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大非偶——文姜的春秋虐恋抑或豪门八卦？

今天我们的要讲的是一个八卦故事。

文桓孽缘

公元前709年（桓公三年），鲁桓公与齐僖公在齐国的嬴地会盟，大概是看中了齐僖公有着绝色之姿的女儿文姜，回去之后日思夜想，于是就派公子翚（羽父）到齐国迎娶文姜。要说文姜也算是有春秋一代数一数二的美女，多少人踏破门槛而求之不得，可齐僖公竟然应允了鲁桓公的求婚。不仅如此，齐僖公还亲自把自己的女儿送到边境，听到消息之后鲁桓公惊的帽子都掉了，赶忙驾车到边境去迎接。后来，两个人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啊，没了？故事好像太短了。嗯，以上是童话故事部分，以下是后童话部分。

不幸总是伴随着幸运降生的，鲁桓公也是一样。据传文姜是一个多情的种子，在私生活上不是很讲究，最要紧的是，她竟然与自己的亲哥哥齐襄公有私情。虽说国色天姿，绝代风华，却总有些乱伦的嫌疑，最终鲁桓公就死在了这件事情上。在他们幸福地生活了十五年之后，公元前694年（桓公十八年），齐鲁再次会盟于齐国的泺水（山东历城），这次齐国方面的君主就是文姜的情哥哥齐襄公，于是文姜也主动请求一同前去。分离十五年的兄妹二人相见之后，执手相看泪眼，竟滚了床单，干柴烈火，日夜缠绵，让鲁桓公的头上的天都变绿了。

鲁桓公知道后自然难以压抑心中的怒火，很是责骂了文姜一番，大概气急了之后说了不少难听的话，文姜哪儿受过这呀？心中又恼又怕，蹭蹭蹭地便跑去找他哥哥去哭诉。齐襄公想这件事情没办法了结了，如果别的什么事儿，亲妹夫还可以公诸天下，哪怕手上打不过，打打嘴仗消消气也就过去了。偏偏这事不管是齐国还是鲁国都不能大张旗鼓地去讲，妹夫心里憋了气，肯定回回来给自己找麻烦，闹不好就结成世仇了，这可怎么办？

齐襄公思忖良久，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那就做一票大的，把鲁君杀了算了。于是就设宴延请鲁桓公，鲁桓公竟然就去了，在他的内心里大概想的是，众目睽睽朗朗乾坤，齐侯也不敢怎么样，去就去了，有什么可怕的。况且自己也算是理直气壮，齐侯大概要陪个不是才对。

大概是齐侯耍的一手好口活儿，左赔一个不是，又说几句美言，把鲁侯说的云山雾罩，不知所以了，不多时就喝的酊酩大醉。齐襄公就当众命彭生把鲁君抱上车，在背地里则是密嘱彭生在车中把自己的妹夫杀掉。彭生也是个实诚人，力气大，体力壮，看见鲁侯睡着了，就用力拉其肋骨（胁），生生地就把桓公的肋骨折断了，鲁桓公只是大叫一声，就气绝身死。

齐国这次谋杀事先是有着周密的准备的，宴会上少不了有其他国家的使臣作为见证人，都能证明桓公的死实在是意外，跟齐侯无关。鲁国人虽然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但是又没什么证据，而且鲁桓公死的时候，他的儿子继位的鲁庄公才不到十二岁，小胳膊小腿儿根本不是齐国的对手。因此鲁国人虽然心里憋屈，但是好歹也是识时务的，只好忍气吞声，就这么认了，只是让齐国把彭生杀掉就草草了事了。

文姜在鲁桓公死后并没有随丧归鲁，而是在齐国滞留了一段时间，后来回到鲁国之后还经常来往于齐鲁之间，幽会情郎，可谓情深意切。史书上记载的文姜来往齐国的记录就有七次之多，其中有六次都是在齐襄公在位期间发生的。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为了方便他们随时幽会，竟然在齐鲁边境的禚（zhuo）建了一座行宫，供兄妹二人鱼水之用——可见其行事是何其的明目张胆。

