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初中生活

经过大半年的等待，1970年初，我终于等到了渌江中学的初中录取通知书，被分配到初46班读书，二姐则被分配到南门中学。

渌江中学在县城中心一个叫来龙门的小巷子里，不知道是借用了那个家族的祠堂。进学校大门是一个天井，天井后面就是学校的礼堂，礼堂是栋老房子，其大小有二三百个平方。礼堂屋顶有十多米高，中间有二排柱子支撑，礼堂的最里面还一个宽约四米，深约三米台子，以前这个地方估计是用来摆祖宗牌位的地方，学校则把它当作主席台来用，台子的二边各有一个小房间，其中一间是广播室。礼堂左边的一间房子，是学校的食堂，学生们自己带的饭菜可以在食堂里加热，礼堂左边的房子是交学费、发书的地方，这边还有一张小门，通往学校的其他区域。

在天井左边有一个大的门洞，由此可以去后面的操场，学校有二个操场，其中一个操场上有一条不长的跑道和一个排球场，另一个操场是个篮球场。操场边上就是一栋四方形二层的教学楼，每层四间教室。70届的46班、47班、48班和49班四个班全部都在二楼，二楼都是木质地板，我们46班就在东北角的教室里上课，教室里成直角的二面外墙上是老式木框方格玻璃窗，光线充足。

操场边的围墙上，开了一个小门，我们上学放学从这时进出，要近很多。围墙外面有一家制伞厂，只要是晴天，他们都会把半成品的雨伞放到外面晒，雨伞上涂抹的桐油，散发出一股股难闻的气味，飘到操场上，飘进教室里，让人十分难受。我每天上学放学都从伞厂门前经过，那难闻的桐油味就没有消停过，不得不快速通过那几十米的路程。有时候上学，我不从姜湾上正街的大路走，而从渌江河边的小路走，为的是能在河边上抽一支烟，还不会被人看到。

当时由工农兵管理学校，各个班级也实行军事化管理，我们46班被编成三连一排，各个小组被编成一、二和三班，每个人都准备了一根约1米长的木棍，木棍中间的一段漆成白色，二头漆成红色，叫“反修棍”。学校还在操场上扎了一些稻草人，让学生们用反修棍练习拼刺刀。操场也成为我们要练队列、练步伐的地方。向左转，向右转，有些同学偶尔会转错方向，引起全班一阵大笑。特别是练齐步走和正步走的时候，李卫国（外号“高鼻子”）总是走同边，被老师拎出来罚练，全班更是笑翻一地。

在课堂上，有一段时间批判“读书无用论”，要每个同学写心得体会，要求写读书如何有用。过了一段时间，又要批判“读书做官论”，又要写心得体会，讲读书为了做官的害处。可怜的是，我们还什么都不懂，怎么写，许多人就是抄一些语录应付。不但我们学生糊涂，可能连老师也搞不清。上课时，同学们会玩出各种花样。比如，在前座同学的背上贴纸条，就会引得后面的同学偷笑；在课桌的中间划一根线，不许同桌的同学越线；如果前座是女同学，调皮的男生还会在其头发上系一根线，下课时，细线会扯着女同学的头皮发麻，往往被吓得大叫一声，引得全班哄堂大笑。还有一种肥肥的大青虫，好像叫“巴古拉”，也被男生捉来放在女生的书包里或者文具盒里，往往吓得女生双手乱舞，双脚乱跳。

初中女同学：  陈建辉、余秋华、杨艳君

我的同桌叫荣成生，住在班长家对面的，叫做坭吧巷的小巷子里，我有时上学会与他同一段路。他有一手写字的绝活，可以把字全部反过来写，从正面看去，纸上全是乱七八糟的笔划，只有把纸翻过来，从反面去，才能识别出纸上写的字。要是纸厚一点，别人根本就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东东，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那时在学校是以开会为主，上课带搭。经常要求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还要时刻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在进学校的两面专栏墙上，大字报、小字报层出不穷。因为父亲曾经是右派，我生怕被别人知道，在学校十分低调，从不跟同学吵架斗嘴，尽量避开是非，放学后也很少在学校逗留，都是直接回家。二姐读书的南门中学比我在的学校起码远一倍。家里有一个中风在床的父亲，一个年幼的妹妹，母亲一个人根本照顾不过来，她还要到居委会的瓷厂里削电夹子。为了照顾家里，她经常是把电夹子搬到家里来削，一边做事，一边照看着家人。二姐和我都会早早地回家，帮老妈做点事。削电夹子是一种简单的手工劳动，用一把钢锯条做成的小刀，将电夹子周边和中心孔上的多余部分削去就行了。但要削得又好又快就不容易了，削多了报废，削少了不合格，要求两手配合协调。电夹子分公母，那时候的电线走线都是用瓷电夹子，母电夹子上二个凹槽，走线时，将二根电线放在凹槽中，上面用公电夹子压住，再钉在墙上。每个公的电夹子要削三刀，周边，底面和中心孔，母的电夹子要削五刀，二个凹槽各二，中心孔一刀。老妈靠削电夹子，每月大约能挣二十多块钱，相当于一个刚入厂工人的工资。

