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粗读过《李秀成自述》，随手笔记，写这篇文章一是将笔记再梳理一遍，二是分享即时的阅读所感。行文方式将是在文本的基础上生发我的想法，比较自如，或者说松散。全文忒长，不看也罢。
自述的由来
首先，这篇自述的写作原因并非无缘无故，也不是李秀成闲得无聊想写就写的。之所以有写作的条件，是因为清方提供纸笔，准许他写，才能有这份洋洋3万言的自述存世的。可以说，是曾国藩催成了这篇珍贵的史料。
「又蒙老中堂驾至，讯问来情，是日逐一大概情形回禀，未得十分证实，是以再用愁心，一一清白写明。」
从这句话可知曾国藩审讯李秀成时询问了许多问题，李秀成当时只能大概回答，无法详细备述。这主要可能是由于二人言语的不通，因为李秀成是两广人，曾国藩是两湖人，两地语言差异是很大的。因此事后李秀成通过手书的方式写明实情。
教宗和教众
自述先讲洪秀全身世，与他生病还魂之事，李秀成说，洪秀全在这次大病醒转之后，就「不讲人话，只讲天话了」。
紧跟着说到洪秀全传教的手段，其实就是一软一硬，双管齐下。
「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为世民者，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
一方面宣传敬拜上帝可以祛病避祸，等到入教后又利用百姓的迷信传统，恐吓教众不得再拜别神，不然有生命之虞。
至于入教的群体，「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
士子读书人，自幼读的是圣贤书，对于不伦不类的中国化洋教，自然很难感冒。而没有什么文化知识的百姓，对于一切神明、教义的接受能力自是比读书人强过太多。而且弱者为了自保、自强，参加教会也是明智之选。当然前提是，这个教会是不反政府的，明显要玩命的游戏，成本过高，穷苦百姓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跨出这一步。其实上帝教的造反宗旨，这些百姓都是不知道的。
「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远图为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深知，除此六人以外，并未有人知道。」我注意到一点，李秀成并没有提到后来的豫王胡以晃，其实也没有提到洪秀全，这很有意思。因为李秀成写到，金田团营时，洪秀全和胡以晃正好就在一块儿，洪秀全并非一开始就出现在金田，而是躲在胡以晃家里。
「起义之时，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内密藏……那时东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俱在金田。」
首义诸王
接着李秀成粗略的交代了首义诸王身世，我特别留意了李秀成对诸王的点评。
东王「并不知机，自拜上帝之后，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其实不知！」“机”就是“天意”，这句话李秀成对杨秀清突然通灵神性的变化十分不解，透过字迹仿佛能看到写字回忆时李秀成仍紧皱不解的眉头。李秀成的疑惑并非夸张，他应该是真的疑惑，因为从自述的许多字眼中都透露出他其实是相信“天命”“转世”“机运”这些古老的迷信价值观的。他在自述中特别写了一件颇为“魔幻”的事迹。
「来在天朝，蒙师教训，可悉天文。我悉天文者，是在杭州，西湖山后，有一老师，年有九十余岁，教我七日七夜而知。」
虽然不懂东王如何通神，但他对东王杨秀清的仰慕之情是油然而生的，多次提到东王「军令严整，赏罚分明」。李秀成仰视杨秀清，并且心怀感激，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就是杨秀清提拔起来的。
「（南京）城破之后，我已随春官丞相胡以晃理事……那时东王有令，要在各衙之中取出军帅一员带领新兵。后经东王调保我为右四军帅，守把太平门外新营。」
点评了东王，随后他简扼地说西王萧朝贵「勇敢刚强，冲锋第一」。
对南王冯云山他给出的评语是「才干明白」，并说「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意思是第一个提出建国方略的和第一个苦心经营的，都是南王。
评价韦昌辉则是「见机灵变之急才足有」，说他善于见机行事，善于变通。
评价石达开，他精炼地提出四个字：「文武备足」。
他又说秦日纲「并无才情」，但「忠勇信义」。
这里，他又没有评价胡以晃。真是奇怪！这是否代表胡以晃在首义阶段并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事情，以致李秀成不认为他应该位列首义诸王？或者李秀成以为他在首义诸王中并不重要？
秀成从军