齐大非偶

如果仅仅如此，事情也太缺乏戏剧性了，无法体现出兄妹二人的情深意切，于是有好事者就找出了「齐大非偶」的桥段，算是坐实了兄妹二人不伦之恋的事实，也让这个故事更加值得玩味，终于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据说齐僖公原本是想把文姜嫁给郑国太子忽的，在一起会盟的时候跟郑忽的老爹一代霸主郑庄公提起来这件事，郑庄公觉得此事靠谱，毕竟当时中原最强的国家也就是郑和齐了，而且两国还有着共同的利益，一旦联姻，郑齐联盟也就算牢不可破了。可是回到郑国以后，郑庄公跟太子提起这件事，没想到郑忽竟然是拒绝的。

郑庄公很是奇怪，齐国的文姜那可是绝色美人啊，多少公子都想求娶她她都不应允，但是好歹对你还是中意的。而且当今世上因为美色抢儿子媳妇的国君多了去了，好不容易有我这么一个靠谱的爹你还不要？郑忽是这么回答的：「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就是说虽然人人都有自己的配偶，但是齐国是大国，那么齐女就不该是我的配偶——很绕口，总之是拒绝了，这是他第一次拒绝齐国的婚事。

后来戎狄侵伐齐国，齐国向郑国求救，郑国派太子忽前去为齐国解围。战争结束后，齐僖公又想把女儿许配给郑忽，郑忽又拒绝了。齐国这次被戎狄揍得很窝囊，许多诸侯国都派人来给他们守城。郑忽也不说大国什么了，而是说「没有帮助齐国的时候，我还不敢答应这门婚事，现在奉君父之命带兵前来解围，如果接受了这门婚事，人们会认为我是为了自己的婚姻才去打仗的，背后该怎么议论我呢？」总之不管什么原因，我都不想攀你齐国的亲，这是第二次。

要知道齐国在齐僖公统治时期也算是春秋一小霸了，许多诸侯国攀附都来不及，郑国竟然这么不给面子，这其中必有缘由。那么这总得有个解释，而最让人喜闻乐见的自然就是桃色新闻，豪门八卦了，于是文姜私生活不检点，乱伦私通自然也就成了最为盛传不衰的解释了。

看左传记载的两次拒婚，其中第一次拒绝婚，「左传」明言所拒者就是文姜，第二次拒婚则并没有指明是谁，然而总给人的感觉依旧是文姜，暗含的意思似乎是郑忽因为知道文姜的私事，因此才两次拒绝了齐僖公。言外之意就是，文姜和她哥哥的不伦之恋早在她少女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因此，最后那次会盟不是因为别的事，就是因为她想哥哥了，所以才吵着闹着要回去的——前后相距甚远的时间总是相互佐证，层层递进，不断演绎，才成了今天我们听到的故事。

这些资料尤显不足，又有人从礼法的角度去解释这种演绎的合理性，首先遭扒的就是文姜出嫁时，齐僖公亲自送文姜到齐鲁边境，桓公也亲自到边境迎接之事。因为按照周礼，凡是诸侯君主嫁女，如果是自己的姊妹出嫁，就由上卿相送，以表示对已故先君的尊重；如果是自己的女儿出嫁，就由下卿相送；如果是嫁到大国，即便是自己的女儿，也由上卿相送；如果是嫁给天子，所有的卿都要前去相送；嫁到小国去的，由上大夫相送；但是不管嫁到哪儿去，国君自己都不必前去送行，这些都是有礼仪规定的。

