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内忧外患
5.都没闲着
在后金忙着镇压以东山矿徒、十三山为代表遍布辽东的起义问题的时候,在一旁的明朝也没闲着,因为同样的事情也降临在了明朝的头上。
天启二年,明军在辽西战场节节溃败广宁失守的同时,后方的山东爆发了一场浩大的农民起义(造反),史称曹州农民起义。
领头的叫做徐鸿儒,出生年月不详,山东巨野县人(今山东菏泽巨野),之所以可以成为此次造反的领导人,还是因为他的经历:
早年曾经在白莲教学习工作过。
白莲教是一个统称,八卦教、天理教、一贯道、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红灯会、义和团等广为熟悉或不为人知的种种或为白莲教分支或是深受白莲教影响,金庸《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其实指的就是白莲教,元末红巾军的领导人徐寿辉、邹普胜、韩山童、刘福通等都是白莲教教徒,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不过鉴于后来这位当了九五之尊,“为尊者讳”,这段不大光彩的经历自然消失了,因为他曾经工作过战斗过对他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白莲教是一个非法组织,恐怖组织,严禁任何活动。
禁止白莲教的不是别人,就是有对白莲教十分了解并且亲身入教朱元璋。
白莲教有一个特点:在元朝反元朝,推翻了元朝建立了明朝接着反明朝,明朝灭亡了继续反清朝,所以他们反抗的对象不局限于任何一个具体的目标,而是一个抽象的目标:
统治阶级。
再加之白莲教极其庞大的影响力和动员力,白莲教很“荣幸”的在元明清三代都被严令禁止。
如果不是清中后期出现的另一个组织后来居上,白莲教可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太平天国。
据某些史料的记载,徐鸿儒领导下的白莲教徒有“不下两百万”,结合古代史料数据的不确定性,两百万肯定没有,但人数不少应该是真的。
于是,徐鸿儒和另外几个地区经理约定,河北景州(景县)、蓟州、山东郓城、山东曹州四地在天启二年中秋节同时起兵,可惜事情最后没成。
正应了范伟老师的那句话:“群众里面有坏人啊!”有人向官府举报了此事,徐鸿儒只能自己先单干了。
徐鸿儒起兵之后,接连“攻占”了四个村寨,在攻占梁家楼之后,徐鸿儒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扩大势力趁官府不备拿下县城而是穿起早已准备好的黄色衣服,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一身黄,什么黄背心黄内裤黄袜子通通穿上。干什么?当皇帝。(自称中兴福烈帝,年号大乘兴胜元年。)
徐鸿儒的传教工作没有白做,山东郓城、邹县等地的百姓有很多“多携持妇子,牵牛驾车,裹粮橐饭,争趋赴之”,人人皆以红巾包头(多头缠红巾﹐众至万余人),白莲教在山东各县的负责人也云起响应,邹县和滕县被徐鸿儒攻占。一夜之间,山东的局势让明朝大为震惊,宛如梦中惊醒,邹县和滕县的失守对明朝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两县位于运河重要地段,发往北京的漕运都必须经过此处,运往辽东的军粮也由此中转,“此地一坏,国家进退之路已穷”。
邹县还是亚圣孟子的故里。
对徐鸿儒而言,此刻己方形势一片大好,徐鸿儒计划“南通徐淮、陈、颍、蕲、黄,中截粮运,北达神京,为帝为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票大的,这就是徐鸿儒的座右铭。
为了激发人们的斗志,徐鸿儒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口号很简单,就三个字:
上西天。
打下山东,咱们一起上西天!