金田起义时，李秀成在哪、在做什么呢？据他说，那时有教众来传信，但是他并未前去。看来他对拜上帝教的认同度不算太高，也没那么热心。其实他入教也很晚，二十六七岁才知道洪秀全和拜上帝教的存在，那时已经是1849或1850年了。可见李秀成的生活圈多么狭隘，也侧面反映出他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外界的变化。
后来西王和北王带兵经过了大黎里，李秀成一家应该是在此时加入了起义军的行列。至于为什么加入，是因为太平军的政策。
「西王、北王……将里内粮谷衣食等，逢村即取……西王传令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韬，同家食饭。」
西王和北王将生活物资都收归公有，并承诺大家同吃同住，这就是太平军的平均主义政策。这种政策对于生活物资比较丰富的家庭来说当然显得不公平，但是对穷苦人家则充满了诱惑力，因为这意味着至少不用担心饿死了。李秀成就是穷苦家庭出身的孩子，生活得重压使他父亲早亡，年近三旬的他为了吃食每日焦头烂额。因此这时候，李秀成举家汇入了太平军的队伍，尽管「凡是拜过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烧之。」李秀成家的破房子一穷二白，不烧也就是个精光干净，因此这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阻碍。在自述中，写到这一处时，他很潇洒利落地用了三个字：「随他也！」
围攻长沙的种种
随后李秀成介绍了太平军起义之初的一些战事，从永安、桂林、全州、道州，一直到柳州、茶陵以及长沙。攻打长沙是派遣西王和李开芳、林凤祥三人率军前来。西王在长沙城南门外战死。前面李秀成说到西王「冲锋第一」，而后来的太平军定都南京后派往北伐的还是李开芳和林凤祥，可见三人是太平军中最勇猛的几个将领。
可是湖南省城长沙是块奇硬的骨头，死了萧朝贵后，天王与东王全军来打，结果是「数十日未成功」，太平军反被「外面清朝向、张大军围困」。对于太平军攻城失败的原因，李秀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无有油盐可食，官兵心壮而力不登，是以攻城未就。」
太平军遭受了起事以来最惨重的失败，然而讽刺的是，洪秀全在萧朝贵的埋骨地「长沙南门制造玉玺，称呼万岁，妻称娘娘。」
河南Or江南
撤军长沙之后的太平军打算「由益阳县靠洞庭湖边而到常德，取河南为家。」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到益阳时，「抢得民舟数千」，如同天助，诸王顺势灵活应变，「改作顺流而下。」攻打岳州时又「得吴三桂之器械（火炮）」，在攻破武汉三镇的战斗中发挥了作用。之后全军水旱并行，一路破黄州、池州、九江、安庆，势如破竹，横贯数省，一举攻下南京。
这一路上，「胡以晃、李开芳、林凤祥带陆路之兵，东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以及罗大纲、赖汉英带领水军。」
李秀成说到进军河南与进军江南的路线分歧。「此时天王与东王尚是计及分军镇守江南」，「天王欲急往河南，取河南为业。」可见天王与东王的意思本来都是打算北定中原，东南只是因为太顺了打算分兵驻守。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军在此时分兵思想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甫定南京，太平军立刻北伐与西征并举。
对于进军路线，东王本来与天王看起来分歧，但是有一湖南年老水手，是东王坐船的舵手，建议「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围不能救解。尔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尚不立都，而往河南何也？」
杨秀清被说服，「移天王驾入南京。」这里拍板的是杨秀清，也没有提到洪秀全的态度，俨如一个木偶被抬进城去。
另外根据李秀成上下文来看，天王与东王讨论进军河南还是进入南京一事似是发生在南京已被攻下之时。这个时候才商量是否去河南，从地理上看，完全不对啊。河南与南京，相距已经很远了，这件事更有可能发生在离开武汉之前，因为那时才明显面临两条路线的选择。不过《李秀成自述》的文笔本就掺杂不清，条理性比较欠缺，一方面又是仓促写就，情有可原。
天京事变
之后入南京建都后，东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与举措，李秀成十分认可，说「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民心佩服」。
