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国家安全机关先后破获百余起台湾间谍案。这让我想起做记者时,采访过的几个台湾军统特务。相比来说,他们的故事更为惊心动魄。
2012年春天,一位名叫朱铭富的老人来到昆明市五华区民政局,称自己是一名孤寡抗战老兵,95岁,因为年迈,无人再租给他房子。
接到线索,时为报社记者的我立即前去采访。
见到老人时,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西服,裤子的拉链敞开着,声音带着一点上海话的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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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曾经的身份让我惊讶:军统。我实在难以想像,这位邋遢的老人,怎么会是在电视里看到的阴森、威风的军统特务。 14岁那年,朱铭富离开江苏老家前往上海,做过修鞋工、裁缝、门童。在一家证券交易行当门童时,有一天捡到一个钱包,送还主人时,才知道她是同盟会的吴亚男。他也因此被吴亚男认为义子。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20岁的朱铭富被送上战场。那时,他已是戴笠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第五支队的一名士兵。朱铭富清楚地记得,第五支队队长是陶一珊。我查阅资料发现,陶一珊竟然是歌手陶喆的爷爷。 根据史料,淞沪会战中,别动队官兵牺牲1500人以上。 在谈到淞沪会战的经历时,朱铭富满脸惊恐。 他对这次会战印象最深的,是逃亡,“大家都逃命呀,都往法租界跑,翻过大铁栅栏就能捡条命。我腿上被刺了几刀,好在爬过去了。” 淞沪会战以后,别动队残部整编为“忠义救国军”。南京沦陷时,该部队又被紧急调往南京,侦察敌情,开展地下反围剿工作。 再后来,朱铭富被分到河南做了缉私官。在这里,娶了妻子李亚平。 朱铭富曾多次向我讲述成亲那天的场景,宾客盈门,贺礼堆满婚房。多年不见的大哥朱铭玺代家人赶来贺喜,那时大哥已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一名军官。 我问他妻子后来的下落,他说,自从他入狱后,就找不到了,也不想找了。 话语中,似乎隐瞒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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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内战爆发,朱铭富被派至上海,负责运输安全。
朱铭富告诉我,这期间,他还救过蒋经国。
有一次,蒋经国要乘火车去南京开会,到了苏州站时,负责安保工作的朱铭富看到有两个年轻人,从厕所出来,穿着军装带着枪,故作镇定去敲蒋经国房间的门。
凭直觉,朱铭富指挥手下把俩人摁倒在地。经审讯,发现他们是刺客。
当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向我讲述这段经历时,我根本不相信是真的。直到后来,我陪他见了蒋孝严。
1949年4月,朱铭富护送养母吴亚男前往台湾。之后,接受军统任务,前往云南。云南解放后,朱铭富领命潜伏昆明,联系逃亡缅甸的国民党残部。
但不久,因为同伴告密,他被抓了。
1951年9月,朱铭富以“反共”罪名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宣判时,法官一拍桌子,大声问:“你上不上诉?”
朱铭富低着头,说:“不上诉。我有罪,谢谢政府判决。”
朱铭富是个顺势而为的人,很快,他成了监狱的劳动模范,死缓,变成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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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铭富的家里,我看到一张他和陆铿夫妇的合照。陆铿是著名的中国报人,他们怎么会有私交?经询问才得知,他们两个,曾一起在云南省第二监狱服刑。
1975年,陆铿特赦出狱。朱铭富托付陆铿,帮助带话给在台湾的养母吴亚男,希望能想法担保自己早日出狱。
1982年6月,朱铭富被特赦。
直到25年后的2007年,陆铿回昆明探亲,第一时间见了朱铭富,告诉他,他的养母吴亚男,早在1976年就去世了。
出狱时,朱铭富已66岁,再未成家,只能流落于各个城中村。直到95岁这年,再没人租给他房子时,他才找到当地政府。
朱铭富的报道刊发后,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联系到我,愿意提供路费帮助这位老兵回家探亲。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朱铭富,这位老人激动地像个孩子。
14岁时离家,再回家时,已是95岁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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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清明节前,我带着朱铭富前往他的老家江苏涟水,飞机降落南京时,我看到有一位记者在微博上发贴,“一抗战老兵来宁。其出身军统,参加过淞沪会战,此后做过税警头目,1949年后作为特遣潜伏云南,后被俘入狱,1982年被释放。此老兵能当英雄否?”
公众知道忠义救国军,更多是从革命样板戏《沙家浜》:
你们号称“忠义救国军”,
为什么见日寇不发一枪?
你们是汉奸走狗卖国贼,
少廉无耻,丧尽天良!