而齐僖公嫁文姜到鲁国，却亲自送到瓘（guan）地，实在是违礼之举——悖于常理必有猫腻，看来古人也是常不讲理的——他定是知道自己的女儿私生活不怎么检点才如此慎重的。而且后来齐僖公还派自己的弟弟夷仲年前去探望文姜，以确保其生活美满幸福，这都是心虚的表现啊。齐襄公就更不是东西了，他本就是春秋时期一个不守规矩的人，这种人能干出这种事情还有什么好怀疑的？能干出这种事，分明就说明他不是个好人，既然不是好人，终究什么坏事也是能干出来的！——这也是相互佐证，层累演绎的结果，可见礼法之恶真的可以害死人的。总之在这件事情上，齐襄公无媒自交，淫乎其妹，可耻！必须要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鲁郑易田

这件事情在后世儒家那里遭到了无情的批判，口诛笔伐，罄竹难书。好在齐国不像鲁国，鲁国是秉礼之邦，什么事情都是非礼不行，而齐国就不讲究这一套，立国之时就担心原住民无法适应周礼这么繁复的程序，于是无论大事小事都遵循一切从简的原则。当时的齐国宗法观念本来就不强，少男少女互相爱慕，相互追求这种在后世儒家看来不合礼法的事情比比皆是，虽然齐襄公淫乎其妹的做法要比那些事情还要过，但他毕竟是大名鼎鼎的坏蛋，你说他「违礼」，他本来就不懂什么礼好吗？

好吧，这样大概也说得过去，把齐襄公批臭了，大家也觉得没意思，转头又把矛头迅速又转向了鲁桓公，齐襄公不懂礼，你不懂吗？你不是鲁国人吗？鲁国宗法观念那么强，你又是国君，你也不懂礼吗？齐侯不懂礼法，要送女到边境，那是他不懂事，可是你呢？你应该用行动告诉他们什么是礼，你让他在那儿等，等到海枯石烂天崩地裂你也不要去，一定要把礼法守护到底才是！文姜「既归于鲁，则帷薄不修，桓公不能辞其咎也。」不管之前怎么样，文姜既然嫁给你了，你就该好好管束，她说要去齐国你就让她去，不知道这不符合礼法吗？死了也是你活该！在桓公携夫人去往齐国之前，有大夫申繻就说：「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听见了没？必败啊！

批判一旦开始，互相作证，循环演绎这样的动作就不可避免的展开了。人们猛然发现鲁桓公就是这么一个不讲「礼」的主，他在位期间似乎还真不把「循礼而动」当回事，违礼那都是家常便饭，而且还做的很彻底。他对自己哥哥隐公干的事儿就不说了，见于记载的还有这么几件：

按照周礼，诸侯继位，在为先君治丧结束后，应当去朝见天子，在王城举行「受命」仪式，天子按照原来的爵位赐予衣冠圭璧等礼器，以示合法性。西周败亡之后，诸侯也懒得前去「受命」了，但是礼节总得有，于是就改为派人向周王「请命」，周王再派人把册命送去，算是「赐命」。按一般说法，隐公摄政，自然就省去了请命、赐命这一套程序。而桓公作为正牌国君竟然也不请命这就「违礼」了，于是就出现了桓公已死，周天子才派人来「赐命」其为合法鲁君的怪事。

桓公二年，宋国太宰华督弑君作乱另立新君，为了求得诸侯国的支持，用重器贿赂各个诸侯国，送到鲁国的是宋国灭郜的时候从郜国掳来的「郜大鼎」。按「礼」说，华督作乱，该讨伐才是。你不兴兵讨伐也算，郜大鼎是这个乱臣贼子送来的贿赂，是违礼之物，你也别供着啊！可鲁桓公偏偏要把它放在太庙里，臧哀伯以德相谏，终究还是没能打动鲁桓公那颗违礼的心。

春秋早期，郑国和鲁国都有一块「飞地」：郑君是周王的卿士，在泰山下有一块「祊（beng）田」——这块祊田原是周天子「巡狩」泰山时为汤沐所需而圈定的土地，因为周天子威信丧失，诸侯离心，无力「巡狩」，便将这块地赐给了郑国；鲁国有一块「许田」，是鲁君朝见天子时的驻地。在隐公时，郑国就提出要交换这两块地，但隐公出于可能还会朝见天子「述职」的考虑，虽然答应了但没有交换。桓公即位后，觉得还有啥考虑的，反正都不打算理周天子了，很快就与郑国完成了换田工作。

