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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豫东平原的最东面，因其一马平川的地理优势，农业成了世代传承的特色产业，小麦的大量种植为馒头的产出奠定了基础。作为每家每日三餐必不可少的食物，家乡人对馒头的喜爱就如南方人对米饭的执着。
家乡人不说馒头，统统叫做馍，平时除了蒸馍、炒馍、炸馍，也能揉碎了搓成甜丸子，淡的咸的甜的都能做。儿时家乡人的商业意识不强，过年还没有如今这种买卖观念，亲力亲为置办年货是每家的功课。馍作为主食，肩负的使命尤其艰巨：走亲戚时，主人家招待客人总是先凉后热，凉菜算是开胃菜，客人们可以就着喝喝酒，等到蒸熟的热菜上来，馍才压轴出场。主人会挨个儿递上自家的馍馍，客人们总要礼尚往来地恭维一番，客气地称赞主人家的馍不赖，倘若真有客人放下拘谨，连吃两个馍馍，那才是用行动肯定了主人家的手艺和用心。所以，蒸馍是过年头等大事，谁家都不敢懈怠，往往一家老小亲自上阵。
记忆里，蒸馍这件大事，往往由姥姥主持，她的三个女儿分工协作，一起完成。大规模地蒸馍往往腊八过后才正式开始，在此之前的准备工作，全部由姥姥一人完成。
北方天气冷，老家既无火炕又无暖气，为了确保面发酵到位，姥姥常常要提前十来天就做准备。本着少量多次的原则，有的面盆放在煤火炉子旁，趁着做饭烧水的余热加速发酵，有的则用塑料布包着被姥姥请进了白天稍有余热的被窝。
待到和好的面都发酵得差不多了，姥姥就会招呼她的女儿们回家来。女儿们谁都不敢怠慢，摸黑早起，带着自行车后座上的孩子，顶着寒风从三四十里的县城一早赶来，到了娘家，天已大亮，匆匆商量好分工，该烧锅的烧锅，该揉面的揉面，一年一度的蒸馍大戏就开演了。
那时姥姥家的厨房还是土和着麦杆堆成的灶屋，里面光线严重不足，只有一个被熏得乌黑的黄色灯泡，开关由一根垂下来的尼龙绳控制。平时做饭姥姥很少去拽那长长的尼龙绳，只有每年蒸馍时才狠心让灯泡亮上一整天。
过年的馍与我们平时吃的无异，只是里面多了一个大枣，但蒸馍的工具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过年需要的馍较多，若用平时蒸馍的箅子，就远远无法满足需求，好在有店家识时务地向外出租大号的蒸笼。一般邻居几家会合伙来个团购，谈好了价钱，商量好谁家先蒸，谁家后蒸，就各自踊跃投身到蒸馍的各项工作中了。
姥姥不许我们小孩子进灶屋，一是空间有限，二是怕耽误进度。我们就只能在院子里撒野，玩累了，就跑到灶屋门口，倚在破败的门框上，探着脑袋往里张望，顺便讨个刚出锅的馍馍吃。大人们不做解释，只安排我们去堂屋自己随便拿东西吃，唯独不让吃馍馍。这时，揉着面团的姥姥总会耐心地解释：“老天爷还没吃呢，等老天爷吃了你再吃，里屋有香蕉和果子，先垫垫，面要剩得多，给你们一人做一个小麻嘎……”说话间，坐在案板高凳旁的姥姥已经揉好了两个圆润的馍馍。
我吃着零嘴不忘向里偷瞄：只见案板上一个大大的面团，三下五除二就被搓成了胳臂粗细的条状，刀刃划过，均匀地分成了单个的小面团。刚切开的生面团像泄了气的皮球，一点点瘫在案板上，姥姥娴熟地抓过来一个，顺着一个方向快速揉搓，眨眼功夫，面团就隐约成了形，飞速塞入一个枣，再像刚才的样子揉搓两下，枣就进了面团的心脏，姥姥两手把成形的面团夹在中间，手贴着案板转个两圈，一个底盘平整周身光滑的馍馍就完成了，一个个整齐地排列在案板的一角，像昂头挺胸等待出征变身将军的小兵。
“姥，这馍咋恁小呀？”观察了许久的我，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困惑。“咦……快别乱说！”姥姥的屁股上像突然扎了针，“嗖”地从高高的板凳上弹了起来，用沾着白面的手颤微微地指着门外的我，脸严肃而紧绷，两个嘴角使劲向下抿着，整个人惶恐不安：“可不能说呀，老天爷听见了该生气了！听见没？大过年的，可不兴说这样的话！”看着姥姥惊恐夸张的表情，我赶快闭了嘴，点点头假装知错了，心里却忍不住笑姥姥封建。这时蒸笼里的馍也好了，还没开盖，整个灶屋已是麦香扑鼻。
馍蒸好还要二次加工，这道程序全家只我姥姥会。先把馍放进干净的大缸里，中间放进一个碗，把硫磺放入碗里点着，再加一个碗倒扣住，如此便开始给馍馍做起了硫磺熏蒸。硫磺熏过的馍面皮要白一点，并且便于长期保存，可是味道却不好，浓浓的硫磺味。我妈是家中老大，加上年轻时又教过化学，每年这时都会拿“吃多了会致癌”来给姥姥科普。姥姥一意孤行，拿出传统家长的权威，不耐烦地喝止我妈：“就你懂得多！一年才吃几次？不熏撑不到十五就霉……”
硫磺熏馍的空当，大家也不闲着，马不停蹄地赶做枣花子。家乡人说的枣花子，就是城里人眼里的枣山。做枣山的方法不一，花型也不固定，大小更没要求，就看哪家的女主人心灵手巧了。姥姥是个粗旷的女子，各种体力活样样不输男人，可是做枣山这样的精细活，却略显笨拙。姥姥手下的枣山相对简单，且样式陈旧：片状的面团做背景，几个细小面团对折当花瓣，不像其他家的既有寿桃，又有荷花。但为了突出“鸟语花香”的效果，也会在枣花子的边角处放上一两个小麻嘎。最后用刀在枣花子的四周和麻嘎的表面压出网状的刀印，再自由发挥，搁上一些枣，蒸出来也算有模有样，立体感十足。这样的枣山姥姥每年一做就是至少四个，每个女儿一家一个，不偏不向，样式一样。
事成，姥姥会特别叮嘱：枣花子蒸好后不能贪嘴立马吃，要放在堂屋正对门口的桌子上供着，等到年后二月二龙抬头后才能吃。那个时候的枣花子已经干得像石头一般，不约而同地炸开了皮，干吃累掉牙的嘎嘣脆，热后再吃却是筋道有嚼劲。
接近尾声，姥姥不忘之前的约定。用做枣山花瓣剩下的细面团，一系再一掏，一个小鸟模样的麻嘎就横空出世了，再加上一两个大枣，孩子们喷香甜糯的愿望瞬间得以实现。
后来姥姥去世，她的女儿们也偷起了懒，过年不再亲自蒸馍，枣山更不会做，之后的多年，我逃过了硫磺馍，却逃不过对姥姥的想念。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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