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撒哈拉》之三:外乡人

《行走撒哈拉》之三:外乡人

人的一生，尤其是中国人的一生，都有浓浓的故乡情结。无论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无论取得多大的成就，每个人的最心底都藏着一个永恒的温暖空间，故乡之情就像一坛老酒陈列其中，时间愈久，就愈加甘甜和浓烈。

故乡是小时候玩伴儿的天真笑脸，是母亲孤灯下一针一线缝缝补补的衣衫，是父亲永远不弯的脊梁，是乡亲们的淳朴性格，是一片饱含深情的土地，是远离她的人的永远牵挂，是我们的根。

离开故乡的人，在外面的世界里寻找自己的人生，即使表面看起来很华丽，却似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尼日尔，我始终有没有根的感觉，作为一个外乡人，要适应当地的文化和风俗习惯，要适应干燥、多风、炎热的气候，要尽力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遇到的棘手的事情太多太多。

外乡人，尤其是身在非洲的外乡人，很不容易。

很多外国人供职中石油的公司其中，包括法国人、英国人、巴基斯坦人、阿尔及利亚人，当然，从中国人的角度说，公司里外国人中，当地的尼日尔人最多。

中石油的公司与当地政府签订合同时有约定，用我们的话说是 “首先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再者，当地人的薪金水平很低，一个尼日尔人一个月的工资最多不过五六百美元，这在极度贫困、物价超高的尼日尔，算是白领阶层的待遇。要知道。尼日尔年人均收入只有160美元。中石油雇佣的一个尼日尔人每月的薪水创造了约四倍于个体平均的GDP。

尼日尔人以在中国公司打工为自豪，在同胞面前，光彩照人，倍儿有面子，神态与以前处于失业状态时或在其它当地公司打工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牛得很。

那些无法得到机会在中国公司工作的尼日尔人则往往用崇敬而羡慕的眼光看端着“金饭碗”的同胞，他们常挂在嘴边的话是 “要是我能成为中国公司的员工，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尼日尔人眼中的中国人，好像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看那些外国人的感觉相似，陌生而好奇。在他们看来，中国人个个是 Big boss，都是有钱的老板。

很多尼日尔同事在电视中看到过现代化的中国，因此，尼日尔人我们的国家充满了向往。

我上班的第一天，一个名叫波波卡的尼日尔同事便对我滔滔不绝地谈起了中国，“中国很伟大，很美，你们的国家有那么多人口，却在几十年发展成了一个强大国家，是奇迹，真的了不起。中国是非洲的朋友，你们也是我们的朋友……”

1960年，尼日尔脱离了法兰西共同体，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从那时起，顽强的尼日尔人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双手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国家的面貌，但是，连年的政局不稳，恶劣的自然环境，贫乏的自然资源等因素作用下，人民始终没有摆脱贫困，物资极度匮乏，百姓食不果腹，很多人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

刚到非洲，令我好奇的事情很多，比如他们的婚姻制度。比如他们的风俗习惯，比如他们的人口问题。

尼日尔同事穆萨曾在美国留学四年，他的观念相对开放，他对我说：“由于宗教的原因，尼日尔的婚姻制度与其它伊斯兰国家一样，一夫多妻制。但是，我不赞成这样的婚姻制度，将来我只娶一个老婆，因为爱是惟一的。”美国文化显然对他的影响不小。

尼日尔女人一生平均生6个孩子。为什么生那么多？穆萨说：“一是在尼日尔的法律和伊斯兰教教义中，不允许堕胎；二是尼日尔很贫困，女人们没有条件采取避孕措施，只能生了一个，再生下一个，直到不能再生为止；三是尼日尔的社会保障体系很糟糕，国穷，人民享受不到社会福利。人们的传统观念是，养多多的孩子，等自己老了，有更多的人养活自己。在尼日尔，不要指望国家养老，国家很困难，哪有那么多钱保障老百姓的晚年生活幸福呢？”

中国与尼日尔之间在很多方面有合作项目，很多中国企业在尼日尔扎了根，水利、电信、民用核能、石油等。

“中国人比较和善，没有欧美人的傲慢与偏见。你们和我们相处，我们觉得很平等，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尼日尔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很好，你们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穆萨说。

尼日尔的科技非常落后，教育普及率非常低，在首都尼亚美，正规大学只有一所——尼亚美大学。一般穷人家的孩子是念不起书的，更不要说出国留学了。那些能有机会出国读书、做生意的人，皆出身于“贵族”。当他们学满后，在国外定居不下来，就只能选择回国。因为工业、农业极度落后，一些有背景、有门路的人才有机会找到好工作，学识“渊博”的人失业率也很高。

