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离东北

八十年代初，一纸通知书把我弄到了东北。

记得刚去东北，八月十五还穿着短袖在篮球场瞎蹦哒，可过了几天，居然下雪了。真是不客气，说冷就冷。

冷就冷呗，可有一天傍晚，几辆装满大白菜的大卡车驶进校园，学校紧急动员，全体往地下室搬运白菜。我们一个挨着一个排成队，白菜一颗颗从我们手里往下传。大家默默的喘着粗气，重复着机械动作，好像卓别林。每颗白菜都像壮硕的冰棍，在我们的手里滑过，起先感觉很冷，时间一长便冷得没有知觉了。

冬天太冷了。星期天去逛逛商场或者去书店买本书看，掀开厚厚的布帘子，迎面一股热气扑来，眼镜片瞬间蒙上白霜。只好摘掉眼镜进去，可是呆的时间一长，却又热的浑身冒汗，嗓子干干的，到大街上见到卖冰糕的便忍不住要买。

学校的大澡堂很好。洗完澡，我们一边用手理着头发一边聊天往外走，出了门，走着走着，突然感觉头发硬硬的，原来头发被冻住了，满头冰喳子。以后再去洗澡，大家都有了经验，洗完要先弄好头发再出来。

有许多关于冬天用手去摸水管的故事，说是会把手冻住。好奇心驱使，我还真的找到一处裸露的水管，伸手握住。一阵冰凉袭来，我下意识的松开手，只听“滋啦”一声，手倒是没事，声音挺吓人。

滑冰是冬天最主要的体育活动。到处是厚厚的积雪。足球场上浇上水，就变成了镜面一样的冰场，一上体育课，老师便把我们轰到冰场边，要求大家去溜冰，学就学呗，怕什么。可穿上冰鞋弄几次，我脚脖子差点折了，脚后跟甚至还磨掉了一大块肉皮，到最后连站都站不起来。算了。老子不学滑冰了。

走出校园来到大街，一片银白世界。房子上是厚重的白色，房檐上挂着一排排的冰，公交车像喝醉了一样，找不到步调。穿过两条街道来到南湖公园，到处是白茫茫的，分不清是地面还事湖面。夏天里那些绿草莹莹的葱笼去哪了？那碧波荡漾的湖水哪？只有那几棵松树还孤零零的站在那儿。

一阵风从湖面刮来，浓重的雾气夹着雪花和冰渣呼啸而来，那一瞬间，你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地，你只觉得像掉到了冰窟里，苍凉无比。

我们的宿舍是双层窗户，每年一入冬，要把里外两层的窗户缝用浆糊和纸条封死关好，只在上面留一个二十公分见方的透气窗，每个宿舍住六个大小伙子，喝水漱口、脱衣放屁都在宿舍，加上脏衣服臭袜子的味道，可以说每个宿舍都是一个厌氧高压仓。

哥儿们每天都把宿舍的地板拖得能照见人影，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每天回宿舍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透气窗换气。可再强壮的身体也敌不过毒气弹啊。我终于病倒了，而且每年冬天都病倒，我的喉咙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班里一个南方同学，一直往家里写信，历数了天气的恶劣和度日如年的窘境，坚决要求退学回家。家长想必在当地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力劝其再坚持坚持，好歹等拿了毕业证，回家可以安排称心如意的工作。那老兄苦笑一下，怏怏作罢。想起来，他倒是有点像电影《南征北战》里求救的张军长。

那时候最幸福的事是上课，我趴在课桌上，胳膊紧挨暖气片，眼睛呆呆的望着核桃般大小的雪花砸在地上。每天上课都想睡觉。

最郁闷的事是被老师赶去实验室认石头，满桌的石头，你要指出来哪个是矿石，哪个又是岩石，还有一大堆的模型，叫断裂啊，褶皱啊等等。

最气愤的事是，隔壁艺术学院的运动会居然在我们的操场上闹腾，那些千挑万选的骚男浪女，在我们这些理工男面前打情骂俏，真是岂有此理。不过，也难怪人家妖里妖气。我们的女同学长得是有点不负责任。

最好笑的事是，开学两个月，学校食堂居然实行的是份餐，我们每人手里捏着“早餐、中餐、晚餐” 券去打饭，老子一米八的个子跟班里一米五的女生吃一样的饭，尼玛，每天饿得老子眼冒金星。

最过瘾的事是每周一次吃包子，食堂里每次都挤成一团，每次我们哥儿几个都抱成团往里冲，每次都大胜而归。别说，包子就是比高粱米饭好吃。有几次还和外班的人打起架来，打就打呗，又不是没打过。

最迅速的事是，毕业以后我毫不犹豫的决定，撤离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