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高一班

1972初，初中46班的许多同学都下乡去了，而余秋华、李新民、邱爱桃、肖小桃和我则留在了渌江中学，在高一班继续读高中。其实，我更愿意去一中读书，那怕是进四中也好呀，还曾经一个人去这二个学校的校园里看过，可惜那二所学校与我无缘。

高一班和高二班是渌江中学的首届高中学生，学校总共也就二个高中班。我们的教室在学校礼堂右边的一栋平房里，教室前后都有一个门，特别适合习惯迟到和喜欢上课开溜的学生，教室的一边是一个风雨走廊。由于是新办的高中，学校严重缺乏师资、图书和实验设备。

也许是受邓小平的影响，学校对教育重视了起来，每年除了三次固定的支农劳动外，其他劳动基本没有，就连大会也开得不多。老师们都是认认真真的教，也要求学生们努力地学，在老师的引导下，学校还流行着一个顺口溜：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是，许多学生初中时学的东西太少，跟不上老师们的节奏。

高一班的班主任是教政治的刘家细老师。他上课时不善言辞，但粉笔字写得很好，只是整版整版地在黑板上抄满政治课的内容，用根教棍指点着要同学们照念。他那一手粉笔字也许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同学们对政治课本来就没有什么兴趣，加上他那机械的教学方式，大家在这门课上要不是做其他课的作业，就是做别的事情。

物理老师是刚刚毕业没有多久的易光明老师，住在礼堂中舞台右边的小房子里。易老师年纪只比我们大几岁，和我们之间没有代沟。由于我们是学校新办的高中，很多物理实验设备都没有，他就在那间小房子里自己做一些简单的实验装置。当时的物理课程除了讲一些物理现象以外，以三机一泵为主，也就是柴油机，拖拉机，电动机和水泵。力学方面讲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力矩的应用讲杠杆与滑轮组是如何省力的，力的传送讲皮带传动、齿轮传动和连杆齿轮传动机构。讲柴油机的四冲程工作原理，告诉我们拖拉机使用宽大的驱动轮是为了增加摩擦力，在电学方面则介绍直流电和交流电，电磁场以及交流电动机的工作原理。还有水泵抽水的原理及扬程。我当时对于物理课中讲的内容有着极大的兴趣，学习的热情很高，还常去易老师住的小房子里看他做实验装置。

化学老师李沙特，是所有老师中最有教学经验的老师，他上课诙谐、幽默，把十分难学化学课讲得生动，把枯燥无味元素周期表讲得有条有理，让我们知道了金属和非金属，见识了氧化和还原等化学反应的不同，了解了氮、磷、钾三种化肥的化学组成和生产过程。我至今还记得在化学课上做的一些土实验。做复合肥，先用淀粉在一些试管中做培养基，在试管中放入淀粉和水，将试管按45度左右摆放，使之在试管中有较大的表面，在高压灭菌器中灭菌15分钟，然后植入一种真菌培养。待试管中培养基的表面长出一层乳白色的真菌，将那一层真菌取出，混入到由谷糠等一些东西组成的基肥中发酵。最后把发了酵的基肥拉到孙家湾的复合肥实验基地，在一个农民的屋子里与早已准备好的一些肥料搅拌在一起，再发酵一段时间后，复合肥就制成了。也不知道最后这些复合肥的效果怎么样。还有一种长着羊角刺叶子的小树，我们将其树皮剥下来，搅成糊糊做粘胶，用来粘苍蝇。这些土实验估计都是李老师研究和设计的。李老师即使是批评学生，也是以轻松、调侃的方式让学生知错、醒悟。因为他是归国华侨，在那个年代，属于处处都要特别小心的一类人。他为人处事十分低调，养成了说话都是和风细雨风格。

教语文的是陈老师，脚有点跛，他上课是非常认真的。但是，学生们却不太卖他的帐。经常是他在上面讲课文，学生们在下面做其他的事情。有一次，师师在课堂上看小说看的正入迷，突然，陈老叫她起来念刚刚讲的课文，师师连课本都没有打开，那知道是哪篇课文，连忙问同桌的同学：“是哪篇课文”，谁知道同桌的那个同学也搞不清楚，回答道：“不晓得”， 师师站在那里看着老师，支支吾吾地不知道说什么。引得全班同学一阵轰笑，把陈老师气得二眼翻白，差点背过气去。

周国庆在家里是最小的女孩，受到家人的溺爱，从小调皮爱动。上课就喜欢搞点小动作，与她同桌的尹桂连性格文静又好学，二人同座一桌，结果可想而知。在一次闲聊中她说道：“记得有一次写墨笔字，杨明亮坐我前排，我把毛笔点上墨水放在他耳边，随后叫他一声，他连忙回过头来，唉，脸上一道黑杠杠，我笑得前仰后翻！好在老师不在堂，不然的话⋯⋯” ，“那他肯定要跟你没完”，“在我们班里他算比较老实的一个男生，他也沒对我怎样，不知他还记得不。”