可见桓公在鲁国也算是一个异类，在鲁国这样一个奉行礼法的国家这么不讲礼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在这一点上，桓公与他的哥哥隐公可以说有天壤之别——也不知是否是史家刻意而为之。隐公谨小慎微，凡是违礼的事情他几乎都不去做，即便做了也会极力悔改，对礼法怀有敬畏之心，生怕有什么不对。而桓公则不同，任性恣肆，率性而为，从来都不把礼仪当回事，礼崩乐坏在他这里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大体上是自上而下的，具体到鲁国，先是宣王干预鲁国立储之事，导致鲁国内乱，这是天子自坏纲纪；到了桓公时，不尊天子，不行礼法，是国君败坏纲常；而他的三个儿子造成的内乱以及其家族形成的三桓之乱，则是卿大夫祸乱国政：再往后，他们的家臣也开始弄权，权力进一步下移。纲纪崩坏的过程在鲁国得到了最完美的展现，而鲁桓公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也算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领路人了。

泺水会盟

扯的有点远了，还说回文姜，对于文姜乱伦的事情，人们也不是没有怀疑，毕竟这种循环演绎的故事所依据的论据都是有瑕疵的，逻辑上并不严谨。

所谓齐大非偶，其本意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至于说郑忽预先知道文姜的丑事所以拒绝，大概也只是后人的附会。齐国欲与郑国联姻，恐怕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希望借此稳固与郑国的关系。郑忽的随臣祭仲似乎也有意让太子应承下这门亲事，因为郑虽强，但是对于太子来说，地位并不稳固，他的继承权随时都面临着其他公子的威胁，因此拥有一个强大的外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然而太子忽似乎有些刚愎自用，他似乎对国内的局势稳操胜券，因此担心一旦依靠了齐国，日后登基得国必然要受到齐国的操控掣肘，成为齐国霸业之下的一枚棋子，如此就得不偿失了。因此郑忽拒婚之事也许之事当时政治博弈之下的一种结果，与文姜日后所作所为能够牵扯起来完全是一个巧合，把这两件事撺掇在一起怕也是好事者有意而为之的结果。

而两次拒婚都没有明确写明时间，但大致也可以推测其事。第一次拒婚只说是「公之未婚于齐」也就是文姜出嫁鲁国之前，貌似还说得过去。第二次拒婚，是在郑国救齐之后，而郑国救齐的时间根据当前的结论是在桓公六年，而文姜出嫁桓公的时间是在桓公三年。这就有问题了，齐侯总不会把已经嫁给鲁君做夫人的文姜抢回来嫁给郑忽吧？两次拒婚无非是想给人造成一种齐侯急切地想把文姜这个剩女嫁出去的印象，偏偏时间上错了位，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就站不住脚了。

然而郑忽终究还是低估了国内斗争的严俊局势，郑庄公死后，他虽然得以登位，但不久之后就在宋国的暗中策划之下失位逃国，而其中起到关键作用恰恰就是那位献策联姻的祭仲，而未能得到齐国的支持，不能不说是他最大的失策。郑国在春秋早期能够称霸，是得益于其占据中原，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的地缘优势。最后沦为大国争霸的棋子也是败在国际局势变化之后，处于四战之地的地缘政治劣势，尽管有子产这样的能人治国，也终究改变不了其在大国夹缝中苟延残喘的窘境。个人能力的强弱并不能绝对主宰一个国家的最终走向，国家强盛依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的条件，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莽夫。

后来郑忽虽然重新取得了君位，但是不久之后就在打猎的时候被高渠弥所射杀，而这件事也许才是鲁桓公十八年齐鲁会盟的真正原因。关于这次会盟，按照通行的说法，是文姜思念自己的情哥哥，所以提出要归宁，所以桓公才和她一起回娘家的。这也是他们遭人非议很多的地方，在鲁人看来，男各有妻，女各有夫，界限谨严，不得轻易亵渎，即使是夫妻也不能一起出入，更何况还手拉手的去了齐国。这个说法好像有些道理，到底文姜还是情痴之人，这么多年了对情哥哥的思念还没有消减，要是换了他人，也许早就成了美好爱情的典范了。

