后深入学习的资料；其三，这种呈现方式可以示范一种阅读过程，这种过程是我一直以来所采用的。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的写作，偏重于对这部经典进行“内指”的解读。注重表述笔者个人的解读和想法，而非求证某种“真理”。所以只会用其前面的“说法”解释后面的“说法”，抑或反过来，而尽量避免引据其他作者或文本的内容。

阅读这篇文章，也许可以打开你的新“视”界。而错过这篇文章，你可能不会在任何其他地方接触到比之更加通俗易懂的“语言学”。而对于喜欢文学和从事文学的个人来说，了解一些基本的语言学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笔者在这个平台中发表这样一篇与语言学有关的文章的原因之一。当然，前面所说的“通俗易懂”也仅仅是相对而言。专业领域的语言不可能绝对转化为老百姓的语言，也无法转化为“俏皮话”，否则就难免要对理论本身“伤筋动骨”，最终只会导致两败俱伤。

[“导论”]

本书的“导论”部分仅有短短的两页。除了笔者前面引述过的个别内容以外，巴尔特在这两页纸中还提到了本书的写作目的。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强调符号学对语言学部分分析性概念的借用，阐述了其必要性；其二，提倡符号学后续研究的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其三，对本书最终呈现的效果进行简单的展望，即如他所言：“本书是与问题分类原则有关的”。

借此，罗兰 · 巴尔特建立了本书的构架。我们可以从他的三言两语中，猜想到两个重要概念对于此书的构成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一是现代语言学，详讲；其二是结构主义，略讲。接下来笔者会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这两个概念将贯穿于全书始终，对其作适当的把握必然会有益于读者对本书其他部分进行准确理解。

[ 1 ]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

按发展逻辑来讲，应该是先有现代语言学，而后才有结构主义。因为结构主义正是建立在现代语言学基础上的。不过此处我们并不打算详细介绍结构主义，所以先在此略微谈论。如果读者看完有不太明确的地方，大可放心，之后在了解了“现代语言学”词条之后，自会有豁然开朗之感。

结构主义出现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其主要思想的表述最早见于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劳迪 · 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这位活了102岁的学者，在其当时的一些重要作品中鲜明地引述了索绪尔的理论，由此创立了一门新的学科——结构主义人类学。结构主义正是从人类学出发，迅速波及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在文学方面，其代表人物正是本文的主人公罗兰 · 巴尔特。

结构主义的思想，正如其名称所示，就是强调一种“结构”的作用。它认为世界的运转，不是由某一股或多股偶然的力量推进的，而是存在着一种隐在的“结构”。而结构的意义正在于强调结构中的各点之间的关系和运动。实际上，结构指的就是一种“关系”。这种结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既定且成熟的，但它也具备变化的可能。而一旦其中某一点发生了变化，即会引起整体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是相对的。结构主义研究的显著特点就是注重二项对立分析，以及注重差异分析。其分析方法和对世界的解释方法，富有启发性，但当它发展到极致之后，则表现为一种先验与僵化的倾向，进而趋于神秘化。

罗兰 · 巴尔特在撰写《符号学原理》时，常常难掩他的结构主义思想。在之后的细节“注释”中，笔者将为大家逐一点明这种思想方式的具体表现。

[ 2 ] 语言学（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的纪元是从索绪尔的学说创立开始。正如巴尔特在书中所说：“索绪尔以前的语言学，主要关心在发音流变、词义自发关联以及类比作用中的历史性变化原因。”当然，此处需要说明的是，索绪尔的理论出现至今，语言学旧有的研究方向仍然在延续，而不是结束。因为旧语言学的重要关注点在于“古音”与“现代音”的演变及其原因等，这同样是一门无穷无尽而且始终有益的学问。

现代语言学与旧语言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关注语言本身的基本规律，关注共时性的语言形成。后者则是一种历时的研究。通过这一视角的转变，索绪尔提出了以下几个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出奇地完整，以至于其成果为之后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诸多思潮所享之不尽。

A. 能指（signifiant） / 所指（signifié）

能指和所指这两个词由法文翻译而来，翻译得很形象。能指指的是某种形式的符号、记号，即“能够用来指的”。所指指的是这种符号和记号所代表的事物或意义，即“符号所指代的”。

举个例子说明。如“虎”这个字，其字形就是一个能指。而它对应的所指，就是那种生长在树林中的身上有花纹的猛兽。另一方面，能指不单可以是一种具象的符号或形象，声音也可以是一种能指，而且是直接的能指。即我们在交谈中说出“hǔ”这个发音来，就可以指代那种猛兽。

将语言区分为能指和所指，也就相当于词形和词义的分离，并对此进行强调，以此为出发点对语言规律进行讨论，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在区分了能指和所指之后，索绪尔提出了另一个论断——能指和所指的对应规则并非必然的，而是任意的。这种对应规则仅仅是一种偶然的、约定俗成的东西。或称为“无理据符号”。这一论断实际上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已经有类似的说法。但索绪尔的贡献在于他以此为其整个理论的根基。此处我们用英文和中文各举一例。

英文中（或者任何由字母构成的语言文字中）这种结论是很好理解的。比如cow为什么表示奶牛呢？ox为什么代表牛呢？sheep为什么代表羊呢？这三个词的词形跟它所指的实物一点都不相像。光看文字，我们很难把它与这些动物联系起来。cow和ox竟然都表示某种牛，但这两个单词又何其不同。

中文里。虽然中文是象形文字，但也有这种非必然性。比如说，“羊”这个字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两个“角”，但是牛头上也有两个角，鹿头上也有，为什么“羊”不表示牛或鹿呢？而有些羊头上并没有角，为什么它们可以用“羊”这个字来表示呢？