同学在教室中的走道走过都要特别小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从桌边伸出来的脚给拌倒了。有一次语文考试，在陈老师巡查的过程中，也许是习惯使然，余建雄偷偷地伸出一条腿，把经过其旁的陈老师拌得摔了一跤，陈老师还以为是自己不小心摔的。陈老师喜欢语文学得比较好的李新民、张小岗和傅美新等人，对他们寄予的极大的希望。临毕业前，他专门找李新民谈话，谈到了见文如人，希望她在文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鼓励她在人生的道路上要克服种种困难，力争做一个社会的有用之才。

我们也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老师叫贺雪梅，也是毕业没有多久的青年老师。因为是女老师，高中二个班上的女生没事就往她办公室跑，在她办公室里聊天、闹腾。几个带饭的女同学，有时还端着饭碗到贺老师的办公室里吃中餐。有些女生甚至把在家里也不说的事跟她讲，贺老师绝对是女生们的良师益友。我记得英语的第一课就只有一句英文：Long live Chairman Mao! 第二课好象是：I love Beijing tiananmen. 我的语文基础就不是太好，再学英文就更难了，尽管如此，26个英文字母还是记住了，也懂得了英语的主谓宾结构。

数学老师张庭荣是一名退伍军人，其大学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属于老三届的大学生，在六十年末，他参加了抗美援越的那场战争。据张老师说，他所在的部队在越南连番号都没有，属于秘密进入越南的中国军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北越军事运输公路的修建进行勘察和测绘。在一次测绘过程中，遇到美国飞机的轰炸，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受伤后，他被送回国内，因伤退伍，被分配到县农产品公司工作。受渌江中学邀请，来学校兼任数学老师。尽管他是军人出身，对教学工作却很认真。我当时的数学成绩很好，对数学中的代数、函数、方程式和几何等方面都学得很好，张老师特别喜欢我。在数学课上，张老师每次要求同学回答问题时，都会点名要我回答，以至我和他走得非常近，我还去过他在南门口的家里吃过饭。他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就是：数学学好了，今后出去穿皮鞋，数学学不好，今后出去穿草鞋。

张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很严，对学习不好的学生可没有什么好脸色，有些同学也不太喜欢他。因为余建雄比较调皮，见我与他在一起玩耍，张老师全然不顾余建雄的感受，当着他的面对我说：“张修如，你不要跟他一起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要让他把你带坏了”。在同学们的眼中，我和刘宏石是他的得意门生。记得在1977年高考前，我去他家里问一些数学问题，他还是一如继往地一一解答，还借给了我一本很旧的，封面都没了的数学字典，这本数学字典非常全面，里面有上千道数学题目以及详细的解题答案，对于正在准备高考的我来说，帮助极大。能在高中时遇到张老师，是我的运气，也是我的福气。

尽管渌江中学的硬件设施比较差，图书资料更是几近于无。但担任我们语数理化英五门主要课程老师都是业务非常熟悉的，认真负责的好老师。他们对班上每一个学生的性格和学习情况了如指掌，教学很有针对性。语文和英语还好一点，靠着一本书、一块黑板和一张嘴，老师就可以完成教学，数学的一些实验仪器靠老师到外面去借，物理老师也是自己做一些实验装置，化学老师则要自己设计各种化学实验。

同学中，认真学习的男生有许多，班上的学习风气也还不错，许多人心中别着一口气，认为自己并不比进一中或四中的学生差，在学习上不愿输给他们。调皮的男生也不少，余建雄、叶瑞东、文运俊和王建成，可谓是难兄难弟。他们经常旷课，有时在上课的中间也会从教室的后门溜出去，一起去离学校不远的大米厂背米， 140斤一麻袋的米，一个人很难背得动，只好二个人抬一袋，挣钱买纸烟抽。听说他们还把一根烟折成两半，分做两次抽。他们的书包里、口袋里都是烟屑，回家后被父母发现，一个个被骂得狗血喷头。后来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回家前先把书包和口袋都翻一遍，清除里面遗留的烟屑。可是手指上的痕迹就难以去除了，那时的纸烟可没有过滤嘴，只要多抽几支烟，夹烟的食指和中指就会被烟熏得发黄，很难除去。

