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一场革命，人们往往倾向于探究其颠覆性的力量与结果，即以革命来割裂时代，仿佛革命前后的时代从社会现象到制度内涵到思想风尚无一不是截然相反。这样的视角往往使革命前的时代真正地背景化，变成被革命浪潮淹没在历史中的腐朽；与此同时赋予革命本身及其后的时代以开创性的意义，以迎合革命后的时代所具有的某种自豪感、优越感与建设未来的信心。各国对革命的描述莫不如此。
然而托克维尔例外，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后，对大革命所带来的“新”的时代有切身的体会，他却试图阐释“不管大革命怎样激进，它的创新程度比人们普遍认为的却少得多”，他试图探究革命之于旧制度的渊源，即“我们的制度与我们的风尚的发展连续性”。《旧制度与大革命》原应有两卷，分述大革命前后的两个时代，可惜第二卷在托克维尔有生之年未能成书，故大革命之后的社会风尚，亦即大革命所带来的普遍性结果，就此缺失了。现有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是对“旧制度”、对革命前的时代的描摹反思，但贯穿全书的对大革命的评价已足以让读者窥见作者的态度，足以大致了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如何互相联系。
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反复强调，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联系之一在于，大革命所带来的结果几乎全部来自历史，都能从旧制度的一些政策得到解释。人们视为大革命的一大成就的中央集权制令全欧洲羡慕，却其实是旧制度的一个部分，它沿用了旧制度时期构建起来的一套政治建筑。在旧制度时期，中央集权悄无声息地渗入旧政权机构的系统之中，保留了古老名称和荣誉，却一点一滴地减少其权力，最终将权力集中起来。之后的法国大革命虽然“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它延续了旧制度的行政风尚，并很好地适应了大革命之后的新社会。中央政府将全国置于管理监督之下，由一个或几个大臣领导几乎全部国内事务，首都巴黎几乎变成了整个法国，人们争先涌向巴黎，所有思想动力亦来源于巴黎。地方的自由权利消失，各省由一个行政长官领导所有事务，但这些长官受到中央的严格控制。行政法院与官员保证制也与旧制度中的特别法庭有相同的动机，只是相对于后者，前者通过立法把对政府官员的庇护合法化、制度化了，使得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较量完全处于弱势。这一切都说明了大革命前后政治生态具有某种连贯性。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联系之二在于，大革命是一个突然却不突兀的爆发，革命所体现的许多精神品格在革命之前早已有之，革命其实是一个社会变化过程的必然结果，“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第二编几乎所有章节都是在描述这种变化：在大革命之前，旧制度已然一直衰落，曾经几乎整个欧洲都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在一股革命前的新的社会力量的作用下毫无生机，到处趋于崩溃。这股力量就是国家行政机构，旧制度时期最根本的社会政治变化就是贵族阶层对平民的统治转化为国家对人民的统治。庞大的官吏等级制度取代了从前贵族的统治，当贵族的政治特权消失，国王却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由于人们追求官职所带来的免税特权，国家便可通过卖官鬻爵与之建立统治关系。大革命的显然的成就是推翻了专制王权，但其实在旧制度时期，王权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其基础从旧时平民与贵族之间的依附关系变成与官吏制度直接对话的平等独立的个人。当这些独立的个人对于压迫的新来源——不断增长的国王权力感受逐渐深切，并因为新生的平等观念而意识到这种压迫是不合法的、没有理由的，他们就会迫不及待地推翻国王的统治，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种情绪的集中爆发。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联系之三在于，从旧制度继承的“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导致了大革命的连续性、反复性。正因如此，“大革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法国人似乎要摧毁过去的一切；在第二阶段，他们要恢复一部分已被遗弃的东西”。