但是很快他写道「东王自己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这是天京变乱的诱因。杨秀清因为不知自忌，「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东王威逼太过」，导致「韦昌辉与石达开、秦日昌是时大齐一心……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翼王与北王密议，杀其兄弟三人，原清、辅清而已。除此之外，俱不得多杀。」结果韦昌辉违反契约，将东王下属杀尽，「是以翼王义怒之。」翼王回都「计及免杀之事」，「北王顿起他心，又要将翼王所杀」，翼王走，「北王将翼王全家杀了」。
北王得滥杀招致全国反对，「合朝同心将北王杀之」，天王再「将北王首级解至宁国」，迎回翼王。翼王威望极高，「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
翼王出走
可是天王心里又开始犯嘀咕了，「主有不悦之心」，他不想再有像杨秀清这种独揽大权的强人出现，可是石达开是完全有这个条件的。因此他「专用安、福两王」，即他两个兄长，试图挟制石达开。这里的记述还有点须注意，太平天国一直到东王死，也没封许多王，“东西南北翼燕豫”，不过如许，可是很有可能，天王就在此时，忽然将两个哥哥封成了王。这两个绣花枕头封王当然会招致合朝不满，那么多两广老兄弟都没封王，凭什么他们一步登天呢？更何况，他们还不是当个高高在上的摆设，而是“垂帘听政”，直接左右朝局。
李秀成对二人评价极低：「又无才情，又无算计，一味固执。」翼王一方面难以忍受这种钳制，一方面可能也是担心天王说不定哪天就要谋害自己，因此自扯大旗，离开了天京，再也没有回来。
迷迷而来
略读太平天国史的朋友都知道之后陈玉成与李秀成后起，成为后期太平天国最重要的两个军事将领。李秀成自己也懂得这一脉络，因此行文至此，他开始插述自己的身世、经历。
李秀成说他只有一个亲兄弟，叫做李明成。他家中贫苦，靠「种山帮工就食」。「自八岁九、十岁，随舅父读书」一共三年。十岁以后，「与父母寻食度日而已」。他还说自己来天朝后，在杭州西湖遇到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师，教了他七天七夜，学会了观看天象。
说到自己加入太平军的情形时，他特别用到一个词「迷迷而来」，很像是在为自己洗罪的样子。
讲自己升迁的历程时，他说南京「城破之后，我已随春官丞相胡以晃理事」。之后他又被东王赏识提拔，「那时东王有令，要在各衙门之中，举出军帅一员带领新兵。后经东王调保我为右四军帅，守把太平门外新营」，这可能也是他对东王心怀崇敬的原因之一。往后，他再调任为庐州守将，升为指挥。
实我之力
翼王出走后，李秀成、陈玉成、蒙得恩、李世贤被提起「助国」，他把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一个。在翼王突然出走的危急时刻，他特意强调了自己发挥的关键作用与地位合法性。「此时翼王在安省远去，幸我招张乐行、龚徳树这班人马，是以天王降诏来寻，加封我做地官副丞相」；「安省得稳，实我之力也」；「那时清朝帅士每日万余与我见仗，我天朝帅士不足三千，他营一百余座，我止有一座孤城」。
天朝双璧
接下来他交代了自己与陈玉成的关系。「在家与其至好，上下屋不远，旧日深交，来在天朝，格宜深友。」
他讲到镇江被困时，「陈玉成坐一小舟，冲由水面而下镇江。水面皆是清军炮舟拦把，虽然严密，陈玉成舍死直冲到镇江。」短短几十字，让人感到陈玉成的英雄气透纸冲出。
那时人心已散
李秀成对军事有很多自己的看法，比如他就特意说到天京变乱时，清军就有赢的可能。「此是天意，若向帅未败，仍扎孝陵卫，遇内乱之时，那时乘乱……此是天之所排，不由人之所算。」“向帅”就是向荣，李秀成在自述中对一切清方将员的称呼都很敬重，一口一个“老中堂”、“中丞”，逢交战敌方将领必称“帅”，这些称呼被许多人认为是“谀词”，是曲膝求命的表现。
李秀成认为那时太平天国人心已散，「因闻清朝将兵凡拿是广东广西之人，斩而不赦，是以各结为团，故未散也。若清朝早日肯救赦广西之人，而散之矣。」
这段话似乎被一些人作为李秀成想保全剩余太平军战士性命的证据，另外我看到外国人呤唎书中描绘的太平军士兵面貌还很精神且敢战，那些正是忠王的部下，呤唎见到李秀成已经是1860年以后了，而且呤唎在太平天国待了好几年，他的话是有参考价值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段话也像是在陈述事实，在逻辑上是完全说得通的。天京事变，势必使许多真正信仰天父天兄的士兵宗教信仰破灭，如梦初醒；对于像李秀成这样并不信仰拜上帝教只为饱腹而来的普通士兵来说，这场内讧对他们的震撼不弱于泰山崩塌，他们对天国的未来会很难再乐观。
也正为收拢人心，洪秀全打破永不封王的旧规，「加恩惠下……封出许多之王」。
我主昏聩
往后再看，李秀成开始抱怨洪秀全。「我主用人不专，信人不实，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故有今日之故……我久经力谏数十封章，不从我谏。」