余建雄也是属于调皮的一个，他的胆子大，又不怕事，所以老师们都有点怕他乱来，在数学课中，学习测量的实验要用到从工程公司借来水平仪，张老师不许他碰仪器，也不让他参加实验，就怕他把仪器弄坏了。支农的时候学校也不让他去，在他写下保证书后，才让他与同学们一起去支农，结果还是出事了。班上调皮的同学可不止他一个，有几个同学去偷农民的种红薯吃，被发现后几个人赖在余建雄身上。易校长是气得怒发冲冠，好你个余建雄，写了保证还要犯事，就要将其开除。此时，班上的宣传委员余秋华站了出来，作证说明余建雄没有参与其中，这才为余建雄免除了一次大的危机。在学校开大会时，几个犯事的同学被罚站在台上接受批评。余建雄也因此特别听余秋华的话，他居然在余秋华的动员下参加了班上的文艺宣传队，可惜只呆几天就退出来了，他至今还记得唱过一首歌，里面有一名歌词是：“穿上绿军装”。在那个时代别说是穿上“绿军装”，一顶军帽或是一只军用书包都是每个同学的梦想。

当时，厂矿子弟读书，都是单位与学校直接挂钩的，群力瓷厂的子弟本来是初中毕业后，在县四中就读高中的，就是因为渌江中学宣传队的队员有近三分之一是群力子弟，一旦毕业走后，校宣传队将溃不成军，大伤元气。于是，学校就与群力领导协商，让这一届的学生子弟继续留在渌江中学读高中，以保全校宣传队队员不流失。余秋华和王友昭等几个同学也是群力瓷厂的子弟，因此而留了下来。校宣传队经常要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到农村、街道去演出，宣传党的政策和中央文件精神。

余秋华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当时淥江中学宣传队在醴陵学区来说，名气仅次于醴陵四中，搞得比较好。宣传队的乐队是由老师和同学组成，拉二胡的语文老师姚伯明，根据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面对即将高中毕业，升学无望，即将走向社会的学生们。他编写了一个关于知识青年听从党的召唤，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小歌剧，剧名好像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讲述一个即将高中毕业的女生，处在升学无门又不想去农村的矛盾心结中。经过父母的忆苦思甜和老师的教育而思想转变，最后上山下乡，去了农村。余秋华在剧中是饰演歌剧中的女主角—遇春。在那个时代，又有多少才华横溢的年青人，被埋没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

女同学在学习上比男同学更加认真，也更刻苦。她们在家里承担的家务比男生更多，洗衣做饭是常事。许多人在家都要洗全家人的衣服（我二姐就是如此），有的女生在家里还有带弟弟和妹妹的任务。此外，大部分女生的爱好就是用毛线织毛衣，她们还可以在一件毛衣上织各种花纹来，一旦某个女生学会了一种新花纹的织法，其他女生就会蜂拥而来，一起探讨织毛衣的经验。她们也会把纱线用一根钩针钩出各种各样的纱巾，有的女同学甚至把纱线和钩针带到学校，一到下课就拿出来钩，也有人上课时在桌子下面偷偷地钩的。几个女生在一起，都是一边和人家说话，一边双手不停地织毛衣或钩纱巾，成为教室走廊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像周国庆那样，在家里什么事也不要做的，自由自在的女生可是少数。

支农劳动也是高中生活的一部分，有一次支农，同学们都是睡大通地铺，就是将从家里带去的草席，铺在一层干稻草上，人就挨个躺在上面睡觉。男生，女生各一间，在幽暗昏黄的灯光下，大家刚想闭眼，就突然听见男生那边有人大喊大叫：我被蛇咬了，高举的手下真吊着一条蛇，还未松口，被咬的好像是陈再明（绰号老鼠之），他后来被紧急送往医院。吓得同学们一个晚上都不敢睡觉，就是想睡也睡不着。好在那条蛇可能是条无毒蛇，事后陈再明也没有留下后遗症。

王友昭是我在高中玩得最好的朋友，他家住在群力瓷厂在石子岭附近的家属房里，他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三角坪，一般都会弯进来喊我一起同路去学校。每天放学后，我们两个也会一起回家，如果有没做完的课外作业，他也会和我一起在我家里做完作业后，再回家。有时候，国光瓷厂或者群力瓷厂放露天电影，我们也会约好一起去看。我们二个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几乎天天在一起。

因为父亲久病在床，母亲又没有文化和社会地位。家里主事的是我大哥（长兄当父），重大的决择都是由大哥定夺。对于当时的情况，大哥看得十分清楚，他认为：在读完高中后，谁也逃不过上山下乡的命运。不如尽早想办法，找出路。我的高中学习生活也因此在一年之后被中止，因此，高一班的毕业照中没有我。许多高中同学从此再没有了联系，几年前，我在二姐家里遇到了周国庆，她说是我的高中同学，但我一点也记不起来，坚决不承认。直到2013年陈猛在株洲组织高中同学聚会，才再次与同学们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