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五年（1526年）
汪应轸是山阴人，汪家与王家乃世交。嘉靖元年九月初二，巡按江西御史程启充弹劾王阳明六条罪状，户科给事中汪应轸第一个站出来为王阳明辩护，斥责程启充不谙事体，沮抑忠义，非所以劝有功，存大体。御史向信随即奏劾汪应轸为王阳明同乡，应以同党治罪。在大礼议之争中，汪应轸与桂萼、张璁意见对立，遭到毁谤排挤。嘉靖四年任巡按江西佥事，因不善逢迎，遭巡抚猜疑。
汪应轸屡与人不合，为此感到困惑，于是写信给王阳明请教。王阳明告诉他，自己在南都任职的时候，不少人在明武宗面前进谗言诬陷他，同事朋友都为他担心，但王阳明却说：“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自信而已。”至于如何防范小人，这是不容易做到的，郑国子产这么聪明的人还要被一个小吏欺骗，但孟子评论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
但汪应轸是朱子的忠实信徒，他认为朱子的文章析理精详，考文博洽，非常人所及。听到有人批评朱子，他就会非常生气，就像人家伤害了他的父母一样。他多次于王阳明论学，都谈不到一块，他只认可王阳明的功业，却不认可王阳明的学问。
他对王阳明说，历来先儒都认为学问思辨属于知，笃行属于行，知与行分明是两件事，你为什么说知行合一？
王阳明告诉他，所谓笃行是切实地去做对的这件事，那么切实地做学问思辨的功夫，不就是行吗？学，学做事；问，问如何做事；思辨，思辨如何做事，所以行就是学问思辨。行之明觉精察，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便是行。知时，如果心不能真切笃实，则知便不能明觉精察，而不是说，知只要明觉精察，不要真切笃实；行时，如果心不能明觉精察，则行便不能真切笃实，而不是说，行只要真切笃实，不要明觉精察。古人把知与行分开来说，只是补偏救弊的需要。
汪应轸说，你认为陆象山论学简单明了，直中要害，但他认为治学分讲明和践履，这与朱子的观点完全一样，反而与你知行合一的观点不一致。
王阳明说，君子治学只要懂得什么是对的就好了，为什么要关心彼此的异同呢？我与陆象山的观点有相同的，但不是对他所有的观点都赞同；我与朱子的学说有差别，但不是为了不同而不同，它也不妨害我们有相同的见解。
汪应轸不依不饶，他追问到，在知行合一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你与陆象山观点不一致，那么你与他相同的观点是什么？
王阳明回答说，知与行两个字说的是一个功夫，但只有从两个方面来说才能完备。只要对治学的要领看得分明，即使把知与行分开来说，毕竟只是一个功夫，即使开始不能把知与行融会在一起，最终必然百虑而一致。如果抓不住治学的要领，即使把知与行看成一件事，那么它们最终还是无法融会，如果分开两件事去做，那么永远没有切入的地方。
汪应轸未经批准，托病离职，巡抚和巡按都以擅离职守上报朝廷，诏书下有司逮问，汪应轸自陈双亲无人奉养，希望休致，吏部悯其情，诏免逮问，特准致仕。
十一月十四，汪应轸回到山阴。他几次到王阳明家里谈论圣学，王阳明向他宣扬良知之学。不久，他给好友季本写信称，连承手札，指以心学之妙，最近有几次受到阳明先生的启迪，心下感激，但终不能释疑。即便如此，我还是会想待你一样对待阳明先生。阳明先生的文章功业，季本兄的才气气节，都是我的师友，为什么一定要观点一致呢？
反观汪应轸的所作所为，他虽与王阳明在治学问题上截然对立，但不会因此任由小人肆意毁谤王阳明，而是挺身而出，说自己认为应该说的话，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汪家与王家虽为世交，但他认为王阳明观点不对的时候，同样直言不讳，不依不饶。这其实就是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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