实话实说，我不敢相信一个只读了三年书的贫民能够写出「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这样的文字，不过从李秀成整篇自述来看，虽也有许多别字，语法有许多毛病，但是可以看出他的确是个十分聪明的人，行文晓畅，人人能懂，甚至他还有一些自创出来的词语，让人觉得很贴切。
往后的文字就越来越不堪让人卒读了。
骑上虎背
先是大段文字为自己走上造反之路开脱，悲伤、悔恨的情绪弥漫纸间。「自幼为民之时，不知天王欲图天下，骑上虎背，不得不由」。说实在的，李秀成入上帝教已经二十六、七岁，参加太平军行伍都快三十了，这当然不能称之为“幼”了。作为一个成人，对于自己的选择，当然要勇于承担后果。此时说这些，只会更像是乞活，不是一个重视名节的人该说的。
「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安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何人愿作不良、不义、不孝？何人而肯背井离家，离亲别友，去戚离乡？」这段文字完全抛弃了自己的立场，彻底否定了自己一生的作为，读来令人唏嘘慨叹。另外我们要留意李秀成已经多次提到“天命”这个说法了，他前文还说过自己学过观看天象，可见李秀成是“吃”这一套学说的。在此失魂落魄、生命危垂之际，他心灰意冷，悲观懊恼，实在承受不了这种幻灭的苦痛，这套价值观就派上用场了：一切都是天意。
陈玉成被俘后也留下了简短“供词”，来看看最后一段：「太平天国去我一人，江山也算去了一半。我受天朝恩重，不能投降，败军之将，无颜求生。但我所领四千之兵，皆系百战精锐，不知尚在否？至我所犯弥天大罪，刀锯斧砍，我一人受之，与众无干。」
「天国去我一人，江山去了一半」，「刀锯斧砍，我一人受之」，李秀成不具这种孤胆英雄的气概。
李秀成的确比不得陈玉成硬骨，而且看上去流露出强烈的求生欲望。但我仍然不想妄说他是变节之徒，他所说的这许多个人情绪表白的话语，似乎道出了无数普通太平军士兵的心声，我觉得这其中有一种不自觉的悲悯性的流露。
在秦为秦，在楚为楚
求生意强烈涌起，往后的大量文字更像是为自己所做的无谓的辩白甚至背书。
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害民。「坏民是陈坤书、洪春元之害」，「前起义到此，并未有害民之事，天下可知！害民者实这等人也！」
他强调自己是个宽容仁厚的人。「李昭寿在我部下，扰乱民间，与守将闹事，我并未责其半言，后其献滁州投大清，我亦未责，将其在京所配之妻瞒我天王而偷送付。」「扬州知府被拿，当面礼敬，将其全家一一寻齐，当即讯问该知府愿降不愿降……称云：受清朝之恩，不敢再造。后将该知府送由仙女庙而去，发盘缠银三百五十两而行。」说得如此精细，似乎这样表白，就能让“老中堂”也像自己一样宽厚，放过自己。
他还通过韦志俊降清一事表达自己对生命的向往。「今韦志俊生命投入清朝而得回家之乐，性命实我保全，其回家乐也，我之难，无门而死，亦不叹也！」
最后不忘洗刷自己身上的“反革命皮肤”，总结性地说道：「我不过在秦为秦，在楚为楚，自尽一心。」真是好一个随遇而安，随波逐流的李秀成。
悲剧的诞生
李秀成一点一点撕下了自己尊严的面子，撕完之后，赤裸裸的谄媚就露出来了。「今计不中而失京城，亦是我主无福，清朝有福。曾帅大人艰心耐苦，将士齐心，曾帅亦有厚福而辅清朝。得此城而威扬天下，实中堂之谋、九帅之才谋算，将相用命，而成全功也！」「中堂、中丞在外耳目深长，名才足过，盖世无双。」「收复部军而酬高厚，余兵不能乱四方，民而安泰，一占清帝之恩，二占中堂、中丞之德，万世威名！」
读到这份自述的后半篇，我脑海不断浮起毛泽东对李秀成自述的判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
之所以引用这十六个字，是因为我有点写不下去了。准确地说是我有点介绍不下去了，因为英雄形象的破灭本就是一个浑然天成的悲剧，它是拥有古希腊式悲剧的心灵震撼力的。
接下来李秀成为自己的变节提供理论依据。
「先忠于秦，亦丈夫信义。楚肯容人，一而死报。」相信谁秦谁楚，见者皆知了。
「虽有他意，无有招引之门，故而丧至此也。见中堂、中丞大人量广，故而直表真情，我肯与中堂、中丞出力。凡是天国之人，无不收服。」这个“他意”是何意，相信见者皆知了。
「此是被获承具厚恩，直心直说，并非而有别意。」这个“别意”和“他意”并不冲突的。“他意”是要投降你了，“别意”乃是揣摩曾国藩内心的担忧，如果他受降，派李秀成收服天国余部，谁能保证李秀成不会借机再起，重新造反。这也是由来已久的一种假设，说李秀成不是变节，而是效法姜维，或者说效法勾践，因为有人说李秀成是读《东周列国志》长大了，他自述中经常使用的“不忿”二字就是其中的产物。
「非我不忠，国亡而言真语，容与不容，皆由中堂、中丞之玉鉴……非我强要而能也，不过见待人之深厚，自愿查详。」更像是唯恐曾氏兄弟鄙视于他而做的苍白辩解。