在第一编第二章中，作者提到大革命的根本与最终目的并不是摧毁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因为大革命的反宗教的性质不是针对宗教教义，而是针对融入了旧的社会结构、作为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的宗教，并且根据作者在另一本书中对美国的民主的研究，民主社会不但不与宗教为敌，反而需要宗教作为一种普遍社会权利来保障民主，所以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基督教会又重新振兴。除此之外，虽然作者没能对大革命之后的时代进行如旧制度那样的描述与分析，不曾提及大革命之后的帝国与共和国的几度建立与毁灭，但是考察作者生活经历以及本书成书的时期，其实有理由认为他其实是把法国大革命的反复性部分归咎于旧时某些感情传统，所以才会倾力研究旧制度史，从革命前后的对比中找寻推动或阻碍大革命进程的力量的根源。
尽管作者反复强调其生活的时代的许多制度与社会意识并非大革命的创造性结果，但是他并没有否认大革命的业绩。革命的“非创新性”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不变”是一种变化趋势的延续，而不是从中世纪以来的制度的因循与沿袭，简言之，变化早已开始，革命顺应变化。并且，尽管大革命是一个早已开始的社会变化过程的延续，不能理所当然地享有社会变革的全部荣耀，但它毕竟从结构上制造了颠覆性的改变，让那种长期以来的无声变化一瞬间变得有声，用一种果断的方式展现给全世界。“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
人性的研究
法国皮埃尔·马南《民主的本性：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评价托克维尔对于美国的民主的研究其实是一种“人性研究”，“具体考察平等权利的人性观念通过民主政体对自然人性究竟有何影响”。借用这个总结，《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其实有相似的特性，与之不同的只是托克维尔研究法国革命时的“人性的研究”考察阶层性质、社会心理与观念形成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考察政治结构的人性特征。作者在提及旧制度的阶层或人时数次使用“感情”一词，对于不同社会阶层在旧制度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变化的描述也常常诉诸心理的表达，是极具个性的“人性”的分析，“感情”的分析。
首先，关于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作者对社会心理的分析非常深刻。在论述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时说道，“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因为权力的基础是人们在观念上对于其合法性的接受，一旦某些小的政治改革让人们观念发生变化，使之看到从前所默认的权力原来是不合法的，必将导致更大的革命。这种分析对于法国人民对封建权利的强烈仇恨的解释很有说服力，正是因为法国的封建制度已不如其它封建国家如德国那样沉重而稳固，农民已经有了土地，并且不必再忍受贵族领主的奴役支配，他们反而更容易因自己的艰难处境而爆发。“假如农民没有土地，那么他们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便会无动于衷”；“如果法国农民仍归领主统治，他们便会觉得封建权力并非不能忍受，因为这不过是国家体制的自然结果”。类似的阶层感情的变化分析也解释了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在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爆发：大革命之前的三四十年，“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虑兴奋，努力改变处境，追求更好的东西是普遍的现象”，这样的精神渗入政府内部，也改造了统治的形态，“国王继续以主子的身份讲话，但他自己实际上服从公众舆论，每时每日都受公众舆论的启发带动，不断向它咨询，对它敬畏恭维”，这一方面带来公众的繁荣，一方面却带来精神的不稳定，公众的焦虑加剧了不满，引导整个民族走向革命。
同时，阶层的心理和情绪也是社会形态变动的因素，感情的对立加深了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旧制度时期的法国，逐渐形成的中央集权带来了立法的一致性，各省特有的生活已经消失，尽管或大或小的差别可能将人们分成更小的群体，但不论是群体外还是群体内，人们表现出几乎完全相似的特质：他们只顾自身利益，不参与全体的生活，彼此之间漠不关心，他们“缺乏在危机中共同行动、互相支持的精神准备，所以，一场伟大的革命就能在一瞬间彻底推翻这样的社会”。然而另一方面，这样的漠不关心使得这些相似的法国人彼此孤立，阶级之间的分化与隔离越来越严重。贵族阶级虽失去了政治特权，却固守自己的免税特权和婚姻荣誉；资产阶级虽然嫉妒，但能够通过财富换取政府职位，进一步获得免税特权；而农民面对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免税权无能为力，承担了最重的赋税压力，转化成为一种憎恨。各阶级之间严重的分离导致了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
