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的生产技术
铁器与牛耕的出现，是春秋时期的重要技术进步，到了战国时期开始普遍应用。新技术使得耕种的效率大幅提高，百姓在井田之外大量开垦私田，乃至从井田逃亡；井田制开始遭遇困境。
反过来，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土地耕作制度从西周时代的休耕制开始向连种制过渡，春秋时代是休耕制与连种制并行，到战国时代连种制占据主导地位。有机肥的运用也在战国时期获得了发展，地力因此更易恢复，能够支持连种制。而对二十四节气的掌握也在战国时出现，这使得对于农时的掌握变得比过去更好。
同时，这个时代的人口增长比较迅速，降低了劳动力的成本，使得需要多多投入劳动要素的新技术具有了经济可行性，私田遂发展来。
君主可以从私田当中收取税赋，这是一种封建制当中所没有的全新的经济资源，君主再用此一资源来压制此前始终抗衡着自己的国内贵族。而对于耕种私田者来说，他们需要安全保护，也需要有力量帮助组织兴修水利，刚好可以与君主的需求达成互补，于是双方形成了结盟关系。
所谓结盟，不是说双方进行了明确的意思表达，而是只要在互动过程当中，两种力量的协作关系能够持续地运作下去，就意味着它们之间的互补关系形成了正向的良性循环，便是一种事实上的结盟，里面孕育着新秩序的生成点。
此时，贵族抗衡君主的力量开始瓦解，诸侯国的内政开始从贵族共和式，转变为官僚国家式。这个趋势在战国时期诸国变法当中越发明显，基于血统的贵族等级制，逐渐被基于君主意志的军功等级制所替代。
从此，时代朝着君主集权的方向发展，贵族日渐凋零，封建制度开始瓦解。
二、新的传播技术
也是在这个时代，竹简开始获得应用，这意味着周天子通过铜铸而对于文字的垄断开始被打破。知识传播的成本急剧下降，文字从仅属于最顶层的宗法贵族的祭祀之用，转为一般贵族子弟甚至运气好的普通国人，都能够学习。
适逢人口膨胀多年，无有土地的贵族子弟遂转化为游士，各国竞相延揽人才为己所用，游士也都渴望卖个好价钱。而游士正是变法君主们最喜爱的那种在本国内无有根基之人。官僚体系的运转基于文书体系，文字因此摇身一变，成为支撑官僚制度的工具。
官僚治国的依凭，首要的是法而不是礼。随着宗法制、井田制的纷纷破坏，西周之“礼”的秩序不再是理所当然，此时，社会需要新的制度，而君主主导下的“法”正好填补了这一秩序空白。
三、从长时段分析（此段为本人观点）
整个中国大陆幅员辽阔，自然环境便于发展农作物，使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以农耕为生便可以求存，根本没有海洋贸易的需求，中华民族的总趋势只会向内陆发展农业。
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在农业时代的生产条件下，生存资料根本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无形中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玻璃天花板。而此时，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
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中华大地陷入长期战乱？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各个诸侯国国内的粮食产量已经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
对于当时的执政者来说，只有进行战争，抢夺更多的土地，消灭掉一部分人口，争夺更多的粮食。才能维持诸侯国政权的稳定。这才是春秋时期各国争霸，战国时期群雄大战的根本原因。
为了赢得战争，就必须发展出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体制来征集兵员，调配资源，进行总体战，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目标也就是如此，直至商鞅变法成功，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中变法最彻底的战国，才最终统一了中国，中国从此走向了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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