说实在的，没有人能拿出绝对有力的证据，说李秀成就是变节而不是效法姜维。再加上李秀成在天京被困是本可不去城内而去，本可独走而未走，最终城破时竟不带母亲和弟弟而掩护幼天王突围，还将自己的战马相让与他——这样一个人，你很难相信他会变节。我无法确定推理出李秀成的真实心理，前文我所作的所有分析如果被证伪我也完全可以推翻，事实上我自己心里也是犯嘀咕的。
对于“变节之议”，我想增加的一条议论就是，即便他变节了也不能否定他之前的行为，而变节也不能说他有多么可耻。一个原本不怕死的人在死到临头时，是有可能软弱下来的，这更多的是一个瞬间性的意识和行为，不能用以观察甚至定性其人的一生。因此，强辨李秀成有无变节一事多少显得有些无谓。
实洪姓之自害
在天京最后被困的几年前，李秀成就提出了存粮备战的举措，「在京时，当与合朝文武在我府会集，声言：众位王兄王弟，凡有金银，概行要买多米粮，切勿存留银两」。可是洪秀全并不采纳，反而大怒，满嘴天话又蹦了出来。「主责我曰：“尔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李秀成说：「我尚有何言也！」对这个主子他是极其失望的。
不过李秀成声威并著，许多人听从了他的建议，没想到却给贪腐提供了温床。「那时洪姓出令，“某欲买粮者非我洪之票不能。”要票出京者亦要银买方得票行，无钱不能发票也，得票买粮回者重税，是以各不肯买粮入京。」洪秀全宗族趁机发国难财，简直无耻已尤。对洪氏借备粮发财一事李秀成痛斥：「故积今日之患，国破实洪姓之自害此也。」我们注意李秀成对洪氏宗族的描述，后文还有。
纸糊的情谊
以前读阶级观念下所写的太平天国史，说道李秀成与陈玉成曾约定二人一南一北沿长江上溯，发动会攻。可是看李秀成自述中半个字没提约定一事，我不知道李秀成是否在隐瞒此事。按他的说法是：「中堂大军重屯祁门。此处俱是山高路小，一塞不能别行，我非是欲争此处，实上湖北招兵，因湖北等县起义之人约我前去，不失其信而图此事也。」这时李世贤和陈玉成同时陷入困境。「侍王李世贤在景德战胜，到乐平一败，失去官军万余。」「那时曾九帅又困安省，英王陈玉成解救不能。」此时李秀成必须去救一个，李秀成的选择是这样的：「调黄文金回来助救皖省」，增援陈玉成；对亲堂弟，他「当即将湖北等县全军尽行同日收兵赶下，以接护李世贤之军」。看来旧日良友毕竟比不得血浓于水。此时李秀成还不忘对曾国藩再吹捧一段：「中堂在祁，被天朝之兵围屯，此非中堂不可，别人祁门不能屯稳也。此亦是清朝之福、中堂之福，不然，四方皆兵，其不美事，今事已过，良可佩服也。」
他跨越数千里战线，却说只为招兵；手握大型兵团，兵临城下，没有组织有效战斗；安省陷入危难，近在咫尺，只派偏师去救。我不知道他内心有没有检讨一下自己的错误，有没有感到一丝愧疚。从文字上看，风轻云淡，波澜不惊。
就这样，李秀成数千里大“遛兵”，心安理得地舍弃了上游，跑回江南，经营后方的小地盘，我不知道这样的李秀成和他痛加指斥的洪秀全有什么本质分别。
自得之处
李秀成很乐意展现自己对敌人的仁慈，在自己进军东南的战事中，他又夹叙了几件自己的义举。比如「发盘川银六十余两」放生敌方主将，比如备棺木埋葬敌将尸首。他还引用了两名被他放归的两任清朝杭州布政使临别写给他的信：「尔忠王本事出色，未偶〈遇〉明君，好惜！好惜！」似乎身陷囹圄的李秀成正在借他人之口说出自己的心声。
杭州被李秀成攻破之后，他说自己为「在城饿死者发薄板棺木万有余个，费去棺木钱财二万余千。难民无食，即到嘉兴载米万担，载钱二十万千来杭，将此米粮发救穷人，各贫户无本资生，借其本而救其生，不要其利」，说这些的时候他文字间满是神采飞扬，最后得意地说：「四个月之内，将杭省一并妥周，此时十一年末矣，十二月回苏州过年。」显然他认为自己治民有爱心，有方法，有效率。我不否认，但是更让我触目惊心的是他口中说出的这些数字，棺木“万有余”，棺木钱“二万余”，米“万担”，钱“二十万”。杭州举国富庶之地，竟然死掉这么多人，多出如此多的流民，您破费了二十万没让一座城成为停尸场，基本稳定了社会秩序，这种“成就”是不太好意思笑着说的。况且，城破后你得到的又比这些小破费多了多少倍呢？唐代诗人曹松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什么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就是。
安庆之陷与英王之死
李秀成在他口中的“杭省”收割酸甜果实之时，南京上游安庆的太平军和陈玉成却在“吃草”。我们就从李秀成的叙述中来看这场惨烈的安庆攻守战。
英王陈玉成部下的安庆守军「被九帅之兵深濠高垒困之」，九帅也就是曾国荃。估计是安庆太难打，曾国荃遂想到古法“网开一面”，打开一边缺口，欲使城中太平军知难而退。但是陈玉成显然知道安庆城作为天京在上游最后一道屏障的意义，他比李秀成要重视安庆得多，「陈玉成不退，将石牌及省近之民粮运入省城」，铁了心死守。
那时英王「欲班动大军来救」，李秀成说：「斯时我正在兴国州，得悉英王如此如此而为，悉其省不能保也」。多么像在说风凉话。