在白莲教中,上西天就是教徒一生的终极目的。
于是我们在史料中看到了这样一条令人哭笑不得的记载,徐鸿儒的部下在作战中十分踊跃,你争我抢,争着抢着“上西天”。(竞以为上西天云)
这个“目标”很快就可以达到,但并不是徐鸿儒宣传的“上西天”,而是真正的上西天(去死)。
徐鸿儒起兵之初如火如荼无人可挡,不是他有多么高的军事才能,而是真的“无人可挡”。
山东明军的精锐和主力支援辽东战场,兵力空虚,不光山东如此,全国各地都很多这样的情况,这也为后来明末的农民大起义制造了有利条件,即明军北方主力精锐多集中在辽东战场。
没兵怎么办?一面由山东巡抚组织山东各地的明军,一面由已经退休在家的原大同总兵杨肇基作为新任山东总兵召集乡勇;另一面就是调拨援军,登莱巡抚袁可立派遣登莱水师,京师发兵,北直隶发兵,连辽东军也派遣过来,先灭后院的火再说。
别看在与后金作战中,辽东明军屡战屡败,那也得看和谁比,和八旗铁骑比是差点,但是对付这些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农民军,而且在双方人数相近的情况下打他们就跟玩似的,一打一个准。
徐鸿儒的后辈们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老回回、曹操等风云人物的身上同样面对过这样的问题,被官军追的打。
明亡于流寇(农民军),这一说法是有前提和背景的:
官军质量越来越差,数量也越来越少。
答案得问后金(清)。
十一月,徐鸿儒内外交困,眼看手底人越来越少,地盘越来越小,外面的明军越来越多,自认大势已去的他出城投降(也有说手下叛变),历时半年的白莲教起义(徐鸿儒造反)宣告失败。
其实徐鸿儒不明白,哪里是大势已去,对他而言从来就没有什么大势,不光是他,对任何一个想要有野心的枭雄也好英雄也罢,所谓的“大势”其实很简单,就四个字:
天下大乱。
乱世,才是他们的舞台,才会给他们拎着宝剑进入命运竞技场的机会,这个道理很多人不懂,现在的徐鸿儒不懂,徐鸿儒的接班人后来清嘉庆期间持续九年之久的白莲教五省起义也不懂,此刻山海关外让明朝损兵折将的努尔哈赤也不懂。有些人,只适合在乱世生;有些时,只适合在乱世做。对英雄枭雄而言,踩着天下苍生的累累白骨才能踏上成功的平台,听着无数父母妻儿的哀嚎才能发出正义的呼喊,也只有这样才能建功立业,才能为青史的留下几笔或褒或贬的评说,才能让后人冠以英雄霸主一代枭雄的王冠。
对造反也好起义也罢凡是想要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个人或群体来讲,“首倡义旗”“兵多将广”这些都是次要的,只有天下大乱才是必须的。
天下大乱就是把猪吹上天的风口。
徐鸿儒被平定下去了,但在徐鸿儒起义的七年之后,会有一场席卷中原大地的烽火,在其中你可以看到一个个熟悉或陌生的名字,王二、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曹操、草上飞、老回回,可能现在的他们还在当着招待所的临时工,可能还在受着别人的白眼乃至侮辱,但七年之后他们将登上历史的舞台,和他们相提并论的都是这时代最杰出最优秀最聪明最狡诈的帝王将相们。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群雄并起的时代,这是一个不亚于三国鼎立的时代,历史称这段时代为明末,但历史还把它延长了一些:
明末清初。
江山不幸诗家幸,诗家不幸史家幸。
徐鸿儒起义结束了,但明王朝并没有松一口气,因为从军事角度而言他们的敌人只有一个,一个威胁越来越大的敌人,当辽西失陷广宁献城的消息传到京师的时候,这种威胁仿佛已经如鲠在喉,刃在其颈:
后金,努尔哈赤。
辽西失守,广宁献城,成千上万逃亡的百姓和溃败的明军如汹涌的潮水的涌进山海关,甚至为了求生还出现了明军自己人“引弓相向”随时干仗的局面,最后还是熊廷弼利用自己辽东经略的身份强迫山海关守将打开关门,辽东苍生得到一线生机,死中得活。
人是活了,可地是死的,丢失的土地怎么办?
