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 给中文母语班讲授郑振铎的《猫》，便想起鲁迅的《风筝》，觉得两篇文章十分相似，题材都小，都写家庭琐事，但都令人感动，令人回味。
两篇文章的主题，都是表达自责，主人公都努力想补救自己的过失。
鲁迅在《风筝》里追忆，小时候自以为风筝“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儿”，所以嫌恶小弟喜好风筝，但是成年后了解到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便对年少时抹杀小弟的爱好感到自责。
郑振铎在《猫》里感到自责的是，他“没有判断明白，便妄下断语”，错误地以为是自家那只忧郁的懒惰的难看的小猫咬死了他们的金丝鸟。
更让他们痛苦的是，他们都无法补救自己的过失。鲁迅想道歉，可是小弟却谎称自己不记得有过这样的事，“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 而郑振铎更是没法道歉，他面对的是一只猫，“它是不能说话的，我将怎样的对它表白我的误解呢？”
鲁迅写《风筝》是1925年1月，郑振铎写《猫》是同年的11月，我想，郑振铎写《猫》大概是直接受了鲁迅《风筝》的启发吧？
我更想说的是，两篇虚构小说里反映的兄弟姐妹关系，是那样的有天壤之别。
鲁迅的《风筝》里，“我”的小兄弟最喜欢风筝——
“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
但凡有点人情味的哥哥，看到弟弟这么喜爱风筝，一定会帮弟弟实现愿望，但是，请看下文，文中哥哥不但不帮，反而粗暴地折断、踏扁弟弟在做的风筝。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杂物堆中发现了他。他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蝴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这个哥哥太残忍，我都替弟弟落泪。
郑振铎的《猫》里，“我”的三妹是最喜欢猫的，“她常在课后回家时，逗着猫玩。” 有个细节很感人 ——
“三妹常常取了一条红带，或一根绳子，在它面前来回的拖摇着，它便扑过来抢，又扑过去抢。我坐在藤椅上看着他们，可以微笑着消耗过一二小时的光阴，那时太阳光暖暖的照着，心上感着生命的新鲜与快乐。”
你看这兄妹俩和猫相处多和谐呀。特别是后来有一天中午，“我”下班回来，三妹很难过的说道：“哥哥，小猫死了！” “我”心里也感着一缕的酸辛，赶紧安慰三妹道：“不要紧，我再向别处要一只来给你。” 这要是换作《风筝》里“我”，会不会大声呵斥：“玩物丧志，有什么好难过的，没出息！”
想想《猫》里郑氏兄妹的关系，再想想《风筝》里周氏兄弟的关系，咋就这样的截然不同呢。
于是想起，《藤野先生》里，东京的清国留学生学跳舞，“我”嫌人家弄得“地板咚咚咚地响得震天”，还嫌他们弄得“满房烟尘斗乱”，并因此离开东京搬去了仙台；周树人在日本住了七年，竟然对日本景色秀丽，从不着一字，从来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相比之下，他的大弟周作人完全不同，小伙子一到日本就兴高采烈，事事新鲜，日本的花草树木悦目，日本女人的“素足“动心，日本类似唐俗的民风，使他终身回忆不尽。实际上周作人在日六年，乐不思归。
综上所述，我可以断言，周树人就是一个忧郁的人，就像郑振铎《猫》里的第三只猫一样，“好像是具着天生的忧郁性似的”，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在哪里都显得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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