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朋友圈内又看到了宋山木的相关文章，相信当年的“山木事件”大部分国人都知晓，无非就是借助其“山木培训”老板的条件对不少女员工（教师）行奸污之事，这是证据确凿的案件。但是现在国人张口即来的“正能量”这个词却是从他这个人渣口中所传开的。即其对女员工实行奸污行径的时候必定会说：“你身体里面的负能量太多，我要给你输入正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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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很是尴尬的词！如今竟大行其道。不愧为“传道受业解惑也！”的“师者”所创建。流行起来挡都挡不住一样。只是当我听到有人说要传递“正能量”的时候，以及那些对当初的案件了解的人都可能会条件反射地在心里憎恶作呕一翻。看来，以后这“正能量”要改为“正直观”为妥！（正确的价值观）。这对知晓该事件来龙去脉的人或许更能接受一点。
若仔细深究，你会突然发现很多所谓有成就的人，都有常人不可理解的一面，这或许就是他们另外的一个性格。这一性格是后来在其成功路上经历太多所慢慢衍生出来的，还是释放其本来就具有的？相信非当事人是难以知晓的，我们这些正常行事之人注定会懵圈。
（《听琴图》局部，传红衣者为蔡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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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德”与“才”不配位历来有之，且都是些大名鼎鼎之辈，对于人的品格及成就不成比例者还不少，著名的有宋的蔡京与明的严嵩。这俩个人很是特别，堪称奸臣中的能臣，都是书法名家在当时就已经扬名于天下了。本靠写写字就可让子孙几代都吃不完的人，却“误入”仕途竟惹来千百年来的骂名。以至于将其本身的艺术家光环给生硬的压制得黯淡无光，俩人的书法都堪称一绝，还是文章高手，都很获皇帝青睐。特别让人羡慕的是在古代竟都活到高寿的年纪！（蔡京终年80岁，严嵩更高，87岁）只是结局都很凄惨让人唏嘘。
蔡京为“六贼之首” 当时的民间就有童谣“打破桶（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之流传。奸臣之形象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可是又有人说“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中的“蔡”指的就是蔡京而非蔡襄。
（蔡京书法）
让人看不懂的是身为奸臣的蔡京，在其政治举措里面对后世影响至深的竟然是为普天下最多的穷人们着想过，其大肆新建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制度。对孤寡的老弱病残大行人道主义，对其后的几个朝代都有深刻的影响。对上却也极近谗言大兴“花石纲”。又使尽各种手段攻击政敌，并两面派于司马光与王安石等。但其又主持 “崇宁兴学”， 是北宋“兴文教”政策的集中体现，对宋朝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蔡京题字的听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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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个复杂的人怎么评价？
凭良心说，蔡老爷子绝非尸位素餐之辈。其政治上的这两项举措足让后人膜拜。且其散文和书法的造诣远非一般人可以比拟，堪称大家。就算是在今人的眼光来看也算是个做了事实的“奸臣”。其推行的“社会救助制度的推行力度之大，在古代历史上是罕见的。是项超前的领先制度，在当时算是普世价值观的雏形。”这个评价绝非夸大，试问哪个朝代将底层百姓有如此的看重？可以说社会救助制度始于蔡京是有记载可循的真实历史！这个可是相距至今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对弱势群体的政策。
（宋徽宗像）
其于朝堂之上的种种相互倾轧的斗争历朝历代还少吗？只要不波及百姓就是万幸。所谓狗咬狗也好，相互攻奸也罢。有非常才能之人自有非常人之手段。很多人表面不说，却处处行之，可恶的是那些个只唯上不顾下，哪管底层百姓与学子乃国之根本。不少为官之人的首选之道便是保全自己往上所爬之阶梯，说其奸臣都是轻的，这种人岂不更应该是遗臭万年？
蔡京让人诟病的是“花石纲”只是上若没有徽宗这一好者，何来下必甚焉？若是无能之辈岂能四次入朝拜相？只是忠奸向来由后人评说而已。
（严嵩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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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史》也将严嵩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他是青词高手，有传他人所代笔，其实不难考究真伪。严嵩19岁中了举人，26岁中了进士了。属于青年才俊，若是这等文章都要他人代笔岂不笑话？其书法更胜一筹，刚劲凝重笔势强健、浑然天成。其传世的书法作品众多，特别是那些牌匾都堪称精品，是中华瑰宝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严嵩手书“天下第一关”）
清乾隆时贡院房门上的“致公堂”三字是严嵩手笔，碍于其奸臣形象，邀朝臣与自己都写一遍，对比之后竟没有一个好过严嵩，高傲的乾隆也不得不将其重新挂起！蔡京与严嵩都是饱读诗书之士，源于其品行及主政的种种行径被人以“奸臣”谓之。只是能为奸臣者必定能臣做在前面。没有才能岂会让人妒忌？当然，任何的奸臣与忠臣也只是相对的。国人只能接受愚忠的庸人，但是接受不了奸诈的能臣，此乃人之本性使然，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延伸而已。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俩位能以冠以“奸臣”的名号，不可否认其均是有大才之人。
（严嵩手书“圣府”）
其俩人都是草根出身，若单纯的对严嵩“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据载一生只娶欧阳氏一位妻子，欧阳氏还比他大一岁，还有一脸麻的麻子。在位极人臣的高位中没有纳过一个小妾这是需要怎样的一个自律之人？还有记载严嵩以七八十岁的高龄为好炼丹药求长生不老的嘉靖帝尝试其炼制的丹药丸。为何？皆因其懂得自己一身需全然托付帝王之身而已。
（严嵩手书“独乐寺”）
而王世贞的评价应是中肯：“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亦公论也。然迹其所为，究非他文士有才无行可以节取者比，故吟咏虽工，仅存其目，以昭彰瘅之义焉。”
是凭借自己的真本事逐渐爬上高位，都是胸怀大略之辈。嘉靖朝时，皇帝甚少上朝，朝廷日常运作之事都是内阁处理，而内阁首辅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严嵩。也就是说处理日常国事都是严嵩在定夺的。严阁老绝非庸人，只是身后获此 “奸臣”的评价让人不免唏嘘。
（宋徽宗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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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传统的价值观所影响，传递给我们的“好人”必定会高大全，“坏人”肯定人一无是处。都会大书其奸佞之事，却对其功绩掩饰，一笔带过，甚至移花接木。大部分人对历史人物的好与坏全凭主流意识的导向。在传递过程中已经打上了传递之人喜恶的标签。这无疑会给人以偏颇的认知，最起码不能全面、客观地认识一个人或事件。
所以在大多的时候我们听到和看到的已经不是原来的事情了。最多仅仅取一个片段或是一个场景，等于是冰山一角中再来个管中窥豹。其认知的结果不言而喻，有盲人摸象之虞，必然会对自己思想观的全面展开造成了一定的束缚性。而人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一定的边界的，这难道不也是被人有意而为之的的结果？
《竹书纪年》
犹如《史记》一书一样，是部伟大著作，相信是妇孺皆知的。国人们都会被太史公的秉笔直书的故事所折服，深深敬仰其对史实的尊重和不屈服于权贵的高贵品格。这里也不怀疑太史公的职业操守，但是人都有认知上的局限性，敢保证他的记录都是真实可考的吗？若非有心的读者及专业人士是很少人会知道有个与《史记》相当地位的《竹书纪年》，它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其记载着与《史记》的记录完全不同，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纪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不单只内容不同,而且价值取向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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