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卿谈诗
诗的怀旧与复古
忆 卿
现今这个时代与人谈诗学,就如同与世人谈佛学一样,总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让人感觉与现实格格不入,这是因为很在程度上,诗学和佛学遭遇到了同样的窘境,都进入了“末法时代”。
佛学,已被世人扭曲为庇佑赐福、满足私欲的神祗,做了亏心事的人,大都会偷偷半夜烧香,为自己所作所为祈求一个保护伞;诗学,已被认为是脱离现实生活的玩具,一提写诗的人,多被定义为感情受挫或生活不如意之辈,或者有什么其它问题。诗这东西,饥不当食、寒不当衣、贫不当财,写来何用?多为无病之呻吟罢了,供人们在百无聊赖时提供一点儿茶余饭后的笑料。
于是,号称诗词国度的华夏大地,诗学,走入了末路。
我承认,我写诗,也确实在最开始写的时候,有感情受挫的成份在内,不过后来是真心喜欢上了诗,将写诗当成了一种爱好,慢慢竟产生出一种使命感来。所以对诗学的近况很有一种伤感,就象是一位农夫看到自己田园荒芜得不成样子,有一种悲怆。为什么诗学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原因有很多,我没能力一一剖析,但有两个人,我要说一说,从他们两人的遭遇中,似乎可以找到一点儿答案。
第一位人物,是我们的孔圣人,说到诗学,这位老人家不能不提,《诗经》就是他老人家删定的,并为诗下了第一个定义,曰“诗无邪”。第二位人物,是王莽,这个人物如何和诗学扯上关系?的确,王莽和诗学关系可能太远了,但他和孔子关系倒是很近,这两人之间的关系和产生不同的现象,似乎可以用来解释一下现代诗学的情况,且听我慢慢道来。
孔夫子一生最大的梦想是什么?他最大的梦想是“克复周礼”,老人家痛心当时礼崩乐坏,于是描述周代的美好,呼吁大家回归周代的生活,并一生为之奔波。他老人家这个观点最终成为儒家学说的精神大旗,但有趣的是,对于这个精神口号,儒家弟子们似乎也都只停留在嘴上,并没有真正去行动,连信奉儒家的帝王也没有这样去做。不过差一点儿把“克复周礼”这事做成的,还真有这么一个人,这人就是王莽。
王莽这人算得上是儒家最忠实的信徒,早期的行为举止就以儒家规范要求自己,甚至勒令犯罪的儿子自杀谢罪,博得大好名声,同时对“克复周礼”这个儒家观点更是坚信不疑,所以大权在握后,他就着手实施孔老人家的梦想。新朝建立伊始,他即改官职、开井田、换币制,一心恢复到周代美好的时光,结果却出所有人意料,新朝竟一世而亡。
不知道孔子看到这种情况会作何感想?夫子高喊“克复周礼”,成了中国政文领域里的圣人,世代崇敬,而王莽真正做到了“克复周礼”,却成了他的“滑铁卢”,造成了他的政治灾难,这是为什么呢?
究其原因其实很明显,一个仅仅是怀旧而已,另一个却是严重的复古行为。历史的车轮有着向前发展的自然规律,周代再美好,也不适合新朝的环境,不是人心不古,是因为时移世易,这是王莽没有考虑到的。孔子一生有几次机会可以大权在握实行理想,但因种种终未成功,我想不是当时所有君王都不识货,不用孔子自然有不用的道理,而孔子似乎也并未因此引为很大的憾事。我一直认为,孔夫子已想通了这点儿,就是“周代的美丽,只可存在怀旧的情绪里”,只是他老人家没有说,这样一来,他老人家用看上去很美“克复周礼”的口号,在精神领域成为历代楷模,而却导致了王莽政治上的失败。
孔子和王莽有同样的理想,但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这说明,怀旧是一回事,复古又是另一回事。王莽错就错在,他在政治上是真的要“克复周礼”,不管他的出发点多么美好,都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如果换了孔子他老人家,还真就未必。这一点儿王莽就不如韩愈和柳宗元,以韩柳为主提倡的“古文运动”,是一场文学史上“克复周礼”,不过和王莽政治史上的“克复周礼”却有着本质区别。古文运动只是假借“复兴古文”这“克复周礼”之名,实则是对魏晋以来“文表华绝”浮华文风的改革,最后不仅取得了成功,而且影响深远,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这场运动和后来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借“复古”之名,行“改革”之实,这是王莽没有理解到的很重要的一点,而恰恰就是这一点,让政治史上和文学史上的“克复周礼”有了不同的结果。
说到这里,我们回到主题。我个人认为,当代诗学从新文化运动以后,就走上了江河日下的轨道,现在更是快到山穷水尽的临界点了,诗学的环境可以称得上是“礼崩乐坏”,诸侯割据,乱象丛生,这是公认的现象。
如今诗学到了“末法时代”,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诗,也在写诗,还有更多的人在为诗学探寻新的出路,这几乎成为近现代诗学最主要的任务,各种诗论起此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可没有一种新的诗学观点为世人认可,于是就有很多人将目光回望,投射到古人身上,就有人象孔老夫子一样高喊“克复唐诗宋词”,就象当年孔夫子的高调一样有人附和一样,现在有人就在推行诗风复古,不仅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写古诗、填词牌、作曲调、拟小令,更有号称辞赋家或古文家者,有的人甚至高居“诗界政治高位”也在把这种“克复唐诗宋词”当成新诗论推行,我窃认为,这样做法终究会成为诗学史上的“王莽改制”。
任何文体都要适应当时社会大语境,都要服务于当时社会人文环境,从文学整体发展轨迹就能看出,每一次转折,都是因为大语境和人文环境的变化,唐诗之后,宋诗和清诗成就也很大,但为什么不能媲美唐诗?就是因为语境变了,人文环境变了,宋词后,元明清三朝词家也有可观者,但不以词名,因为元曲戏剧和明清小说更切合当时的语境和人文环境,因此受世人瞩目,得成另一高峰。
“克复唐诗宋词”这个口号喊喊可以,作为一个继承传统的精神旗帜,但千万别当真,如果真去实施了,虽然不会象“王莽改制”一样祸国殃民,但多半会误人子弟,同样不可行。诗学中唐诗宋词的高峰,就象周代一样,看上去很美,等你真的去恢复,完全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孔子曾有一段时间在鲁国当官,似乎也切身实行了一段“克复周礼”的政治治理,据记载效果不错,但也只有几个月,孔子就退隐了,我想,孔夫子也只是过过瘾就算了,如果真能大行天下,就是他老人家想退都不可得吧。
旧旧怀,抒抒情,偶尔喊一下“克复唐诗宋词”,在自己一亩三分地实行一下“克复唐诗宋词”的乐趣,娱乐一下自己,未尝不可,不过真把这个口号当成行之有效的“治诗方针”,我真不以为然。
当然,这篇小文也只是我作为一个诗学爱好者的一孔之见,这篇小文乱弹诗学的怀旧与复古之调,也不妨放大到别的文艺领域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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