……
因在抗战后期和新四军有过摩擦,加上和戴笠、杜月笙等的关联,这支在抗战时期立下汗马功劳的部队,因一部样板戏被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回家的路上,朱铭富不停地念叨自己的母亲,“母亲的眼睛不好,有时候她眼睛里进了沙子,我就抢着帮她吹。”
回家之后,朱铭富才知道,本来眼睛就不好的母亲,因为他和哥哥杳无音讯,哭瞎了眼睛。直到去世,还在等着儿子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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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哥哥朱铭玺,黄埔军校毕业,至今没有下落。
在父母的坟前,朱铭富竟没有哭,平时健谈的他,一言不发,只是跪在坟前,默默往火堆里烧纸钱。
返程时,我们辗转上海,带他去看看他战斗过的地方。城隍庙接踵摩肩的游人,让朱铭富突然紧张,他紧紧拉住我说说:“人太多,跟紧点,不然走散了。”
我理解他内心的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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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麟说,自己曾经是军统情报组组长,参与刺杀过武汉市伪市长。
“分工合作,我是无线电,负责收集情报,杀手天天磨斧头,磨了一个多星期才等到机会。”陈世麟说。
他还告诉我,抗战胜利后,他就跟随妻子回了临沧老家,行医积德,深得当地百姓爱戴,因此躲过了各种运动,直到1975年才返回昆明进了蓄电池厂。
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很爱他,他是不想拖累孩子,才坚持一个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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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后来,我才发现,他告诉我这一切,都是谎言。
暗杀伪市长一事,认真的网友,把历届武汉市长一一列出,没有任何一位是被刺杀的。
也有网友质疑,这么一位老特务,怎么可能躲过政治运动。
为了能更深入地了解他,我邀请他参加致敬老兵的一次公开活动。
活动当天,我在门口迎接到场老兵,左等右等不见陈世麟。突然,有人从背后拉我衣袖,转身一看, 只见一个陌生男子,身着灰蓝色西服、干净的蓝衬衫,大红色领结,看着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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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疑惑地望着他,他说,我陈世麟呀。我完全惊呆了。
陈世麟竟然戴了一顶厚厚的假发,和我第一次见他,完全判若两人。
这个93岁的老人,还有什么本领,是我不知道的呢?
有一次,我去看望朱铭富,顺道邀请了陈世麟一起吃饭。
在饭桌上,朱铭富说,对他们这些在大陆坐牢的军统老兵,台湾是有补偿的。
“你当年去台湾,我还借了50块钱给你。”朱铭富对着陈世麟说。
我这才知道,陈世麟竟然去了台湾。
据陈世麟讲,1997年,他以旅游的方式去了香港,找到了台湾情报机构在香港的办事处。恰逢香港回归,对方告诉他,去台湾只能自己想办法。
陈世麟竟然向香港的渔民购买了一条渔船,自己开船在海上漂泊几天后,到了金门岛。之后,他被送到位于台湾新竹的“大陆人民处理中心”。
他的诉求是获得台湾的补偿。在这里,他一直等了3年,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直到陈水扁上台,不得已,他返回了昆明。
一个80岁的老人,自己开船偷渡台湾?我对这段有过怀疑,但后来被他的养子确认。
2013年6月,在志愿者武思琪的帮助下,陈世麟搬入养老院。去养老院时,他竟然从杂物堆里翻出一台打印机和一台小型投影仪,一起带走。
入住养老院后,陈世麟逐渐对武思琪产生了信任。有一天,他拿出一纸泛黄而破旧的证明,上面写着:
兹证明陈世麟于一九四九年在我领导的国民党第八军随军调查组工作时,在云南和平解放中按照我的命令,放下武器没有抵抗,应按投诚人员安置为感。
落款为“前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省站长 现全国政协委员 沈醉 1984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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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纸证明,让我们觉得,他一定还有事瞒着我们。
武思琪决定去调查,他找到陈世麟的退休单位,这里有他完整的资料:
陈世麟,曾用名陈波,1921年出生于四川小资产家庭,曾任国民党军统特务中尉情报组长。1950年被判有期徒刑7年,1957年1月又因逃跑一案被加判有期徒刑二年,1959年刑满留队,1970年因反革命案被判有期徒刑15年。1975年12月释放,摘掉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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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陈世麟的改造表现,材料中写道:该犯初投入劳改期间,抗拒改造,坚持反动立场,侍机变天复辟,书写反动文本,因而重新犯罪,自投二监改造后,有悔改表现,但对后加刑罪恶认识差。
文件中明确写着:陈世麟在沿江被解放军俘虏时身上带着两部电台,不能依照起义投诚人员对待。
原来,他之前所说的“躲过了各种政治运动”,都是假的。
有了这份材料,武思琪找到陈世麟,直接问他:你是不是有一个名字叫陈波?