然而细想一下，似乎这个结论也经不起推敲。在这次会盟之前，两国之间因为纪国的归属问题一直争执不下，曾经多次会盟，也曾经多次大打出手，而郑国内乱之后两国也因为郑宋关系兵戎相向。文姜早不归晚不归，偏偏在这个时候选择归宁，偏偏鲁桓公就跟着去了，情理上都说不过去，因此也只能是臆测。

齐国随着多年的积累日渐强盛，早有争霸中原的野心，因此想通过染指郑国君位斗争逐渐取得对郑国的控制权，进而争夺霸权。鲁国在郑忽出奔后曾试图调解郑厉公与宋国的关系没有成功，但是却与郑厉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此次郑忽复位被杀，也让鲁国想借此机会扶持郑厉公回国即位，也有染指中原霸权的野心。而两国的核心利益，纪国的归属问题，应该也是要商谈的重要内容，或许想通过这次会盟息兵止战也不是没有可能。

当两国利益一致的时候自然会通过会盟来促进两国的和好，否则还有什么理由让鲁桓公以千金之躯，前往正在交战的敌国去呢？

而文姜之所以跟随鲁桓公前往齐国，大概是因为其早已开始参与国政了。从鲁桓公死后文姜的活动来看，文姜常年来往于齐、莒等国，参与外交事务，协调周边国家关系，而不是像小说家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常年幽会齐襄公。鲁桓公之所以死在齐国，如果除去健康原因的话，很可能是两国在利益上没能达成一致，齐襄公专横，因此设计杀掉了鲁桓公，拘禁了自己的妹妹。在杀掉鲁桓公之后，齐国又将高渠弥所扶植的郑君子亶诱杀。而这一切恰好导致了长期干涉其吞并纪国的郑鲁两国无暇自顾，终于达成了其一举吞灭纪国的夙愿。

红颜祸水

桓公死后，庄公年幼，难以决断政事，做母亲的自然要多为儿子操心，况且之前她也有可能显现出了理政的才华，让桓公颇为倚重。因此她参与政事，当时的鲁国人还是对她非常信任的，史书的记载中文姜经常以国君之礼会见其他诸侯国的国君。而她摄政期间，齐鲁两国维持了相当一段和平时期，鲁国与莒国的关系也变得紧密，鲁国在这一时期的状况并不差，从这方面看来，文姜的确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虽然鲁国在后来的发展中日渐衰落，只能说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终究不是她一个人所能力挽狂澜的。

也因此，在鲁史春秋中，对文姜的评价也并不低。在春秋记事中，文姜一直被称作「夫人」，她的死在史书上也记作「薨」，葬时被称作「小君」，从中看不到任何贬斥的意思。既然儒家说「春秋」惯于「微言大义」，那么又该如何从这些尊号中阐释出贬斥的意思呢？

更为重要的一点体现在文姜的称号上，春秋时的国君夫人，死后的称号通常是跟随夫谥的，很少会有自己的谥号。但是作为一个「妇人」却能够得到谥号「文」，可见鲁人对其是敬重和认可的，如果只是一个耽于声色犬马的女人，死后最多也就是跟随夫谥，被称作「桓姜」而不是文姜。

当然了，文姜并不是无可挑剔的，至少用儒家的道德观念来衡量，找她的麻烦很容易。她之所以能够招来这么多非议，必定是在私生活方面超出了儒家观念中的女子贞洁观。桓公死时，文姜大概也就是三十几岁的样子，可以说青春正盛，难免会有一些私欲需要释放，而且在男权宗法社会中，一个女性经常来往于大国之间，穿梭于权臣贵族左右，难免会有人以国家利益和情色来做交易，也就无法避免绯闻缠身了。就如同秦国的宣太后，为了稳住义渠人，也不得不献身安抚，在父权社会中的的女政治家，难免会有些小节落人口实。这些事情经过众人的口耳相传，难免错讹，由此衍生出与齐襄的乱伦之事也就不足为怪了。

