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大师王鼎钧认为人生枯燥、沉闷、令人厌倦，实在谈不上“精彩”二字。但是他又认为文学可以表现精彩的人生，前提是做到三点：
第一是“对照”。比如他在回忆录里描述国共内战时进行拉锯战，一个村子有两个村长，一个管应付国军，一个管接待共军。
一个乡公所办公室有两张照片，一张蒋先生，一张毛先生，国军来了挂这一张，共军来了挂那一张。有些乡镇拉锯拉得太快，拉得次数太频繁，乡长就做一个画框，正反两面两幅人像，一边毛先生，一边蒋先生，挂在办公室里，随时可以翻过来。
后来他在天津被解放军俘虏，发现他们每天晚上开会，彼此交换经验，改进缺点，解决疑难。他们是缩短睡眠时间做工作，而国民党的军政官员也缩短睡眠时间，不过是去享乐。
再比如《基督山伯爵》一书里，伯爵最开始的美好生活与后来的悲惨牢狱之灾的对比，先前的年轻稚嫩到后来成熟老辣的对比，被仇人迫害到迫害仇人的对比。很多对比形成的巨大反差，带给人强烈的印象。
第二是“危机”。解放军攻天津的时候，王鼎钧是国军一个管后勤的下级军官。当时他们十几个人躲在地下室，搜查的解放军发现这个情况后，喊了一声：“出来！出来！缴枪不杀！”紧接着，咚咚咚一颗手榴弹顺着阶梯上滚下来。他后来这样回忆到：
我们躺在地板上睡成一排，我的位置最接近出口，手榴弹碰到我的大腿停住，全身僵硬麻木，不能思想。我一手握住手榴弹，感觉手臂像烧透了的一根铁，通红，手榴弹有点软。叼天之幸，这颗手榴弹冷冷地停在那儿没有任何变化。那时共军用土法制造手榴弹，平均每四颗中有一颗哑火，我们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机会，大概中间有个人福大命大，我们都沾了他的光。这就是危机，很精彩。如果手榴弹爆炸了，就不精彩了，如果没有这颗手榴弹，也不够精彩，叨天之幸，有手榴弹，没爆炸，精彩！
记得看过一部美国电影，男女主人公户外旅行，如果就这么爬山，观赏美景，然后顺利回家，估计这个片子完全没有可看之处。
然而，片中男人带着女人迷了路，结果走到熊窝里，男人被咬死吃掉，女人受伤后夺路而逃，这一连串的危机把一个平淡的旅行电影变得惊险恐怖，对观众形成了“致命”的吸引力。
第三是“冲突”。王鼎钧自述当平津战役结束时，他在解放区穿国军军服，这身衣服跟环境冲突；后来他又穿解放军的衣服进入国军的地盘，衣服再次跟环境冲突。于是，伴随着冲突发生了不少精彩的事情。
《血战钢锯岭》电影《血战钢锯岭》中的道斯当兵不拿枪，自己不杀人的宗教信仰和战友们起了冲突，观众们于是很想知道挨黑打、受排斥的道斯怎么在军队里混下去？接着矛盾升级，闹上军事法庭，一个人对抗军队，这下成了大冲突，观众们的胃口越吊越高；最后在冲绳岛战役中，面对宛如野兽的日军，他难道也不开枪自保吗？他在血与火的战争地狱中又将如何面对战友？这些冲突愈来愈强烈，在冲突升级中，故事也最终升级到了最高潮。
对照、危机、冲突在文学场景中交替出现，互相纠缠，滚动前进。有句农村的俗话说：“水要走路，山挡不住。”王先生的回忆录里比喻国共好比两座山，他就好比一条小河，关山夺路、曲曲折折走出来，这就是精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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