英王留下部分将士守集贤关，自己连夜赶到桐城，由黄金爱殿后。结果黄金爱部被「埋伏拦杀」，「死者千余人」。李秀成叹惋：「死者皆我部下之人！」又显得多么小肚鸡肠。
紧接着集贤关被鲍超攻破，守军「全军俱没」。「英王与辅王、堵王黄文金等再复来救安省」，「又被九帅挖塘堤放炮船而入拦隔」，「英王陈玉成、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在外，九帅兵隔于内」。安庆孤城弹尽粮绝，外围的太平军却怎么也杀不进去以增援兵力与提供补给，安庆终于落入清军手中。
英王「欲上德安、襄阳一带招兵，不意将兵不肯前去……连夜各扯队由六安而下庐州」，陈玉成也只得退到庐州（合肥）。部下军心涣散，自己又被天王「革其职权」，陈玉成「心烦意乱，愿老于庐城，故未他去，坐守庐城，愚忠于国。」可见陈玉成当时已有死志。可叹二十五岁的陈玉成毕竟没能承受住这样的打击，一旦英雄气短。其后庐州也很快失守，败逃中的陈玉成被地方投机势力苗沛霖诱捕，解送清营，在延津殒命。
那时洋鬼不敢与我见仗
讽刺的是，陈玉成败亡的同时，李秀成达到实力的顶峰。陈玉成残部收归李秀成，加上李秀成刚收了大批新军，又克浙省，声势如同狂风中的大帆，看上去饱满而强壮。
李秀成在进行千里大收编与遛兵的行动前，将后方地盘交给手下陈坤书打理，谁知被陈坤书搞得一团糟，民怨沸腾。见李秀成回来，连忙「在苏州带自队逃上常州，将常州自霸，使钱而买作护王。」按李秀成的叙述，陈坤书之所以能买到这个王爵，也是由于「天王见我兵多将众，忌我私心，内有佞臣之弄，封陈坤书为王，分制我势。」李秀成大声抱怨道：「那时主见我部辖百余万众，而何不忌我乎！」
尔后李秀成在苏省一番治理，发钱发米，保障耕种，减轻赋税，「当三月之后，斯民概安」。
天京城内对李秀成的忌防与日俱增，「天王俱将天话逼来，降我之职，暗中密革我权。」其手下部将童容海受到离间，脱离了李秀成的管辖。
1862年，李鸿章雇佣洋人进攻李秀成的领地，李秀成「救之不及，失去二城」。他惊叹于「鬼兵」的厉害，同时说到太平天国不用「鬼兵」的原由：「有一千之鬼，要押制我万之人，何人肯服，故未用他也。」
但是李秀成率军亲战，逐渐挽回劣势，连赢数战，他骄傲地说：「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其即败。」
天京告急
正当李秀成就要攻下松江之时，「曾帅之军已由上而下，破我无芜湖、巢县、无为、运漕、东西梁山、太平关一带，和州亦然，有如破竹之势，而至金陵，逼近京都。」
天王一日三诏催他回救，李秀成无奈停止攻打松江。开过军事会议，李秀成决定向天京输送军事物资，但是暂不与清军交战，「待廿四个月之后，再与其战，解京围，其兵久而必惰。」
但是天王哪有在烧水的大瓮中稳坐一年的本事，严诏催逼：「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
李秀成不得不起身赴京了。为防猜忌，「连母亲以及家眷概交与主为信，表我愚忠。」
劳师无功
李秀成带兵来到天兵外围，对围困天京城的曾国荃大军进行强攻，「困攻三四十日，连攻未下。九帅节节严营，濠深垒坚，木桩叠叠层层。」「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无粮。」因此没能成功。
看到这里，我不得不佩服曾国荃的围城与困斗的本事。按常理来说，围城之军应该要防备被反包围的，可是他显然早已做好准备，不仅在工事和战术上，还在心理上。陈玉成和李秀成两大名将都没能将他的铁桶阵打破，这绝对是很高的荣耀。
李秀成攻坚不下，开始游荡，从自述中无法看出其目的性，他从南京城外忽然进入安徽境内，兴许是在找粮。一路又遇数仗，士兵又饿死很多。自述中提到「那时想去会陈得才之军」，看来李秀成是想北上寻找友军，得到补给，再一同回转破天京之围。可是粮草耗尽，已经无力行军，天京又忽然传来雨花台失守的噩耗，「京内惊慌，天王差官捧诏召我回京，当即引军回转。」
回军途中「正逢大江水涨，路道被水冲崩，无处行走」，又有一部分兵力没能渡河。曾国荃很快又攻下了下关。见「营垒扎坚，不能再复，兵又无粮，扎脚不住，自散下苏州、浙江。此举前后失去战士数万余人，因我一人之失锐，而国之危也。」
后方失火
如此劳师，天京未救，精锐折损，李秀成经营的后方在他离去这段时间又被大面积攻陷。李秀成气愤地写道：「攻克苏州等县，非算李鸿章本事，实得洋鬼之能！」
李秀成担忧地盘不保，「奏三求四」求下苏杭救援，洪秀全不肯。最终「我主及朝臣要我助饷银十万，方准我行，后不得已，将合家首饰以及银两交十万。我主限我下苏、杭四十日回头，银不足交，过期不回者，依国法而行。」国君竟然索贿臣下，还是在这种危难关头，简直是天下奇闻了。
李秀成心中有一个打算，就是「暂保省城，意欲回京奏谏，请主他行，不守京都。」
这时李秀成写到了镇守苏州的爱将谭绍光之死与郜永宽、汪安钧等人的叛降。他说「郜永宽等这班之人，久悉其有投大清之意，虽悉其为，我亦不罪」，只因「该等在我部下久有战功，我成名者，皆其各等之力」，「不意该等与慕王谭绍光二人少年结怨至今，后其各果是变心，将慕王杀死，投与李抚台」。