前面提到的波波卡没有去过中国，他对中国的认识只限于有限的影视资料和当地的一些报纸的介绍。他非常喜欢中国。在他负责公司的财会工作。

有一天闲聊时，我对他说：“到北京去，到中国去，那里的人很好，很友善。”

“我非常想去，不过机票很贵，等我攒够钱，一定去你们的国家看看。”

他又说：“中国的女孩长的漂亮，我可以找一位中国女孩做老婆吗？”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打趣地说：“那要看你的魅力了。”

汉族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少数民族得到政府政策的照顾，能多生一个两个。中国人口太多，我们的国家必须限制人口增长。

“我可以在中国找一个老婆，在尼日尔找三个老婆，合乎我们的法律。”他很认真地说。

这位老兄真的很傻很天真！

“那是不可能的！在我们国家，一个男人只能找一个女人做老婆。中国和尼日尔的文化不一样，在尼日尔，一个男人有四个老婆是法律规定的，你们见怪不怪，这个风俗已经成为你们生活的一部分。在中国，无论是法律规定也好，还是传统观念也好，是一夫一妻制，一个男人如果除了自己老婆还有女人的话，那么，他的老婆是不会答应的，是绝对无法容忍的。”

“是这样子呀！我有办法，我在尼日尔娶三个老婆，在中国娶一个老婆，我在尼日尔的婚姻状况瞒住中国老婆，不就相安无事了吗？”他笑着说。

“中国有句土语‘没有不透风的墙’，小心你的命根，如果你的中国老婆知道了你在尼日尔有三个老婆，她就会拿着一把剪刀，咔……”我指着他的下体说道，他下意识地用手捂着，嘴里不停地重复说：“我可不找中国老婆了，太吓人了！”波波卡的神态逗得一屋子人哄堂大笑。

当然了，我只是和他开玩笑，此后的日子里，我和波波卡相处得很好，他经常到我们办公室外面的阳台吸烟，我经常给他中国烟。我们一起吸烟，闲聊了很多中国和尼日尔的文化、传统和现状，互相对彼此的国家有了清晰的了解。

刚开始的几天，到阳台上吸烟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直到有一天，一个大腹便便的英格兰老头的到来，烟友又多了一个，他是个“老烟枪”。

他叫鲍威尔，是公司聘任的HSE监督，肚大腰圆，走路慢慢腾腾，说话慢声拉语。第一天上班，我们便成了聊友。他约有四五十岁，嘴总是喋喋不休，即使自己一个人闲着，也是说个不停。

几次阳台上的集体吸烟，使我们混熟悉了，我叫他“England old man”，他叫我“Chinese man”。

鲍威尔家住伦敦，有两个孩子正在上大学。“我需要钱，养活老婆和孩子。”这句话他经常说，时间久了，我管他叫“Only know money老头”。他并不介意这个称呼。

鲍威尔介绍，以前他在BJ公司任职，工作地点在阿曼，中国公司出的钱多，因此他跳槽到了位于尼日尔的中石油的公司。

说到中国，他做了个飞机起飞的手势，“China is taking off.”虽然他没去过中国，但是对中国了解得很多。对于东西方的政治观点、文化的巨大差异，他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我不关心政治，但我不赞成西方跟中国作对，中国是条大龙，现在和过去不同了，忽视中国的正面影响是错误的。”

英格兰老头特别喜欢中国烟，从我们相识的那一天，英格兰老头“蹭”我烟这个行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俨然成了习惯，我也经常抽他的万宝路。我们成了聊友和烟友，我经常给他整包的中国烟。

后来，我们俩都进入了位于撒哈拉沙漠腹地的施工现场，经常见面，暂不表。

每天，我们从公寓楼到办公楼上班乘坐的是丰田面包车，约有10分钟的车程。我时刻揣着我的平板照相机，对着大街一顿狂拍，回到宿舍后输入到电脑中，将认为不好的删除，留下的照片，我保存至今。

我所在的办公室共有六个人，我，英格兰老头，还有四个尼日尔人。每天，我们和谐相处，很融洽。

我的英语水平一般，经常主动与他们沟通，英语进步得很快。

隔壁办公室的主人是总经理秘书，是个女的，尼日尔人，她叫琳娜。中国同事说，她的亲戚是这个国家的总理。她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所大学读了七年书，之后回国，她的英语非常棒。

由于宗教的原因，从我进入尼日尔那天起，便被中国同事告知尽量不要和尼日尔的女人说话。因此，上班的前十多天，虽然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我和琳娜没说过一句话，相视一笑了事。

有一天，我们在走廊相遇，她问我：“你好，你叫什么名字？”我一楞，之后回答：“你好，我叫栾树民。”有点不知所措。

她笑着说：“看你的样子有点紧张，我是一个喜欢交流的人，别紧张。”

看着她的笑容，我放松了许多。

她接着问：“能教我几句中国话吗？”