当然，中文里确实存在一些词，比之拉丁文更有明确的对应性。如“囧”。

B. 语言结构（langue）是一个差异系统 / 语言中只有差异，没有积极项

此处出现了两个关键词。

其一是“结构”。令我们不自觉地联想到之前简单介绍过的“结构主义”。

其二是“差异系统”。在现实生活中，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也可以有“关系”。例如两本一样的书叠放在一起，可以是上和下的关系。但是在形而上的世界里，只有不同的（即有差异的）东西才会有关系。因为如果二者没有差异，则是同一个东西，不可能产生“关系”。因此，当索绪尔提出“差异”时，它所指的就是关系。也许读者还可以回忆起我们之前说过的一句话：“结构指的就是一种'关系'”。当语言被表述为一种“结构”的时候，便有了“结构主义”的雏形。

如何理解“语言结构是一个差异系统”呢？我们借用英国亚伯大学文学教授彼得 · 巴里（Peter Barry）所举过的一个例子来说明：

茅舍  棚屋  茅屋  房屋  大厦  宫殿

这六个词组成一个系列，称之为“聚合链”（paradigmatic chain），又称为能指链。

尽管以上六个词有一些微小的差别，但它们基本都表示“住所”。而它们具体词义的差别，也就在于它们之间的对比关系。索绪尔认为，这些词是可以互相替换的。比如说，“茅屋”和“茅舍”这两个词。“屋”更强调是“住人的地方”，而“舍”则未必。“茅舍”可能是用来储存物品或圈养牲畜的。这就是此二词的细微差别。但是如果这创造词汇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想到要创“茅舍”这个词（也就是把这个词从语言系统中抽走了），那么，此时“茅屋”就不得不兼顾“茅舍”离开后所留下的空白。也就是，如果没有“茅舍”，“茅屋”的词义就会扩大化。

这就是聚合链中，“相邻”的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一个词改变了，或消失了，另一个词的词义也会随之改变。这就是一种“结构”的思想。

其中有一个经典的模型，就是二项对立模型。例如，当人们定义“男”时，“男”以外出现了一片空白，所以有了“女”。类似的二项对立很多，如黑暗与光明、高与低、冷与热等等。对立是一种坚固的结构，表现一种鲜明的“关系”，也是结构分析研究的一种最简单有效的测试品。

C. 语言结构 / 言语（parole）

索绪尔将语言（langage）分为两部分，即“语法层面”的langue和“用法”层面的parole。此部分系《符号学原理》第Ⅰ章重点讨论的内容，此处不详述。

D. 语言构成世界

这个概念比较难理解，而且属于语言学的哲学化。此处同样借助彼得 · 巴里教授举的例子说明之。

比如一天有24个小时，为什么必须是24个小时呢？这不仅仅是约定俗成那么简单。东方和西方在古代是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但是在计时方面却出奇相似。中国人使用的是“时辰”，一天中有12个时辰，24是12的倍数。这是巧合吗？一天之中，时间是连续不断的，为什么不将其平均分为7份、21份或者53份呢？其背后必然有一种隐在的、人类普遍共有的“结构”。

当我们考察“季节”这个概念时，事情就更加明显了。东西方都是四季“分明”。一年之中，气温变化并没有明显的“陡坡”，何况经常还会出现类似“倒春寒”的现象，那么为什么东西方都不约而同地把一年分为四季呢？而不是六季或八季。

此外，还有色谱中的7种颜色等生活实例。

因此可以说，四季是人们看待一年时间的方式，24小时是人们看待一天时间的方式，“赤橙黄绿青蓝紫”是人们看待颜色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来源于内在于人类大脑思维中或者客观世界中的一种既定的“结构”。从发生学的角度讲，原始人可能不具备这种认知“结构”。只有当他们进行了劳动生产和生活之后，大脑逐渐发达，才形成了这种“结构”。而语言，正是这种“结构”的一个关键的例子。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生下来就失去听力的人，最终可以学会说话。因为他所身处的这整个社会，都是一种近似“结构”的反映。

另外一个跟语言有关的词是“概念”。我们取“春夏秋冬”为概念，来理解季节变化。而相似的，当社会中出现“佛性”这个词时，我们留意到身边有很多“佛性”的人或行为。而在这个概念出现以前，大多数人不会去留意这种“现象”。而更明显的就是一些许多人都关心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概念，如“原生家庭”、“归因偏差”等等，在这些词广泛流行之前，人们难以将对应的现象进行“固定”和表达。而这些概念一旦出现，某种程度上讲，也会吸引走我们全部的注意力，以至于忽略掉与之“相邻”的某些确实存在但未被定义的现象。我们透过语言（包括概念）去观察和解释世界，这就是语言“构建”世界的过程。

以上就是此系列文章（1）的内容，大部分属于准备阶段的知识。

从下一篇开始，我们将把全部的注意力落在巴尔特这部著作上，进行一场必然有益，但未必舒适的“符号学之旅”。请读者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巴尔特的作品素有文风晦涩、语言跳跃的特点（这可能不是巴尔特一个人的特点，而为大部分法国籍理论家所分享）。其次，从法文翻译为中文，又增添了一层隔膜。最后，巴尔特这本书不是写给初学者看的，其中必然省略掉大量他认为没必要交待的“常识”。故此，这场“释读”具有十足的冒险性，注释的人需有勇气，观看注释的人也需要勇气，并且应该时刻准备面对“太监”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