诸位如何评价李秀成的驭下之才？我认为李秀成身上江湖义气太重，他身上所缺乏的正是他所敬佩的东王杨秀清那种令行禁止，「事事严整」的管理风格，治下太过疏旷，欠缺了一点决断与“狠”劲，其实这是我们处处能发现的。
迁都之争
花钱买断来的时限眼见已到，李秀成要回京去了。「那时我家弟李世贤兵屯溧扬〈阳〉，劝我前去，别作他谋，不准我回京。我不肯从。其欲出兵前来，逼我前去，不欲我回京。后见势不得已，见我母亲在京，难离难舍，骨血之亲，故而轻骑连夜赶回京。」
这是李秀成最后一次入京。
回京次日，李秀成就奏请洪秀全「让城别走」。
洪秀全怒道：「我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
李秀成气愤填膺：「尔将一刀杀我，免我日后受刑！」
在洪秀全满篇天话、胡言乱语之中，李秀成「含泪而出朝门」。
「次日，天王其知自过，赐下龙袍，以安我心。」可是李秀成道：「此番死，实因我母之念，实非为主之为。」将自己与天王撇清关系，有点恩断义绝的意思。
那时李秀成打算撂挑子出城，结果「合城男女流涕呼留」，李秀成心意软，又留了下来。
洪秀全留下李秀成更像是令他陪葬，因为李秀成并未掌管全城政事，而各个大门均由洪姓之人守卫，更像是防人逃出。李秀成的职责在于守城：「那时专作守城之事，某处要紧，即命我行。」
甘露养生
天京百姓渐渐断粮了，李秀成上奏求诏，洪秀全降诏：「合城俱食甘露，可以养生。」我认为李秀成上奏应该也有提醒洪秀全天京难以再守，还是让城别走的意思。可叹洪秀全俨然一彻头彻底的上帝教徒，自从走上神坛，再也没能下来，临死还是天言天语。
李秀成将自己府中银米拿去赈灾，缓解了一时之急，可是四五个月后就束手无策了，「我亦苦穷无银五米。」让人憋气的是，天王次兄洪仁达还污蔑李秀成收买人心，是个奸臣。李秀成气愤不已，他本可「将兵数十万在外，任我风流」，的确可以不进这座必死孤城。李秀成说自己“愚忠”，谁能说不是呢？
万古忠义
写到此处，李秀成显然怒气难忍，大发了一通对洪秀全的愤恨之辞，想当时洪秀全活着的时候他没有机会当面痛骂，如今也只好在纸上宣泄了。
其中议及洪仁玕以及后期封王之事。他对洪仁玕相当不满，说他「到京未满半月，封为军师，号为干王，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封过后，未见一谋。」洪仁玕成为空降王爷，首辅之臣，一帮元老勋旧不服，这才有了陈玉成和李秀成被安抚封王。
「后而先封陈玉成为英王。」又见李秀成「日有战功」，当时又有投清的李昭寿来挖李秀成墙角，洪秀全为防李秀成生变，「降诏封我为"万古忠义"，亲自用黄缎子，自亲书大字四个，称"万古忠义"四字，并赐绸缎前来，封我为忠王。」
陈玉成与李秀成封王之后，又为了安抚许多“老干部”的心理，再凝聚人心，同时也有贪腐的成分，一时泥沙俱下，封爵日滥，竟然出现许多“列王”和“小王”，蔚为今古奇观。
末日前的放生
天京受困日久，粮食告罄，李秀成「启奏天王，求放穷人之生命」，请求开城放出穷人。天王又是天言天语：「敢放朕之弟妹外游？多备甘露，可食饱长生！」李秀成没有愚忠到这个地步，他「得悉九帅在外设有救难民局，可救民生，密令放行，放出足有十三四万之数」。然而百姓出城之时，洪秀全把门的亲信又「将男妇出城之人，各所带金银取净」，逼得李秀成「当而杀数人」方平息下来。
投敌风波
国之将破，怪事层出不穷。李秀成部下陈德风与城外暗通书信被抓，李秀成「代用去银一千八百余，然后保陈德风之命」。于危城之内搜敛金银至如此丧心病狂，却不知其为谁而敛？
李秀成有个妻舅叫宋永祺，暗通清营后，劝李秀成投降。李秀成不能确信，未置可否。结果宋永祺第二天喝多了酒，把口风漏给了陈德风。陈德风也是不省心，修书一封来问李秀成。当时李秀成正在王府开会，座中补王莫仕暌顺手扯开一看，见内容写道：「问忠王真有此心否？」莫仕暌又将宋永祺抓了起来，李秀成再度使用银两保其无事。
剩这点愚忠
病重的洪秀全因为「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终于一命呜呼了。洪秀全真不是说说，自己也以“甘露”为食，甘露就是草，结果把自己吃出了病。看来他真的以为自己是天神下凡，有不死之躯。
城破在即，天京无论如何不可保了，老天王死了，也无人能再阻拦李秀成突围出去的计划。突围时，李秀成没打算带多少人。
天王的儿子不少，李秀成只带上了新主幼天王洪天贵福。「幼天王无马坐，将我战马交与其坐，我奇骑不力之马」。之后李秀成「辞我母亲、我胞弟与侄」，护着幼主突围了。
按理说李秀成对天王充满怨念，完全可以自己突围而不带上幼天王，也不用把好马让给他骑。但是最后关头他没有带上家人，没有带上洪秀全别的儿子，只带上了幼天王。尽忠之心，无以复表。
李秀成对洪秀全的感情是复杂的，虽然对其充满怨愤，但是自己毕竟深受天恩，危难中尚思图报。「既为其臣，虽天王气满蒙尘，误国失邦，我受过其恩，不得不忠，尽心而救天王这点骨血，是尽我愚忠而为。」
