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宣队轶事（三）

        文宣队“三巨头”那个

          晴朗春日的“床坐”（创作）

      先说说所谓的“三巨头”，那是指的包括我在内的我们文宣队三个人，这三个人都不是什么领导，但却可以算是队里的“中坚”，因为我们是同一所学校毕业的“老三届”的毕业生，而且都能够写点东西，所以在那个“八亿人民八个戏”的年代里，要让文宣队能够有节目演，在很大程度上还得依靠我们的“创作”，虽然在现在看起来那都算不上什么东西。为什么说是“三巨头“呢，因为我们三个人的脑袋都比较大吧，你看照片，是不是呢？

      从年龄最大的说起。

      还是用化名吧。他叫田雨，比我大一岁，但差几天，我们是一个年级的，隔壁班上，不论是上学时写作文，还是“文革”时写大批判之类的文章，他都算一把好手，文笔比较老辣，脑瓜子比较灵活，来得快。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在那个年代里，他不可能被重用，但有时候又缺不了，所以在他们团部文宣队干了没多久，师部成立文宣队的时候，他第一批就进了队里，既当演员演出又担任编写节目的主要角色。因为出身问题，在分配劳动岗位的时候，他被分配到机械修理厂当锻工，其实也就是当铁匠，“苦力的干活”。后来招工到县文化馆，1977年参加高考未被录取，1978年我参加高考前邀过他一起参加考试，但也许是心理原因，他没有报名，过几天我再去找他“说说”的时候，他却借故躲到乡下去了。后来因为写作上有成绩，被调到常德市艺术研究所，慢慢地上啊上，以至于担任了所长，临退休前被市里借去担任市里创建“文化名城”的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是市委宣传部长），而且一直干到将近七十岁才彻底休息。

      第二个就是我，这就不用多说了，要说的是，我也是又当演员又写写节目，兼带着吹铜管乐器——小号，去年看到别人吹小号，我试着吹了吹，呵呵，几十年没侍弄它了，居然还能吹出调调来，要知道，小号是铜管乐里最难吹的，且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它管乐队的指挥，很多人连吹响它都不能，不过要告诉大家的，我的师傅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二团的小号手（“文革”中被造反派打伤了嘴唇，复原回家后被县文艺宣传队录用的）呢！

        第三个是“贵午”，比我们两个低一年级，是67届高中毕业生，比我小几个月，但长得高大威猛，打篮球是把好手，我们一起打篮球的时候，他的三步跨栏基本上是无人敢挡。他是我们队里最嫉恶如仇的，什么都敢说敢讲，但也有些柔情似水的味道。我离开文宣队后没多久，他就被推荐上了师院的艺术系（现在师大的艺术学院），学习音乐，毕业后分配到县一中任音乐教师，我准备高考的时候，他叫我到他们学校的补习班去听课，我当然不愿意同那些小孩子一起上课，他就推荐我买了几本学校编的历史、地理、政治等复习资料。我毕业时，他已调到县文化馆任音乐专干，以后重文凭的时候，他又被提拔担任县文化局副局长，可只干了半年不到，大概是不愿意搞送往迎来之类的事吧，他就辞职不干了，后来除了干本职工作外，在家里带学生教钢琴，可能赚了些钱，自己买了房子。他大概也是第一批进师部宣传队的，担任队里的旗手、演员兼吹单簧管。

        介绍完了几个人，该进入正题了。

      那是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一年的春天，那时候，主坝工程已基本完成，我们宣传队已按指挥部的安排到了另一个攻坚工程——江家坡渡槽工地。那是横跨两座山的一个渡槽，全长一千二百多米，高四十多米，作为一个小县（全县总共十七个公社，三十来万人口）来说，的确是个大工程，光那七个圆弧形的拱，就很壮观。但那时候没有什么机械装备，所有的建筑材料，包括水泥、钢材等等都是靠人力一步步挑上去的，防护措施也不那么到位，我们永远都记得住，为修建那座渡槽，从渡槽上一共摔下来死了七个民工，好惨的，至今想起来都很伤心，那时候，每牺牲一位民工，指挥部就安排我们宣传队给扎花圈，所有我们铭记住了这些。

        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是我们宣传队劳动的日子，但为了有新节目演出，队里安排我们三个人留在驻地编节目。清风朗日，我们三个人怎么在工棚里呆得住呢？待得其他人到工地上去劳动了，我们三人便抄小路往选定的地点——佘市桥公社而去。那公社离我们工地大约三四里地，我们边走边谈，一会儿就到了，那天是赶集日，市面上比较平时稍有些热闹，四方八面的农民都到这里来进行交换，或出售一点自家手工制作的筲箕、箩筐之类，或买回生产需要的农具等等，最热闹的要算猪牛交易处了，但一般上午九点多钟开始，到中午就散了。我们当然无心买卖什么东西，只是看了看，就找到供销社的小饭馆，想着改善一下生活，可饭馆里实在很惭愧，只有一点猪油渣滓，于是我们就点了一盘辣椒炒猪油渣滓，买了一瓶白酒，慢慢地“坐喝”起来，自然，一边喝一边还在探讨着写什么东西好，回去怎么向领导和同志们“交差”，当然，我们也毫不避讳地谈到了作为知识青年人人都会考虑的今后的“出路”问题

        虽然不是那么惬意，但酒足了，饭也饱了，该回去了，于是“打道回府”。这一回我们沿着小河走着，清风拂面，太阳暖暖地照着，很是舒服，不一会酒就“醒”了，我们就考虑该留点纪念了。那时指挥部的一部德国产的双镜头反光照相机在我手里掌握着，我们便寻找好的地方摄影。诶，那边草地上好像有个人在躺着看书，旁边是一群牛，而且那里有树有草的，还不错。走近一看，喝！他居然看的是《反杜林论》，好家伙，还是个马列爱好者，难得难得。于是请他帮我们照一张，他欣然应允，放下书就来帮我们，可就在这时，我看到那书一翻过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反杜林论》，而是本当时违禁的小说，我们当然不会说什么，只是会心地一笑了之。他帮我们照的那照片就是我们三人站着的那张，怎么样？还都有点帅气吧！呵呵！继续往前走，是一片草地，很干净的，于是想到我们何不匍匐着来一张呢？于是匍匐在地，那相机虽然可以自拍，但没有三脚架，怎么办？“还是人有办法”，这好像是我们小学课本里的一篇课文的名字吧，我找了根棍子，把相机固定在地上，叫他们两人先匍匐好，我对好焦，给自己留个位置，跑到自己的位置，然后用左手拿着棍子轻轻地拨动快门，也不知到底行不行，不像现在，用数码相机当时就可以看效果，不行可以从新来过，还好，后来洗出来还行，这就是三个巨头的那张，看，因为要准确地拨动快门，我紧盯着相机，额头上的皱纹居然那么地深。

        那天很快就度过了，我们也到了该回去的时候了，于是趁大家还没下班，赶紧回驻地，各自坐到自己的床上，摆开写作的样子进行“床坐”（创作）。

文宣队轶事（三） 文宣队轶事（三） 文宣队轶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