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馆的哥们总算可以松口气吧？哼哼，你太小瞧古人对接班人的要求了。我们还是从头的先说起。
留馆以后，庶吉士就可以改称“翰林”了，有了明确的官员身份，属于京官行列——又是一个苦逼的节奏。京官本来就俸禄微薄，又不能直接去搜刮，日子相当清苦。翰林院虽然是号称“极清要之地”，但是只能以文章事人，没有财权和事权，所以这个“清”字也是很恰当。这与翰林们职业相关，因为这个职业就需要熟悉经史，为皇帝的政策寻找理论依据和历史借鉴，偏重于学术，对行政事务没有直接参与的权力，自然也就没有直接发财的门路。
有的人穷的连基本的衣服车马都制备不起，更穷的人甚至要靠着借钱过日子，所以翰林前面往往要加一个“穷”字衔——真是风水轮流转，谁也说不清，原以为到了举人以后就不穷了，结果还有比举人高出一大截的穷翰林。明末有人去北京办事，雇了一顶两人抬的轿子，坐在轿子上听两个轿夫聊天，内容居然是易经易理——这玩意今天要是能脱口而出的也不是一般人。这个哥们听了以后很吃惊，一问之下才知道两个轿夫其实是翰林院的翰林，日子过不下去了才来抬轿子。曾国藩到四川去做主考，为了充门面，买了一挂假蜜蜡朝珠，真的太贵买不起。
穷只是一个方面，翰林们还要面临另外一个痛苦不堪的折磨：大考！比起能让翰林们脱层皮的大考，让京官们痛苦不堪的京察简直是过家家，虽然翰林们作为京官也需要参加京察。按清制京官要三年考察一次，这个叫做“京察”，标准就是所谓的“四格八法”，四格即所谓的守、政、才、年；八法即为贪、酷、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弱。三品以上由吏部考察上奏，四五品官由特简王大臣考核；其余的官员由上司考察。考察六七品的翰林们，自然是翰林院的掌院学士来做了，所以这对翰林们没有太大的杀伤力。
顺治年间，福临认为翰林官有一百多人，有学习认真的博古通今，有无心学问的四处闲逛，需要有一个考核机制，务求真才实学以备异日顾问。这个考核机制就叫做大考，于是翰林们的苦日子降临了。大伙听过单口相声《连升三级》，这事只能写在明朝，要是在清朝，张好古参加一次大考就全漏了。顺治首次大考主要还是因为开国缺乏人才，所以选了比较优秀二十多人从优外转。
到了康熙年间，事情起了变化。按康熙的话说，翰林衙门就是储备人才以备顾问的，所以翰林们要“淹贯经史，博极群书”，为了考察翰林们是否称职，所以特地举行考试，亲自批阅试卷，划分等级以示劝惩。考一等和二等前列的，升官；二等靠后的赏赐；三等末的降黜，无法降黜的罚款；四等则降斥。
大考判卷的标准很笼统，一般先有阅卷大臣判卷，按照文字优劣确定名次；如果有违规的地方，比如平仄错误，犯了忌讳之类的直接打入四等；然后阅卷大臣将名次提交给皇帝，有皇帝亲自确定名次。有的皇帝喜欢诗词，诗写好了就占便宜；有的皇帝喜欢看字，比如道光，书法好的就机会多多。
大考应该是翰林们脱颖而出的一个机会。一般而言，考一等的一般都会超擢，例如七品编修考了一等，最高可以直接做从四品的侍读学士，一次跨越五个阶梯。曾国藩大考是名列二等第一名，从检讨提拔为五品侍讲学士。而李绂大考以后成绩不错，从侍讲学士直接提拔为从二品内阁学士，一步跨入高干行列。
大考确实是个难得的机会，按邸永君先生的考证，由于长期太平无大事，各种标准和潜规则和复杂的原因导致庞大官僚队伍升迁极其缓慢。京官中有“九转成丹”一说，就是四品官要升三品，至少要经历过员外郎、郎中、御史等九种职务的一种，才有可能当上三品官。而翰林们一次大考的表现就可以跨过这个无数人视为天堑的鸿沟，确实是得到了很大的优待。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没考好，日子就难过了，没面子不说，很有可能就被撵出翰林院去干别的了。有些翰林官为了躲避大考，就托词请假或者装病，以至于乾隆不得不规定要对这样的人严加处分，考试时要乾清宫侍卫查看。嘉庆朝的编修周兴岱大考曾列四等，对大考到了谈虎色变的地步，所以到了又快大考的时候，以年老有病为理由要求退休，惹得嘉庆皇帝大为火光。为了考好，不少人开始走偏门，比如到军机章京那里拉关系探求考试内容，贿赂侍卫帮着夹带的，都有发生过。大考过后，很多人心有余悸，以至于到了“恐惧见于颜色”的地步——大考的恐怖可见一斑，所以翰林们的日子其实并不轻松，这就是所谓的“翰林怕大考”。
大考并没有固定的时间，乾隆年间一般五六年举行一次；从嘉庆到咸丰，都能保持五年一次；再后来，时局变动剧烈，翰林们就放羊了——同治和光绪年间各搞过一次大考，邸永君先生估计和皇帝年幼也有关系。其实个人感觉更主要的原因是后期翰林们所学已经不能适应朝廷的需要，所以也没有人关注翰林们了。比如晚清时期的所谓“清流”，聚集了一拨翰林和御史，基本上都是放嘴炮的干活，写文章骂人说大道理是花团锦簇，做业务办事操持实业是一塌糊涂。其中的典型就是张佩纶，也就是小资们熟知的张爱玲她爷爷，弹劾别人是气壮山河，力主抗法是妙计不断；真正到了战场炮声一响，落荒而逃——知道这段历史，估计你就能明白什么叫“百无一用是书生”了。
注：翰林院系列主要参考杨果先生的《中国翰林制度研究》及邸永君先生的《清代翰林制度》两书写成，特此说明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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