突围中，李秀成与幼天王失散了。事后，他带着温情与怜悯的感情写道：「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追，定然被杀矣。若九帅马步在路中杀死，亦未悉其是幼主，一个小童，何人知也。」
心如此之迷
身骑劣马，李秀成跑不远，身边人也只剩下几个，又饿又累，逃进一座山庙乘凉。出逃时他带了一捆财物，「将此珍珠宝物吊在树下」，结果招来了当地百姓觊觎，因此丢命。他也悔恨：「不知此日心如此之迷！」
当时，他先遇到一伙村民，这伙人见到忠王，「各大齐落跪，俱各流涕，有救我之心」。这些人要他剃头掩饰身份，他起先不肯，经不住强劝，「后依其言，剃去些须」。尔后这伙人把他藏了起来。
我们知道人多嘴杂的道理，李秀成又携带了宝物，就如在闹市区携带导弹一般扎眼。他那捆宝物被百姓拿去了，但因分配不均，引起争执，最后被「被两个奸民」把李秀成告发。这就是所谓农民不争气的地方吧。
献计与总结
说到此处，自述的史实部分已经写完，李秀成显然并不想死。如何让自己拥有被利用的价值呢？——「今主死国亡，我兵数十万众乱坏世民间，我不能卫国，致其害民，皆我之罪也……愿代收齐报德。」他自己也知道这话说出来多么让人难以相信，对方不可能放他出去。于是他又想出一个进阶性方案：「恐中堂不信我有此为，仍锁在禁，容我办为，付人我用，可在皖省居中,两岸好办。」竟然要在狱中“遥控”指挥，真不知这种天真劲何处而来。
一定有人说，李秀成是真的一心为民，不愿大军祸民，故要想办法让他们放下武器。可是这个逻辑不通。清方对太平军的政策他是知道的：斩尽杀绝，更何况是如此庞大的一支太平军余部。李世贤此时仍为一方诸侯，不可小觑。正因此理，李秀成即便能解除他们的武装，也等同让他们束手待毙。而无疑，最大受益方是曾国藩，因为他不废一兵一卒，清算了太平军余部。而李秀成也可能跟着受益：活命甚至受到任用，无论这个念头多么地一厢情愿。李秀成这么大一个“贼首”，曾国藩一定没有接收的权限，若他向中央申请接收，等同自报谋反作乱。朝廷可不知道你是为了解散那几十万太平军余部，还是要收编他们。此时在中国大地，湘军成为最大一支武装力量，一举一动都是受人猜疑的。如果曾国藩真的想自立，顶风作案，是需要勇气的，而风险是巨大的。攻下天京后的湘军还有没有那么强的战力是个问题，他扯旗有多少部下跟随是个问题，李秀成到底靠不靠谱又是个问题。搞不好就从功成名就跌到身败名裂。
李秀成更挥毫泼墨，具体写下十条解散太平军余部的方案，总结起来不外乎是：这些人都是我的亲信，我有把握不费吹灰之力让他们投降，别杀他们，要安抚他们，如此天下可定。
尔后，李秀成又挥毫泼墨，写下“天朝十误”，更像是对历次军政失败的事实总结，缺乏本质性探讨。
之后李秀成再给曾国藩献对付洋人的计策。他提到洪秀全对洋人的态度是防备的。「鬼子到过天京，要与天王平分地土，其愿助之。」洪秀全对朝臣说：「我争中国，欲想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可见对“洋兄弟”们，太平天国的首领并没有某些人以为的那么单纯甚至白痴般地认同。自述的前文也写到洪秀全不用洋人武装，正是担心其太厉害不好控制。从李秀成给曾国藩的建议之中可以看出他对军事的熟悉。
将平定洋人之计说完，实在没话可说了，又开始说起天命来。「今我国末，亦是先天之定数，下民应劫难，如其此劫，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今已被拿在禁，非因天意使然，我亦不知我前世之来历，天下多少英雄才子，何不为此事而独我为，实我不知之也。如知……」
最后一点胡扯
这就是《李秀成自述》最后的话，“如知”后头不再有记录。但是这里是有疑点的，不知为何，“如知”二字正好顶格，把整页写满。我想到两种可能。一：之后还有其他自述中的文字。二：李秀成当天把书写纸（其实是账簿）都用完后，清方没有再给新纸。
第二种可能性的原由，可能是曾国藩觉得没有再写下去的必要了，可能是李秀成没有再写的机会了（被杀）。
第一种可能性就值得让人揣摩了。如果自述后面还有文字，那么是怎么失去的呢？一：曾国藩将其藏匿或销毁。二：曾国藩后人将其撕去或销毁。这两种猜测其实本质上是一种：隐瞒后文。也许李秀成真的劝进了曾国藩，为不给自己招惹麻烦，他不仅马上杀了李秀成，还毁去或藏匿了自述后文。如果他仅仅是藏匿而未毁去后文，那么他的后人就一定看过。后来李秀成自述不得不对外公开时，也许被他们自行讳去了，为了保全曾国藩的名声。
当然我只是漫无边际地瞎说，完全不要当真才好。我更以为是曾国藩没让李秀成再写下去。因为显然曾国藩让他写自述不过是因为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内部人，曾国藩想借他之笔来了解整个太平天国的历史，留下一笔资料。而且，自述就是供词，这大概是如同现在的口供一样，是一道法律程序。
关于自述正文的漫话瞎扯，就是这么多。
网友评论
太平天国值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