“当然可以了。”我爽快地答应着。

“一言为定。”

“必须的！”

回到办公室，我问另外的尼日尔同事，“我们中国人可以和琳娜交流吗？我担心宗教问题，怕惹出麻烦。”

“没关系的，一般的尼日尔女人是不工作的，在公司工作的女人都受过良好教育，所以你和她之间，她和我之间，都可以交流，一点问题没有，和宗教没关系。”尼日尔同事回答。

我用汉语、汉语拼音、英文给琳娜写了几个日常用语，“你好”、“谢谢”、“没关系”、“上午好”、“下午好”等。

“你先学习基本的日常用语，每天学会五句简单的话就可以了，以后慢慢深入学习。”我将那张写满字的纸张给了琳娜。

“谢谢，谢谢……”她连声道谢。

“你在美国七年，你英语这么好，有时间能教我英语吗？”我问。

“当然了，你的英语还算好。”

不知道她是不是出于礼貌，其实，我最清楚我的英语水平。

琳娜的英语非常标准，是美国英语。我经常和她聊天，不知不觉中，她教会了我很多英语单词和句子。

一次，我跟英格兰老头谈及琳娜的英语时，老头不屑一顾：“我们的英语才是最标准的，美国英语不好听。”

呵呵，在我听来，他们说的好听程度差不多，英语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语言，语调的美感我是体会不出来的。

我相信鲍威尔的话，英国英语才是最标准的英语，因为，英语的根在英国，美洲大陆和其他地方的英语都是历代英国人传播过去的。

最后要说的外国同事是法国人马瑞斯，他担任公司的安保监督。由彼此相识到最后互称“Brother”，我们结下的友谊最为深厚。

尼日尔有几股反政府武装，经常威胁给中国公司制造麻烦，因此，公司很重视安保工作。马瑞斯熟悉尼日尔文化，当过法国大兵，临战经验丰富，被公司招聘了过来。

马瑞斯的家在法国南部城市尼斯（Nice），那是个不错的地方。位于地中海沿岸，是滨海的阿尔卑斯省首府，是法国仅次于巴黎的第二大旅游胜地，也是全欧洲最具魅力的黄金海岸。

他向我介绍着他的家乡：“尼斯是个很古老的城市，大约建造于公元前350年。城市中有古老的博物馆、罗马遗迹、世界第一流的歌剧院，历史久远，文化底蕴深厚。因为尼斯的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因此，她是个有钱人扎堆的城市。”

在来尼日尔之前，我对尼斯的了解近乎于零，只知道那里有个甲级足球队——尼斯队，成绩一般，不好不坏，CCTV-5经常现场直播尼斯队的比赛。

38岁的马瑞斯当了16年兵，经历了好几次战争。

由于法国在西藏等问题上跟在美国屁股后面总向中国挑衅，原来的我对法国人一点好感都没有。可自从在非洲认识了马瑞斯，深入地了解了他，我的观点变了。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讨厌两个人，一个是美国总统布什，一个是法国总统萨科齐，没有他们及他们后面的一些政客，我们这些当兵的不会上战场，很多士兵就不会失去生命。”马瑞斯这样理解战争。

在尼亚美一起相处的半个多月，我和马瑞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互称Brother。后来，由于我被派遣至位于撒哈拉沙漠腹地的井场工作，我们分开了。在沙漠里，我和马瑞斯再次相逢，后面再提。

马瑞斯是个率直的人，他很敬佩中国人的敬业精神，很向往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他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充分体会中国文化。

我向他承诺，如果他来中国，我一定做他的向导。

这哥们很喜欢喝葡萄酒，我成了他的酒友。每天晚上，我们或者到娱乐室打台球，或是在宿舍中聊天，或是在食堂喝葡萄酒。

有天晚上，我把我制作的所有视频拷贝到了他的电脑中，约有四五十个，内容很丰富，有小品、歌、诗朗诵，杂七杂八。第二天早晨，在上班的途中，他向我竖起了大拇指：“你制作的视频我很喜欢，很专业，我对中国的了解多了一些。”

我当时承诺，有机会我会为他制作两段视频，并且是我亲自唱给他的歌。他听后，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手舞足蹈。

如今的我已离开尼日尔三年多，未来去那个地方的可能性很小，时常，回想起那段难忘的岁月，回想起那些熟悉的外国同事的音容笑貌，禁不住长吁浩叹，他们给我留下了太深太深的印象，尤其是那个法国Brother马瑞斯，叫我始终无法忘怀。

回国后，我曾经在E—MAIL中跟马瑞斯说：“你一定要到中国来，一定给我打个电话，我去机场接你。”他回信说：“有机会我一定去中国，为了你们那个神秘的古老国度，为了你——我的中国兄弟。”

至今，我还惦记着这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