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余秋雨老师的散文集《雨夜短文》，这本书抛开了作者一贯以来的宏大叙事，写的多是人生的细微感受。每篇文章文字虽短，内容却意味深长，有着沉甸甸的份量。其中一篇短文《高谊无声》，让我更是感慨。
文中余秋雨老师说到他平生遭受的最大诬陷，是他为四川地震灾区捐赠了三个图书馆，却被网络推手诽谤为“诈捐”，引发全国声讨。灾区图书馆的受赠方不断提供反驳证据，却被滔滔声讨声所淹没。
正在他被谣言攻击得天昏地暗的时候，一封封温暖的信件从天南地北向他飞来。
北京的王蒙、天津的冯骥才、西安的贾平凹、宁夏的张贤亮、香港的刘诗昆、台北的白先勇、高雄的余光中。。。
他们的信件上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问，只有给三个图书馆的题词。
文中余秋雨老师还说了一件事。他曾经被一个文人诬蔑，说他的书中有大量的“文史差错”。这则言论被当时全国一百五十家报刊转载。但后来听说，当时有不少大学者在报刊上为他辩护。例如，经济学家张五常，作家倪匡，学者焦桐，评论家陶杰等。
由此，他相信了，高谊无声，越无声，越入心。
余秋雨先生的这两段经历，让我看到了文人相轻之外的文人相惜。
这些默默飞来的信件，学者们在报刊上的辩护，如寒冬里的一缕缕阳光，温暖了余秋雨老师的心，也带给我们读者深深的慰籍。
但我同时又在想，余秋雨老师不一定和所有这些文化学者都有很深的交情吧。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他们能够挺身而出，能够无条件相信他，支持他？这种文人相惜、这种高谊来源于哪里？
带着疑问，我突然想到余秋雨老师的另一本书《文化苦旅》，里面好像有我要的答案。
在《黄州突围》那一篇里，说到苏轼被贬黄州的原因是“乌台诗案”。
当时的苏轼已名满天下，他才华横溢，光芒万丈。自古英才遭人嫉，苏轼也不会成为例外。
他被一群文化官僚诋毁，说他的诗中流露出对朝廷的不敬，并对他的诗句做了上纲上线的诠释。
宋神宗将信将疑，不得已判了苏轼的罪。苏轼被长途押解，一路示众。途中他几次自杀未遂，入狱后他受尽折磨。
在他万念俱灰，一心求死之际，一线曙光出现了。
他的读者们，他的朋友们，一些文流们开始汇集起来为他说话，为他祈福。
一名狱卒得知他是大文豪，尽力照顾他的生活；被他造福过的杭州父老百姓，做道场求神明保佑他。
当朝太皇太后、当朝左相吴充、他的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他的朋友范镇、张方平，都向皇帝请愿，希望宽大处理苏东坡。
在这种情势下，皇帝释放了苏东坡，将他贬至黄州。
通过这个案例，余秋雨老师给出的解释就是，文化感召力。
这些人，不管狱卒还是权贵，都在有意无意地验证着文化的感召力。就连狱卒给苏东坡每天准备的洗脚热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
文化是什么？它为什么具备如此强大的感召力？
这是个大命题。我无法作答。
我只能推断的是，这两位古今文化名人的经历有其共通之处。
文采风流的苏轼，他的作品带给当世极大的精神享受和精神慰籍。他在诗文中展现的赤子之心、豁达情怀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拥戴和敬重。
现代文豪余秋雨老师，他醉心于中国千年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让世界看到了中华文明的璀灿。言为心声，文如其人。熟知他作品的人，对他的人品自是毋庸置疑。
他们对文化的贡献有目共睹，读者对他们的人品信赖有加。
在他们遭受苦难的时候，文化良知们出于自己的良心，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或者用自己的方式送去温暖和慰籍。
这些可能素未谋面的文化良知们，不约而同地在一个事件上仗义发声发力。我想，这就是文化感召力，也是文人相惜，高谊无声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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