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历史的车流抹去1898年的历史，重新让我们去审视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如果一直沿着他的造诣走下去，他一定会成为如魏晋名士一般洒脱不羁的人，也一定会成为一名手握宝剑行侠仗义之人。
这个人就是谭嗣同，谭嗣同给世人的印象往往是——为了民族大义而毅然就义的英雄。那句“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始，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牺牲者，有之，请自嗣同始”以及“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肺腑之言如今依然如在耳畔。
追根溯源，谭嗣同的就义之举跟他的性格是分不开的。我们抛弃这个世纪名人的标签，将他放在大众的视角上去审视。你会发现，谭嗣同的性格与同时代的大众存在根本区别，当时的中国民众沉浸在无休无止地封建压抑下，却认为理所应当。这种甘愿被奴化的思想像瘟疫一般迅速地在同等地位的群体间传播，而他们的孩子也在这样的环境和教化下耳濡目染。谭嗣同却恰恰相反，他是游离于大众思想之外的觉醒者和叛逆者。
而当时大多数读书人信奉科举，更痴迷于八股取士之制。他们渴求通过这样的途径成为封建社会的守墓人和攫取金钱和名利的跳板。谭嗣同却十分鄙夷八股，倒是对舞刀弄枪颇感兴趣。他常常和友人一起比武，特别是舞剑，对剑术的出招和实用性颇有研究；也喜欢骑马，常常不厌其烦地跟其他善驭之士比赛。他结交的朋友也富有特点，虽有文士，却都是胸怀抱负，有实干精神和民族情怀的志士仁人，除此之外，他还广结草莽英雄。
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大刀王五，谭嗣同与之结交，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人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武功，另一方面这个人的行侠仗义与谭嗣同崇尚家国情怀的思想不谋而合。或许，知己的存在不在于其地位的高低，而在于彼此之间心意的相通。大刀王五身为市井侠客，而谭嗣同心中住着一位大侠，忠肝义胆两两相会又怎能不碰触炽烈的火焰呢？
如果说，在未结识大刀王五的时候，谭嗣同的侠义只停留在心中、思想里，就如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斗争一般无法落实到真实的行动上去，那么在与大刀王五的相处岁月里，谭嗣同的思想终于取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行动起来。
在光绪帝大力提倡维新变法之际，他那救国救民的豪侠志气终于迸发出来，这股气势就连他自己都会感觉到不可思议，仿佛行动已经超脱了思绪的束缚，自觉地寻觅它所要前进的方向。呕心沥血，不求高官厚禄的回报，只愿救民于水火。此时的他，如同诸葛亮白帝城受先帝遗命时一样：“奉命于败军之际，受任于危难之间”。
变法失败后，维新人士的领导者康有为以及梁启超先后逃离，而谭嗣同选择以自我之身驱捍卫变法。这是一种“傻”吗？这是一种无意义的坐以待毙吗？不是，他是在用这样的激烈行为实现自我人格理想的生活，将自己内心的侠客召唤出来，使之与自己的外在形体合二为一，成为肉眼可见的侠客本身。如此一来，谭嗣同的就义是否可以这样定义？为国家民族献身以成就内心的侠义之风，呼唤灵魂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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