另外，关于作者最看重的自由，其分析也凸显了这种“人性研究”的特色。一方面，旧制度之下有一种奇特的自由——政府出于财政需求，“出售了大部分官职，因而自己也就失掉了任意封官免职的能力”，“结果它的最专制的意志，经常在实行中变得软弱无力。公职这种古怪而有害的结构成了抵挡无所不在的中央政权的一种政治保障”。贵族阶级虽然放弃了政治权利，却不能容忍政府的控制落在自己的头上，所以在大革命开始之际，他们的态度比即将推翻王权的第三等级更为激烈，言语也更为自由。教士阶级、资产阶级，也都因为类似的心理上的不屈从表现出可观的独立性。只有农民，对于国家的压迫处于无法反抗的境地。另一方面，作者对旧制度的人们的服从与自由之间的分析带有一定的矛盾性，先不论正确与否，显而易见，这也是一种类似心理的分析：“不管旧制度的人们怎样屈服于国王的意志”，“他们不会由于某政权有用或者能为非作歹而屈服在一个不合法的或有争议的、不为人尊重的、常常遭蔑视的政权下”，“他们服从国王最专横的命令，不是出于强制而是出于爱，因此他们往往在极端的依赖性中，保持着非常自由的精神。”
最后，同样是由于这种人性研究的性质，作者非常重视民族特征和传统对大革命的影响，某些时候，这种特点体现在作者将法国同欧洲其他各国做比较的用词和语调常常是这样的方式：“法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法国与…不同…”“法国人更…”另一些时候，这种特点体现在作者对法国民族直接的评价，例如，“法兰西民族对自身事务极为生疏，没有经验，对国家制度感觉头痛却又无力加以改善，与此同时，它在当时又是世界上最有文学修养、最钟爱聪明才智的民族，想到这些，人们就不难理解，作家如何成了法国的一种政治力量，而且最终成为首要力量。”
现代人的权利视角
“现代人的视角”也是马南的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结论，这种视角的核心是现代政治的权利观。与古典政治哲学立足于自然，关注人类生活的善或目的不同，现代政治学关注人之为人的一般化、普遍化的权利与义务，把个人权利和意志作为政治的基础。
中世纪以来的宗教宣称一种普适的思想价值，能够获得超越人种与国籍的普遍认可，上帝的子民这个共同的精神身份淡化了人们之间的世俗区别，宗教革命因此具有普遍的影响力。而法国大革命具有与宗教革命几乎相同的特点：没有疆域。它像宗教革命一样传播甚远，“通过预言和布道深入人心”；“宗教把人看作一般的、不以国家和时代为转移的人，法国革命与此相同，也抽象地看待公民，超脱一切具体的社会”。能够与“上帝子民”这样的宗教视角具有同样的普适性的，正是现代政治学的权利观念。
不论作者是否意识到，他自己对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分析是充分体现了这种权利的视角的：作者关注贵族阶层的衰落中体现的权利变化，明确地指出其政治特权的消失和某些旧时的经济特权的保留；他描述新兴的资产阶级，分析他们立足于身份平等的观念基础上，对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的追求；他解释农民的艰难处境与强烈仇恨，展现他们虽然逐渐拥有了土地也不再受领主统治，却如何始终没能获得应有的权利保障。可以看到，作者的政治视角就是人作为个人或作为阶层所属的权利的变化。
而在第三编第一章，作者对这种视角及其来源做出了更直接的阐释：它与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直接相关。从今天的政治眼光看，即使不能认为启蒙思想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它也无疑是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背景。法国的文人们没有政治权力，他们不担任公职，但他们不断关心同政府有关的各种问题，他们“谈论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原始形式问题，谈论公民的原始权利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和人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习俗的合法性，谈论到法律的诸原则本身”。作者很庆幸法国还保留了这样一种自由，法国的文人们还能够几乎毫无限制地论述人类的原始权利，而正是这些哲学思辨深深地影响了大革命，“确定了这场革命的地位、发端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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