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远惟明，听德惟聪。
中国历史上，有一部命途多舛的经典，它的经历不亚于流亡在外又励精图治、重新复国的公子王孙，甚至比虚构作品中那些神乎其神的秘籍更加跌宕起伏。这部古书，就是堪称皇家语录的《尚书》。
《尚书》最早名为《书》，与《春秋》并列为我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主要记录殷商至春秋时期君王文告和君臣谈话，时间跨度两千余年，内容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是我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
上古之书
中国向来重视历史，很早就设有史官，记载历史事件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并把占卜的日期、占卜人、所占之事刻在甲骨占卜结果旁，有的甚至还包括后来的吉凶应验情况。甲骨卜辞的记事内容非常丰富，包含祭祀、农业、田猎、风雨、战争、疾病等方方面面，但记事比较简单，不成系统，短的甚至只有几个字。
周代的铜器铭文比甲骨卜辞更进一步，记录用的文字由简至繁，君王、公侯、臣子都可以在铜器上作铭文，君王所作铭文被视为国之重宝。铜器铭文有长有短，广泛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书》便在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的基础上发展了起来。
由于古代汉字繁难，加上书写工具的局限，古人一般将口语浓缩后记录成文，以减省书写的精力和时间，造成言、文分离，晦涩难懂，《书》也不例外，但其中仍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和形象的比喻。
例如《盘庚》记录了盘庚要迁都于殷，世族百姓普遍反对，他为说服众人而发表的训辞：“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意思为“好象把网结在纲上，才能有条理而不紊乱。”“（灾祸）好象大火在原野上燃烧一样，不能面向，不能接近，还能够扑灭吗？”
从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到《书》，可以看出我国古代记事的发展演变。到了汉代，《书》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又称《书经》，孔子的后人孔安国称其为“上古之书”。
颠沛流离，命途多舛
《尚书》地位虽尊，所遭劫难却颇多，残缺也最多，为儒家五经中最甚。《书》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和秦末汉初的战火，原有的《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到汉惠帝时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书才得见。
那时传《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他本是秦博士，秦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直到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经所剩不多。他就守着这一些残卷，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但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
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拆除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然而，又遇上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至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其中却有大量后人掺杂进去的伪作。
直到清朝孙星衍广泛汲取前人考订成果，摒弃25篇伪作，才大抵恢复了汉代《尚书》传本的面貌。《尚书》就这样经历了一部书所能遇到的几乎所有磨难，流传了下来。
皇家政治教科书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皇室文集，《尚书》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倾向，是以天命观念解释历史兴亡，以为现实提供借鉴。这种天命观念具有理性的内核：一是敬德，二是重民。
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例如《周书》的《金縢》写武王克商后患病，周公向先王祷告，愿代武王死，武王病愈。后成王嗣位，周公摄政，武王之弟管叔等散布流言诽谤周公，并煽动殷遗民叛乱。周公率兵平定叛乱，成王心中对周公仍有疑忌，周公避居。于是“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 《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为功，代武王之说。”成王大为感动，亲自迎接周公回朝。
而《秦誓》篇写秦穆公不听劝谏，伐晋失败之后，悔恨痛惜，他检讨自己时说：“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引用古人的话，指出人若随心所欲，则会多出差错；责备别人容易，从谏如流却很难，自己由于未能听从谏言而导致多有差池，虽然现在想改正，但岁月匆匆逝去，不一定还有机会了。
在我国过去几十年对人文领域的懈怠之后，古代经典又被重新拾起。当人们的关注焦点不再仅仅是生存，未来的竞争就从拼技术转变为了文化底蕴的竞争。对此，我们并不需担心太多，学习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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