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笺释《全三国文 卷十八 汉二祖优劣论》,引诸葛亮曰:“”曹子建论光武,将则难比于韩、周,谋臣则不敌良、平,时人谈者,亦以为然。吾以此言诚欲美大光武之德,而有诬一代之俊异。”以为曹植所言不见于曹书,诸葛亮亦不见诸书。不过,诸葛亮之言,颇有道理,是光武地位高于高祖也。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出自汉景帝子长沙定王刘发一脉,刘秀的先世,因遵行“推恩令”的原则而从列侯递降。到他父亲刘钦这一辈,只是济阳县令这样的小官员了。新朝天凤年间(公元14年―公元19年),刘秀到长安,学习《尚书》,略通大义。反观刘邦,出身农家,为人豁达大度,不事生产。 秦时任沛县泗水亭长,因释放刑徒而亡匿于芒砀山中。陈胜起事后不久,刘邦集合三千子弟响应起义,攻占沛县等地,称沛公。这个对比,很显然刘秀的社会地位高。孟森为史学大家,特别是明清史,他以为二十二史,得国最正的是汉高祖和明太祖。他所谓的正与不正,就是得国者之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从属者来看,刘秀之属下,多为大家族出身,若刘秀出身低贱,当属于曹植说的情况。而刘邦之部下,所谓“随陆无武,降灌无文”,其功臣高祖径以功狗比拟,可见高祖之文化水平,部下之文化水平也。
实际上,纵观二十四史,得国者,的确仅仅是刘、朱二帝出身卑微,皆为农民之子。其他开国皇帝,不是大官后裔,就是掌兵大将,野猪皮也被明朝封过官职。所以,二人是一个特例。刘秀的家族,本身就是皇族,与刘邦没有可比性。
总起来说,贵族得国,有一定的优势,他们娴熟政治手段,知道如何治理天下。所以,他们开国前几代,还是有一定的进步的,唐朝就是一个例子。李渊、李世民父子,知道隋朝末年造反的原因,所以他们减少了税收,减缓了土地兼并的速度,所以唐朝成为一个汉名族的象征。宋朝,赵氏更是发展了海外贸易,活跃了民间的流通,虽然每年都有上供,犹不减民间生活的富庶。贫寒子弟得国,他们知道民间苦难,洞悉生活之艰辛,初期对普通民众是有很大好处的。可是,随着王朝的延续,制度只会越来越僵化,渐渐向着土地兼并的路子走去,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于个人之手,社会矛盾越来越大,乃至于王朝灭亡。
本朝太祖之所以把太平天国运动,提到这么高的位置,不是因为太平天国政治理论有多么高达,也不是其理想之国有多么先进。只是在于这次农民革命,实实在在的直指封建王朝的经济基础——土地的集中化。李闯王有耕者有其田之说,但是没有形成理论。太平天国,实实在在的把土地进行了相对公平的分配,切实打动了普通农民的心怀。
经济基础的变换,才是国家最大的变动。而所谓二祖之优劣,在我看来,有一丘之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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