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对于欧洲、东亚和南亚都是广为人知的名字。他们的名字所代表的一种从欧亚大陆内陆深处迸发出来的原始野蛮在近代工业文明发轫之前一直都是欧洲、南亚和东亚挥之不去的梦魇。他们的名字所象征的人类历史中屈指可数的不世功勋在近代杀人机器发明之前也一直都是所有独夫民贼魂牵梦萦的伟业。
然而，似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被遗忘了。当然，你可以说，他们的名字还在被不停地提起，但是，仅仅作为符号，作为一度盛行的黄祸论的符号，作为穷兵黩武的符号，甚至作为解释当代俄罗斯民族性的符号。那些在马背上的风云激荡的历史，那些“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铁蹄都被我们忘却了，甚至连这段历史最想当然的继承者蒙古国，似乎也在热闹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被我们忘记了。
所幸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纵身一跃，抓住了历史的余绪，以一本《草原帝国》为我们呈现了这幅被遗忘的卷轴。
长久以来，我一直对于那些遥远的地方和久远的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抱有浓厚的兴趣。这些看似缥缈的经验，却恰恰因其异域，因其与己无涉，与当下无涉，而分外迷人，一种“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迷人。因此，这本《草原帝国》对于我而言不仅有着填补知识空白的意义，更有着满足兴趣的价值。
填补知识空白的意义围绕着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也是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思考的。
其一，为什么我们向来以农耕民族自居？
我们向来以农耕民族自居，总是将游牧民族作为想当然的“他者”来对待。可是阅读休谟的《英国史》和盐野七生的《罗马人的故事》的经验提醒我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正如曾被阿提拉席卷的欧洲文明，起初不也是所谓的游牧文明么？日耳曼人、高卢人的苗裔在凯撒的荫蔽下逐渐播种四方，而当初似乎真的不怎么种地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却一直蜷缩在原有的土地上。同样，难道是大成至圣先师的教化日久，久到我们已经全然忘却游牧的远古召唤？为何一直以农耕民族自居？我不信古老的游牧经历未曾在我们血脉里埋下某些基因，未曾在我们的文化里积淀下某些遗骸。
其二，中亚草原的游牧文明与我们的农耕文明的博弈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此前的《狼图腾》将这一话题在公共舆论中再一次抛出。小说中的观点是，每一次的蛮族入侵都是对于农耕社会的一次血气补充，因为农耕社会定居日久，血气消磨，责勇日衰。德国哲学家、史学家斯宾格勒的中国传人雷海宗在风雨飘扬的抗战期间痛定思痛，回顾历史写下了《中国的兵》。在其中，他提出战国变法，国君都成了专制统一的绝对君主。贵族社会为名义上平等的社会所取代。文武的分离开始出现。历史发展更为紧张，兵役制亦然。各国似乎都实行军国民主义。战争亦愈发残酷，为灭国战，多有数万人被坑杀或斩首，以消灭抵抗能力为目的。是以两种不健全现象萌芽：其一，上等阶级之文武分离与和平主义宣传，其二乃人民之厌战心理。后代由此日渐形成军民隔离、社会解体的没落局面。当今的学者则提出组织资源一说，中国的专制社会以君主为最高权威，君主为维护权力最终必然要切断一切社会肌理，而仅仅加强所有个人与君主的联系，因此，社会很难自我组织，自我动员，如一盘散沙。迫于草原环境的生存压力而紧密团结的游牧部落因而可以长驱直入农耕国家。而每一次的长驱直入都是一种组织资源的输入。
其三，近代民族国家体系进入东亚之前的历史对于当今的民族国家体系意味着什么？
无论是近年的南海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还是中韩的高句丽问题，都明确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我们该如何看待近代民族国家体系进入东亚之前的历史？在近代民族国家被发明之前的东亚，东亚自有一套区别于当今主权和领土观念的国际体系。这套体系里曾经容纳过以古代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容纳过蒙古人的弯刀，容纳过匈奴人的铁蹄。由此看来，似乎被宣扬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和主权并没有一种与之相匹配的笃定，更多的是一种偶然。譬如，当年囊括欧亚的蒙古帝国，如今却蜷缩在中俄之间的戈壁与草原上，当年的铁蹄在今天的对应物汽车都无法生产，只能进口。
满足兴趣的价值围绕着想象和验证两个方面。
想象是一种很抽象的东西，却也是一种很具体的东西。论其抽象在于当某种想象被单独来看的时候。论其具体在于当某种想象被放入比较的视野来看的时候。譬如据说古代吐蕃人认为南面 的印度是“教法之国”，东面的汉地为“卜算之国”，西面的大食为“财宝之国”，冲木格萨尔为“军旅之国”，对于自己的居所则认为是“有雪之国”。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对于世界的想象是极为熟悉的，甚而对于欧美人对于世界的想象也颇为熟悉。可是对于与我们打了上千年交道的中亚草原上的人们对于世界的想象熟悉么？由此一种想象进而可以引申到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前一段时间有学者发文倡导多读世界史，少读中国史。的确，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太过熟悉了。也的确，中国古代确是天朝上国，对于周边国家的记载甚至比周边国家自身很充分，可是我们怎们能只满足于用过去的记载来作为我们认识今天的周边国家的质料？
前一段时间读完台湾作家詹宏志的《旅行与读书》，其中强调旅行与读书二者的互相验证之用，深以为然。去年夏天，我有幸被亚欧基金会选中参加了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办的亚欧峰会。那次峰会对于亚欧会议是20周年，因而格外隆重。对于我，却不亚于当年张骞的凿空之旅，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踏足这个最熟悉却又最陌生的国家。在去之前，我找来了几本关于蒙古历史、宗教的书，很遗憾当时没有发现这本《草原帝国》。在蒙古的近两周里，我总是时常一晃神间以为是身在前苏联的某个加盟共和国。因为除了那标志性的蒙古包，许多建筑都是浓浓的俄罗斯风情。不仅旅行与读书是一种互相验证的过程，其实读书与读书也是一种互相验证的空间。在去蒙古之前读到的一本蒙古史中，我看到早在汉代便开始的南北匈奴之分，便大胆猜想这或许是今天内外蒙古之别的肇端。而《草原帝国》便验证了我这一猜想。
在蒙古的时候，我们受邀参与了恰巧当时正在举办的那达慕大会。当时，我笑谈，我是何其有幸啊，作为一个第四等级的“南人”能够在大汗的国度里出席这样的盛会。而这样的盛会里，除了一支受阅的维和部队，便再难看出当年的席卷之势。一个如今300多万人的小国，背负着资源国家的诅咒，深陷于自己造成的危机里，面对着首都乌拉巴托所处可见的成吉思汗像，回顾起勒内·格鲁塞耗费心力拼凑起的《草原帝国》，当是如何一番况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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