毛泽东同志说过“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打碎了一个还有一个“。山海关前一马平川,再无任何缓冲地带,山海关成为明朝应对后金威胁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把京师的安全压在山海关一处,这个赌注实在是太大了。
造成今天这一切的,首当其冲是吹嘘着“一举荡平后金”的王化贞。
有人说王化贞的失败是因为愚蠢,是能力问题;有人说王化贞失败是因为性格的失败,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为人狂傲,自大,对此我抱有意见。
一个简单事物其背后往往没有看上去那样简单,很多事物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之下的化学产物,比如成功,比如失败,也比如每一个人。
一个人虽然愚蠢,但有自知之明,老老实实,有多大饭量就拿多大的碗,能做的事情做不能做的事情不做,这样的人不会出事;一个人虽然自大(人永远不该自大),但自大也是一种强烈的自信,他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力,敢于展现自己,会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也会做出一番事业。
二者只居其一,很正常,但二者都有,就会出问题了。
而王化贞还不仅如此。
因为愚蠢,他无法正确判断自己和别人的实力,重视自己轻视别人,所以狂妄;因为狂妄,他觉得自己“老子天下第一”,我说的都是对的你们都是渣渣,所以固执;因为狂妄和固执,他更加觉得自己厉害自己正确,所以更加愚蠢。
简单来说,愚蠢、狂妄、固执是三位一体相辅相成的,这种人除了坏事再无其他。
王化贞就是这样的人。
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王化贞被依法逮捕,押送北京等候处理。
看似王化贞得到了该有的处罚,但王化贞并不是一个人,和他一起离开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熊廷弼。
熊廷弼得到的是免除所有职务等待调查(免职听勘),看起来要比王化贞强点。
强点,只是在现在看来。
关于熊廷弼和王化贞的故事,我们之后再说,因为眼前还有一个最为紧迫的问题摆在明朝面前,紧迫到虽为天子但尚年幼的天启皇帝抓住了一位辅臣的衣袖哭的不停:
谁想当官?
无数人举手,可能是个人都会举手。
在宋代有个老秀才为了当官不惜写反诗,宁可冒着全家被杀的风险也要博取当官的一线希望。
这种思想别说在古代,在现代也很常见,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但当这个官职是“辽东经略”的时候,大家表现出了在仕途之上难得的谦让,纷纷表示自己能力不够,这样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应该交给别人,反正别给自己。
光不光荣不知道,重点是艰巨。
纵观辽东高级领导,文官第一把手辽东经略,武将第一把手辽东总兵,从他们的经历不难看出一二:
辽东总兵,本意为辽东镇总兵官,这里可以引申为“前往辽东的总兵”或“在辽东的总兵”,前前后后十四位,没一个回来的,其中刘铤、杜松那是帝国数一数二的猛将,可如今遇见更猛的只能堙没在历史的舞台。
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如果说武将战死是武将的宿命,那认了,可文官好端端的结局是什么?第一任杨镐,在大牢里蹲的等死;第二任熊廷弼,干得不错,可是到头来被免职罢官回了老家,现在第二次被免职等候调查;第三任袁应泰,轰轰烈烈,自杀殉国;第四任薛国用,劳累过度,尽心竭力,因病去世。(历官醇谨,久于辽,日夜忧战守备。会大清兵不至,得安其位。无何请告,竟卒于官)
要么兵败身死(袁应泰),要么兵败下狱等死(杨镐),要么日夜操劳累死(薛国用),要么无法击败后金被免去所有职务(熊廷弼),别人都是升官发财,最起码也是平平安安老婆孩子热炕头,可要是当了辽东经略,要么被后金杀,要么被自己杀,好不容易保下命来还要被自己人(朝廷)杀,最好的结局就是免除职务回家种地,本来光明的前途,六部部长,内阁辅臣,甚至内阁首辅名留青史这些都将远去,在后世还要背上无能误国的骂名,沦为世人笑柄。
划不来,太划不来。
升官发财的利益没有,这是生而为人所追求的;名留青史的名声没有,这是作为读书人、士大夫所追求的,而当辽东经略,这两者都没有,不仅没有,还有生命危险。
不远万里,来到辽东,冒着生命危险,不求名不求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是什么精神?
这我不了解,反正不是正常人的精神,有也是二百五。
但这样的“二百五”还真有,兵部尚书张鹤鸣就是一个。
张鹤鸣表示自己身为兵部尚书理应当仁不让,国家有难我不上谁上,主动请求出任辽东经略。
天启皇帝哭了,上一次哭是因为满朝文武没人去,急哭的,这次是被感动哭的。
“忠臣!”
