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谎言

据说维特根斯坦10岁的时候在想这么一个问题，“当撒谎对自己有利时，为什么我们仍要诚实？”。这个问题把他拽进了哲学的深渊，从此在里面徜徉了一辈子再也没有爬出来。其实这个问题源远流长，关于正义的目的究竟是为了正义本身还是仅仅在于「看起来正义」能够带来的一系列好处，政治哲学家们已经争论了两千余年。柏拉图在那本著名的《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表达了他对于正义的看法——实质的正义本身就能给人以幸福。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这个结论看起来都有些稀松平常，只不过是苏格拉底的辩论技巧比我等高明一些罢了。不过在接下来的一章里，柏拉图令人惊异地表达了一个看起来和前面矛盾的观点：那就是为了达到城邦的至善，统治者必须要对被统治者撒谎。他称之为「高贵的谎言」。

首先让我用拙劣的语言来复述一下柏拉图这个高贵的谎言。柏拉图说，为了城邦的善和和谐，必须要捏造一个高贵的谎言来从根本上保证城邦的团结。这个谎言现在听起来十分荒谬（其实在当时也一样），它说每个人都是在地球深处被孕育铸造成的，但是神在造人的时候在每个人的灵魂中掺杂了不同的金属。掺杂黄金的，是护卫者（统治者）；掺杂白银的，是辅助者（军人）；掺杂铜和铁的，是工人和农民。当金爸生了银娃乃至铜娃时，他必须好不姑息地将他们放到自己应在的阶层中去；同样，当铜铁之家出生了灵魂含金带银的后辈时，他们就要注意好生培养他，将他提升到辅助者乃至护卫者当中去。这个荒唐的故事以一句著名的神谕结尾了，“铜铁当道，国破家亡”。

让我们暂时抛开荒谬不谈，柏拉图最让人震惊的一点在于他在此处将「说谎」作为治理城邦一种必须的手段，乃至是城邦达到至善的根基。他允许吧对个体公民的大规模欺骗作为手段，以确保国家的“善”。这种欺骗，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似乎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自洛克以来，政治秩序合法化的为题有效途径就是诉诸理性，唯有理性的考量才能够促使人们真正接受政治权威。这个谎言似乎同样与基本的道德要求想冲突，其把人作为了一种实现城邦和谐的工具而非自我完善的目的。高贵的谎言似乎是对人类尊严的一个冒犯，它让人的理性和自我决定意识在这里显得荒谬可笑。

尤其是，当苏格拉底在前一章刚刚批判完诗人（主要是可怜的荷马）在神话中说的谎话以后，他在此处为谎言做出的辩护就显得尤为的突兀。在第二卷中，苏格拉底主张要对诗人作彻底的审查，诸如“克洛诺斯因复仇阉割了自己的父亲”、“阿喀琉斯赞美美食和美酒”一类的诗文都应该从城邦之中被禁绝，因为他们说了关于至善至美的神的「假话」。然而仔细想想，苏格拉底又怎么可能知道神的真正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呢？他真正的理由应该是，这些故事让人“不敬佩”和“不虔敬”。事实上他自己也承认要还原那些真想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尽可能地以假乱真，用那些「高贵的」「道德的」谎言来教导年轻人——哪怕这种教导意味着一种幻想。荷马的问题并不在于谎言，而是他所说的绝大多数谎言在道德上并没有什么令人敬佩的东西。

甚至在柏拉图看来这样的一种“谎言”也许根本称不上是谎言。他在《理想国》的第一卷中煞有介事的区分了「灵魂的谎言」和「言语的谎言」，他认为只有那些让灵魂相信虚假的东西的谎言才是真正的谎言。一般言语谎言的危害不在于其语言辞令的误导性，而在于其企图欺骗对方的灵魂，这种欺骗进而会影响到自己。而在「高贵的谎言」中，由于其本质是善的，因而对于灵魂而言也就是真的。因而柏拉图得出了这么一个奇怪的结论：我们不应说谎，但是在关于“最重要的事情”上，向孩子们讲述恰当的（同时也是虚假的）童话非但不会在他们的灵魂中导致欺骗，反而会有助于形成真理。

这种论述最大的矛盾在于，他与“哲人王”追求真理的主张不一致。早在理想国的第一卷，苏格拉底就探讨了究竟什么是正义。是当时古希腊所流行的所谓“讲真话”或者“偿还债务”吗？苏格拉底用一个两难的情形来解释这个问题：如果你的朋友在头脑清醒时借了你一把斧子，后来他发疯了有强烈的攻击欲望，再要你还斧头给他，那么这时候还给他武器、告诉他真相就不会是正义的。事实上，在柏拉图的世界观里，美或者正义的任何在显示世界中的范例，都是既不美又不正义的。绝对的领域是形式，是走出洞穴之后的真正物体，而非困于洞穴之中的人类经验和活动的世界。在随后的第二卷，苏格拉底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源于对智慧的爱，真正的哲学家不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虚假。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够超脱影子的存在，看到真正的「美」和「正义」。那么矛盾就来了，对于一个从小接受教育致力于追求完整真理的人，为何能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接受谎言，难道这样教育出来的人不是无知的吗？

柏拉图似乎在无声无息间撤回了他自己对于「绝对真话主义」的立场。他不得不承认，作为统治者的哲学家（即哲人王），为了维持城邦的政治结构，他们将不得不求助于谎言。在这一点上，作为爱智者的哲学家和作为统治者的哲学家之间产生了矛盾，这引导着苏格拉底提出了下一个问题：“那么，你认为一个眼界宽广、沉思所有时代和全部实在的哲学家，他可能会吧人的生命看的很重大吗？”对于哲学家而言，他们的统治者身份令他们感到厌烦，因为这意味着关注洞穴中的人类世界，在这些令人厌烦的琐事中，也许就蕴含者说谎的需要。

然而这样的解释又会引出下一个问题，即这些爱智者们为什么要放弃自己洞穴之外的真正的智慧的生活来回到世俗世界呢？苏格拉底说，因为其他城邦不会培养他们的哲学家的政治潜能，为他们营造思考哲学的最佳环境。他说，“但是我们已经培养了你们来做领袖和王，并对你们进行了相应的教育，因此你们能够参与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接着他向格劳孔问道，“那么，你认为我们所培养的那些人在听完这番话之后，还会不服从，还会在轮到他们管理城邦之时拒绝承担责任吗？”，格劳孔回答道：“绝无可能。这是在向正义的人提出正义的要求。”

且看「正义的要求」，苏格拉底前面已经批判了这种“归还所欠”的正义观，而在此处却又引用这种正义来为自己「高贵的谎言」的正义性辩护。这两种正义观势必会在某处发生矛盾，如何调和这种矛盾，格拉图并没有给出他的解决方案。

就先写到这里吧。虽然从感情上来说，我很喜欢柏拉图的「高贵的谎言」。与霍布斯或者马基雅维利的冷漠的利益计算相比，柏拉图只需要这样一个支点，就能给出一副整全的和谐完美的城邦图景，这对我有无可置疑的吸引力。然而就像阿基米德找不到撬动地球的那个支点，柏拉图的理想国也永远只能是一个乌托邦。

ps: 柏拉图的理想国篇幅浩大，论证一环接一环。我在此处极有可能漏掉或者误读了某些关键性的逻辑。大家可以自己去读一读，通篇都是对话，非常易读，只是读的时候要稍微克制一下和苏格拉底辩论的欲望，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