面对这个问题,陈世麟非常淡定,没有显露出一丝意外。
他看着武思琪沉默了许久,有些答非所问地说,“我都不知道用过多少个名字了。”
真是一个狡猾的老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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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从监狱逃跑?”武思琪继续问。
他说,他当时在监狱策反了3个同谋,准备越狱后前往缅甸,找到那里的反共救国军,然后去台湾,“要是我一个人,肯定成功了。我们白天不动,夜里走,都走到楚雄了,躲在一个山里,实在太渴了,他们要下山找水喝,结果在井边被民兵抓住,害得我也没走成。其中一个还是游击司令,回来就被枪毙了。”
陈世麟的讲述,让我突然想起了他家里摆放整齐的《参考消息》。之前曾在谍战剧里看过通过报纸传递情报的情节,我试探性地问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
陈世麟没有否认,他说,他正是从《参考消息》上看到暗语,香港回归后,台湾情报机构要撤回,他才前往香港,设立在香港的这个情报机构,名叫XX兴华贸易公司。
2013年8月15日,滇西抗战博物馆开馆,蒋孝严应邀出席。一直关注新闻的朱铭富对我说,要是能见到蒋孝严,死而无憾。
在相关部门的安排下,朱铭富见到了蒋孝严。第一句话就说:我和你爸爸一起在上海工作过,还帮他抓刺客,我也是孝忠党国的人。
我不知道蒋孝严是否听清,只见朱铭富干涩的眼睛留下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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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朱铭富向台湾写信,称曾参加抗日战争,为国奉献,希望给予资金补偿。对方回复,查无其任职经历,无法办理资金协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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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铭富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我宽慰他,大家给他的钱也够用了,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他突然有些犹豫地告诉我,他还有一个儿子。
他说,入狱时,他的儿子已经6岁了。服刑31年出狱后,他曾前往河南,找到妻子。那时妻子早已改嫁,告诉他,不希望他再打扰他们的生活,可以让他见孩子一面,但是,不能说一句话,不要让孩子知道他是父亲。
在一个饭馆里,朱铭富远远地看到已近不惑的儿子,却不能说一句话。
我能感受到他内心里对妻儿的亏欠,也终于明白,他为什么向台湾要补偿。
2015年12月,朱铭富去世。五华区民政局局长陈净给他换衣服时,从贴胸的口袋里,拿出了那枚“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还带着体温。
那是三个月前,政府发给他的。
朱铭富没有后人,志愿者为他送葬立碑,墓碑落款上,写着“关爱您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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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陈世麟也离世了。在去世之前,志愿者武思琪曾去给他做口述记录,当架起摄像机时,他面对镜头,突然一言不发。从那之后,他很少再和大家提起过去的事情。
我们猜测,他依然没能放下心里的芥蒂和担心。
在办理后事的过程中,我们见到了陈世麟的亲人,他年迈的养子。
他的养子告诉我,养父陈世麟和他的母亲是1975年认识的,直到确定婚姻后,他们才知道,他原来是国民党的老兵,还坐过牢。
养子说,在他小时候,养父每天晚上7点都会准时收听广播,里面就是播报一组代码和数字,后来开始看《参考消息》,特别认真,看后都会整整齐齐留存起来。
也就是说,陈世麟在特赦后,依然从事情报工作。
曾有政府的人来帮他落实投诚人员的待遇,让全家惊讶的是,他竟然回绝了,“后来我们才明白,他不接受投诚,是认为这样,台湾就会给他补偿。”
他的养子说,养父陈世麟总是很神秘,有一年突然有不见了,过了几天从深圳发回电报,说要做生意,需要大笔钱,养女四处筹措了7万钱汇给他。他就失踪了。
“3年后,省公安厅的突然找到我们,让凑1万元去台湾接他回来,我们因为他已四处举债,没有办法再借钱给他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回来了,说是国安局把他送回来的,我们才知道,借给他的钱,他买了船偷渡去了台湾。”他的养子有些抱怨地告诉我,“养父从没和我们说过实话,他的心理素质,我们平常人几辈子都练不出来。”
养子不仅没有得到养父的关爱,还无端受了牵连,想去参军也政审不过。
但在陈世麟的葬礼上,他的养子说,志愿者对养父无私的关爱感动了他,毕竟父子一场,恩怨已过,他将来会给他扫墓的。
最新的消息是关于朱铭富的,写这篇文章时,我去查阅了他留下的遗物,竟然发现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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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是河南省襄城县公安局于1967年5月的回函,信中说,朱铭富写信给他们,寻找他的妻子李亚平,他们找到了,李亚平在解放后又结婚,且有了孩子。
根据信中的地址,我联系到李亚平的后代,得知李亚平已经在10多年前去世了。
2013年1月,五华区民政局给朱铭富争取到一间免費的公租房。越来越多的关心,让朱铭富心里踏实起来。有一天,他悄悄告诉我,他有一个朋友,也是军统老兵。
根据朱铭富提供的地址,我在一个老厂区废弃的职工宿舍,找到了陈世麟。
推开那扇透出光的破门,只见杂物堆满房间。在这混乱中,却有一摞《参考消息》,摆放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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