学校的搞各种劳动是家常便饭，每年的三个农忙季节都要去支农。

五一节前是春插，那时候田里的水还有点凉，同学们打着赤脚在水田里插一天的秧，累得腰都直不起来。特别是田里的蚂蝗，是女生们的克星，某个女生一看到小腿上沾了蚂蝗，嘴里发出一声尖叫，手里的秧一丢，飞也似的跑到田埂上，双手不要命地一阵乱打，要把蚂蝗拍下来。蚂蝗是拍下来了，但她的双腿和双手都还在不由自主地瑟瑟发抖，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还心有余悸。蚂蝗太可怕了，但她又不得不再次下田。女生们的胆子也就这样练了出来。男生倒是无所谓惧，一旦腿上沾了蚂蝗，只用手指一弹，蚂蝗立即缩成一团，掉落水中。要是那个男生也像女生那样，绝对要被全班同学笑掉大牙，胆小的男生也只有打落牙齿往嘴里吞，强作镇静地处理蚂蝗。

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也是我们支援双抢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泗汾农场支援双抢，白天割禾，晚上自带草席睡在农场的谷仓里，谷仓里的谷须须混到身上，痒得人受不了，天气又热，关了门就热得人更难受，打开门虽然有一点凉风吹进来，但成群的蚊子也随之而来，整晚都被扰得睡不着觉。我只好到谷仓外面去，躺在田埂上数星星，数着数着反而睡着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才发现脸上、身上到处都是蚊子叮的红坨坨。

秋收的时候就好玩多了，还可以享享口福，香瓜、桔子什么的还是可以吃到的，田里也干爽，只是要小心割禾时别割到手。

每个学生都准备有一套工具，随时准备参加劳动。每个班都在为去韶山和安源参观而筹集经费。估计是吴国强联系的，同学们自带工具到国光瓷厂去挑瓷泥，挑瓷泥要上一个很大的坡，每挑一担都要在中途休息几次。男生还好一点，毕竟许多人在家都是挑过水的。女生就难受了，她们在家未必都会做体力劳动，为了表现自己，这时个个都是牙关紧咬，颈皮绷直，小腿打颤装硬汉。秋秋因连日的劳动，肩肿疼痛，垫了一块毛巾在肩上，就在斗私批修会上被指为小资产阶级意识作怪。

也不知道是谁联系的，我们又去醴浏铁路的黄泥坳车站卸红砖，要把一整个火车货车的红砖一担担地挑到站台上码好，小火车一货车的红砖是二十吨重，装卸费是0.4元/吨，共8元钱。我们是吃了晚饭才去的，大约从下午6点开始，一直挑到半夜十二点多才挑完一车的砖头。在又累又饿的情况下，同学们的体力早已透支，一个个都是双眼发黑，双腿打颤，步履蹒跚地走回家。特别是有些女生，胆子小，天又黑，又不敢向老师和同学求助，天知道是怎么走回家的。这种装卸货车的工作不好做，一旦接下任务，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否则，第二天车箱就被拖走了。转运工作对时间的要求没有那么严格（转运就是把站台上的货物转移到仓库或者堆场），但是搬运的距离可能更远，但工价却更低，转运费0.35/吨。我们就在黄泥坳车站转运过烧炭，花的时间更多，二天时间转运一车，但是，人没有那么辛苦。

当时，醴陵至株洲的火车票价是0.8元，醴陵至萍乡的票价是0.6元，株洲到韶山的票价是0.6元，光是来回的火车票，每人就需要4元。也就是说，我们挑了半个下午加一晚上的砖，才挣到二个人去韶山和安源的火车票，还没有算从萍乡去安源的汽车票和住二个晚上的住宿费。52个同学要208元的火车票钱，我们要卸26车，共5000吨红砖。照此下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好在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1970年十月底，我们终于赚够了去韶山的钱。

1970年11月初，我们全班同学排着早已经操练好的队列，衣服口衣袋里兜着家里给的几斤粮票和三五块钱，高高兴兴地前往韶山参观，这也是我第一次去韶山。当天下午就坐由萍乡开往株洲的火车到株洲转车。在株洲火车站广场左边街上的小旅店里住了一晚，第二清早再坐由株洲开往韶山的火车到韶山，我们随着人流出了韶山火车站，看到的是一个不大的站前广场，广场前面就是韶山大饭店，餐厅很大，摆了很多桌子。旁边还有一个韶山新华书店和一个邮电局，很多人在那里盖邮戳。站前广场左边有一块稍高的广场，周围种满花草树木，中间有一座毛主席挥手的雕像。广场有许多像我们一样到韶山参观的学生。参观完雕像后，我还在韶山新华书店买的 “毛选”，以作纪念。

毛选封面 韶山新华书店和陈列馆盖了章 毛选的版权页

然后，全班同学排成行军队列，扛着一面红旗，沿着韶山水库旁边的一条公路，向韶山冲的旧居进发，一路还要唱歌，喊口号，花了二个多小时，才走到韶山冲。旧居的人太多了，我们排着队在里面转了一圈，一个个还激动不已，然后再参观纪念馆和韶山小学。吃完午饭后，又匆匆忙忙地往韶山火车站赶，准备搭下午的火车返回。这一天参观下来，也不知道走了多少里路，同学们也累得够戗。

第二年，我们班又组织去了安源煤矿参观，先是坐火车到萍乡，再坐汽车去安源煤矿，安源煤矿其实没什么好看的，就是去煤矿的坑口看一下，然后到安源煤矿大罢工纪念馆看一看，就是馆里面的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还有印象。意想不到的是，我们还遇到了几个金色头发，白皮肤的外国人，引得同学们好奇心大起。最大的问题是吃饭，萍乡和安源煤矿都是属于江西省，湖南粮票用不上，要用全国粮票，有些同学只有湖南粮票，吃不了饭，只好到其他同学那里借。

两年的初中生活就这样在半工半读中过去，我们虽然吃了一些苦头，但也得到了煅炼，更是在不知不觉长大。

感谢秋秋为本文提供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