作为当事人,张鹤鸣也哭了,不过是被自己蠢哭的。
当熊廷弼和王化贞产生矛盾之时,身为兵部尚书的王化贞不仅没有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摆事实讲道理,反而是一边倒的支持王化贞,可以说正是由于张鹤鸣背后的支持王化贞才愈加敢于不把熊廷弼放在眼里。(鹤鸣主之,所奏请无不从,令无受廷弼节度)
廷议经抚之争的时候,大家都在和稀泥,唯独张鹤鸣旗帜鲜明的直接表态要把辽东军政事务都交给王化贞一人。(专任化贞)
如果事后追责的话,王化贞的责任里有一半得分给张鹤鸣。
想到这里,张鹤鸣不由得顿足捶胸,拿脑袋直撞墙:
现在流的泪都是当初脑子进的水啊!
尤其是当张鹤鸣收到消息,御史谢文锦、给事中惠世扬、周朝瑞等人准备联名上书弹劾自己的时候,张鹤鸣更加确定,如果再不行动,自己很有可能会和王化贞去做邻居。
所以,张鹤鸣心一横一咬牙一跺脚,不就是当辽东经略,去了辽东未必会死,但待在庙堂一定会死!
“我去!”
(鹤鸣惧罪,自请行边)
张鹤鸣顶着太子太保的头衔带着天启皇帝赐予的尚方剑,从北京出发踏上了前往山海关的短程旅途。
我查询了一下12306由北京到山海关的火车时刻表,全程222公里到300公里,最快的2小时4分最慢的7小时13分(2017年大年初三)。
可这200公里的短程旅途被张鹤鸣硬生生的走成了十七天的“漫漫长路”。
我们常见到这样一个桥段“我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先听哪一个?”可这个选择对张鹤鸣并不适用。张鹤鸣到了山海关后,天天收到的都是坏消息,一个比一个坏,上午说后金准备下午进攻山海关,下午说后金准备明天进攻山海关,第二天说后金准备次日进攻山海关,张鹤鸣每天的日子就是提心吊胆风声鹤唳,他知道自己错了:
待在庙堂不一定会死,但待在辽东一定会死。
要么城破被砍死,要么被吓死。
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留得小命在自然也不怕没官做。
张鹤鸣的这点认识是正确的,之后的事情体现了张鹤鸣的高瞻远瞩。
于是张鹤鸣的身体健康突然出现了问题,起码在给天启的奏章里是这样说的,万一耽误了国家大事,真是百死难赎其罪,所以请求告老还乡。
人怂,就不要想出风头;想要出风头,就要有本事;既没本事人还怂,就老实安分,而张鹤鸣恰好正是一个又怂又想出风头还没本事且不安分的人。
而王化贞凑巧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想这或许是为什么张鹤鸣如此器重王化贞的原因:
人以群分。
相较于张鹤鸣怂还想出风头,接下来这位做事很干净利落:
宣府巡抚解经邦。
对于朝廷让他去做辽东经略的任命,回复就俩字:
不去。
朝廷回复:
得去。
解经邦回复:
不去。
就这样,朝廷说了三次,解经邦顶回去三次,这分明是违抗圣旨嘛,既然不去辽东,那你的宣府巡抚也别做了,不止是宣府巡抚,以后不要想做官了,剥夺政治权利终生。(著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据说,被解雇的解经邦同志是兴高采烈回家的。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大家谁也不去做辽东经略,可问题是辽东经略终究是要有人担任的,一来二去,这个可能是当世当时最艰巨的任务落在了时任兵部副部长(侍郎)王在晋的头上。
王在晋没有说什么,踏上了前往山海关的道路,因为他知道这是自己的职责。
无论后世如何评价,在别人都往后跑、都推三阻四的危难关头,王在晋勇敢的担负起了身为臣子理论上应尽但实际压根没有或者说很多时候可以变通的责任,没有身患重病,没有请求告老还乡,尽管可能是被逼无奈,但从结果来讲他的被逼无奈和挺身而出并没有区别。
人有些时候需要务实一些,嘴上怎么说也要看看手上怎么做。
起码王在晋是一个勇敢的人。
而且他是一个聪明人,最起码他不会是个傻子。
请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王在晋成为了千古的笑料,对于他的评价只有俩字:
蠢材。
我认为这一切并不是真的,其中充满了疑团和不合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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