而且当时的中原各国大多都处于氏族社会的晚期，社会风俗还处于混沌之中，远没有形成后来华夏道德衣冠礼仪的社会风俗，在男女关系方面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开放的多，无论是男女，贞洁观念都没有那么强烈。就在与文姜同时期的郑国郑忽兄弟的内乱中，郑国的雍姬在面临父亲和丈夫的两难选择的时候问计于她的母亲，其母亲对她说「人尽可夫」而父亲只有一个怎么可以比呢？在我们现在看来，「人尽可夫」是一个绝对的贬义词，但是在当时，一个母亲对自己的女儿说出这样的话，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

郑国是中原大国，姬姓诸侯，而且郑庄公还是周王的卿士，在郑国人们的观念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处在东夷北戎之间的齐国。在齐国，恐怕即便是文姜与齐襄真的有乱伦之事，在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也未必就是悖于情理的事情，否则按照春秋微言大义的德性，必然要好好的羞辱一番，然而在春秋中却丝毫找不到贬斥的成分，这难道不奇怪吗？

后人丑化文姜，大概就是因为文姜以国母之尊干预国政，违背了礼法。但是礼法这个东西在周代到底是怎样一个存在，还真的说不清楚。周公制礼作乐，似乎是给各诸侯国制定了一套宪法，但是这个宪法的执行程度，大概真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彻底。就拿齐鲁两国来说，齐国一切从简，礼法自然是没有完全贯彻的，而鲁国虽然号称礼仪之邦，但在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终究还是有所妥协——在鲁国都不能得到完全的执行，可见礼法在周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了。

而真正让礼法地位上升的，还要等到齐桓公称霸，葵丘会盟的时候——恰恰就是在最为礼崩乐坏的时期。齐桓公通过强化礼法，尊王攘夷来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在这次会盟上，齐桓公开始给周襄王下堂行拜礼，地位日薄西山的周襄王竟然享受到周王室强盛时期的历代天子所未享受过的煊赫尊荣。也就是从此开始，礼法观念才真正的运用到各国的政治生活当中去，其目的也并不仅仅是想要尊王那么简单。由此看来，儒家思想真正的本源恐怕不在周公，而在齐桓吧。在这次会盟上，申明了诸侯之间的禁令，这些禁令也被儒家照单全收，其中一条便是「不可使妇人参预国事」。作为儒家经典的春秋三传秉持了齐桓公所申明的禁令，用后世所理解的礼法对当世参预国事的「妇人」大加贬斥，终于把文姜从一个国家柱石的国母变成了一个人尽可妻的荡妇，其用心不可不察。

儒家还有「为亲者隐，为尊者讳」的传统，鲁桓公败坏纲常，但是出于为尊者讳的考量，总要有个人来背黑锅才是，而这个重任自然要交到文姜的身上。然而礼崩乐坏是整个春秋时代的主旋律，弑君夺国，私通淫乱的事情在中原大地列国诸侯中轮番上演，众多诸侯国多少国君的努力都不能逆转这个趋势，又岂是一个弱女子所能承担的。只是恰好文姜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掌管国政的女子，她的身上又有那么多巧合，有那么多让人忍不住八卦一把的闪光点，儒家学者和小报记者恰好不谋而合，为了共同的理想他们走到了一起，于是「奸臣误国」和「红颜祸水」就成了君主昏聩的挡箭牌。背负红颜祸水骂名的，文姜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绝对是被黑的最狠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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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鲁国史》.郭克煜，梁方健，陈东，杨朝明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
②《童书业著作集》.童书业著；童教英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8.12
③《“文姜之乱”献疑》.刘金荣.《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