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

岳飞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兆铭评价岳飞是“无法节制的军阀”。 宋金实力对比之下，议和是双方的最优选择更是宋廷的唯一选择。

岳飞主战，以现代眼光，最公正的评价应该是:岳飞只是军队将领，爱国但不识宋金关系大局，也不懂政治。宋高宗赵构，其祖先留下的祖传教诲与经验，是如何防范与处理武将威胁皇权的思维方式与具体办法，不能要求赵构按照当代人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与处理岳飞事件。

我国学者几千年来，在评价武将时，对凡是在无实施任何武力行径之下被杀的武将，一律列为冤案。就岳飞案而言，无任何证据显示，岳飞有任何主观意愿、处心积虑的对南宋朝廷构成威胁。但是，也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岳飞，将来就一定不会对南宋朝廷构成危害。无数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动手前被杀，就是“岳飞”。

岳飞主战。如果南宋北伐，以南宋当时的军队实力，女真兵团确实难以轻易击溃南宋北伐军。但是，女真兵团是当时东亚大陆最强悍之武力，南宋军队也不具备击溃女真兵团的实力。因此，宋金战争只能是持久拉锯战，这是双方都无法承受的结果。

史料载，南宋当时“遍地盗匪”，岳飞、韩世忠等人，正是在剿杀民变过程中成长与壮大。如果南宋政府决意北伐，为支持长期战事，唯有加大赋税征收以填补军费之支出。在“盗匪遍地”的南方一隅，重税，等于火上浇油，其结果是，北方战事陷于“胶着”，南方已经激起更大规模之民变。 假如宋采取“不战也不和”的策略，由于没有签订正式和平协议，在宋金交界的长江防线，宋廷必须长期投入庞大军队以巩固国防。东晋南渡江南后，正是由于在长江防线长期驻扎庞大军队，导致形成军阀割据，而威胁中央政府的安全。其结果是，金人尚未渡江，军阀已经兵临都城临安城下。

岳飞主战，是宋金均无法接受的选项。

民国大师、《国史大纲》作者钱穆认为：岳飞主战，以南宋新崛起的武力，有望与金人一战，可惜赵构苟安于江南。
民国另一大师、《白话本国史》作者吕思勉认为：和议，是当时无法避免的选择。岳飞的事迹，被夸大与渲染。

关于岳飞的评价，历来是学界争议的焦点。南宋朝，诛杀岳飞，但官方后来也为其平反。
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是民国时期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吕思勉关于岳飞的评价，是当年中学生学习的教材。

上世纪30年代，中日战争爆发，一直是中学教科书里的岳飞论，突然遭舆论一致谴责，舆论反对吕思勉贬低主战的岳飞、为主和的秦桧喊冤。
吕思勉说：《白话本国史》不是弘扬爱国主义的书籍，是求真的书籍。

岳飞的军事指挥才能，大致介于韩信与关羽之间。假如与安禄山的藩镇军或李克用的沙陀军遭遇，岳家军将会被击溃。

岳飞主战，主战等同于爱国，是20世纪30年代中日战争期间，民国政府有意渲染与宣传而推出的论点。 唐初，强大突厥进犯，李建成提醒李渊，大致意思是：不吝金银以馈赠，自可使突厥退军。世民主战，意图无非借机控制军权。大一统国家的军事将领，在更强大的蛮夷武力威胁之下主战，皇权的思维只会将其理解为“意在军权”或“另有意图”。正如南明将领史可法向南明朝廷禀报：“满清八旗即将南下。”南明内廷宦官马士英不予理睬，马士英的理解是：史可法意在借机要求增加粮饷。 东汉窦宪燕然勒石与大唐李靖擒获突厥可汗，是“大汉天声”传播异域与“天可汗”威服四海的军事行动，根本不存在所谓“爱国与否”的理论支撑。 爱国，是近现代才出现的词汇。主战代表爱国，是现代人的思维（而且是误导之下的思维）。或许岳飞如婴儿般单纯，但赵构不可能把武将视为婴儿。

岳飞主战，如获赵构支持，岳家军将盘踞荆襄地区，阻挡金人南下。 南宋如将荆襄前线视为明末式的辽东战区，则荆襄地区军事长官可任意更换及随意诛杀，如明廷对待袁崇焕。但明末式的辽东战区，是吞噬财政的无底洞，南宋势必以举国财政之投入才得以维持荆襄前线之战事。 南宋如将荆襄前线视为东晋南朝式的荆襄战区，则荆襄地区基本自筹粮饷，不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太大压力。岳飞将作为军事藩镇之节度使，掌握地区军政及经济大权，类似于东晋桓温，甚至类似于唐代的安禄山。宋祖杯酒释兵权及宋辽澶渊之盟产生的格局，使南宋封堵武将担任地方军事长官之路径。 岳飞豪言壮语的北伐“直捣黄龙，迎回二帝”，在南宋之前，南方政权从未有过北伐成功之案例，200年后，明祖派遣徐达北伐蒙元，南方政权才获得唯一的北伐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