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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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那年的事

文/徐伯羽

那年的事……

上世纪70年代时，我在公社供销社下面一个叫袁店的分销店当营业员。袁店分销店是一个偏僻的乡间小店，只有两个门市部，一生产，一百货，我在百货。加上炊事员只有五六个人。院子里有几棵桐树和楝树，还有一个辘轳把水井。井有十几丈深，井水清冽冰凉。

那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先是唐山大地震，后是舵手老人家辞世，全国一片悲声。因地处偏僻，几次追悼会后，一切都照常了，没有感受到多大的哀戚。紧接着，便是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全国大喜大贺。那时候，生活日用品紧张，尤以烟酒火柴糖肥皂之类最为紧俏。有钱买不到东西。公社的干部来了，就使个眼色悄悄到后面去“开后门”。

  除烟酒火柴糖之类紧张外，猪肉更是难见。对门食品站十天半月才杀一头猪，每次只供应两三斤肉。没有猪肉，公社的干部和社领导来了，就到附近生产队农户去买鸡和鸡蛋。所以，我们那时很希望公社的干部和上级领导能多来，我们也好趁势沾光啜上一顿。

那年的事

入冬了，很多老牛不耐严冬死去，生产部要收购很多牛皮。牛皮摊在院子里晾晒，牛尾和牛耳连在上面，有的血糊淋拉的已有些腥臭。因吃不上猪肉，炊事员老徐就将牛皮上的牛尾和牛耳剥下来，刮去皮毛，用井水漂洗干净，晚饭后在锅里烘上。第二天早上，一锅辣兮兮，香喷喷的烘牛尾就端在桌上，并不比鲜猪肉牛肉逊色，甚至味道更美更香。

  当时是悄悄干的，不能让外人知晓，让人知道我们在吃这些不花钱的下三烂牛尾是很掉价的。所以，每有新牛皮收进，老徐就将院门紧闭，让外人无以知晓。因吃不上猪肉，公社的干部和社里领导又不是天天来，就只有吃这些味道醇香的下三烂牛尾了。当时谁也不曾想到，昔日下三烂的牛尾，今天会变成好几百元一斤，几和熊掌鱼翅差不多了。

  好菜当有酒，不然岂不愧对？因此，老徐每烘好一锅牛尾，我们便啃着牛尾喝起酒来。酒是县东津酒厂生产的工农粮食白酒，一次到货只有几瓶，除公社的干部，一般人很难买到。喝酒必划拳，划拳比喝酒更上瘾，因此，我们每饭必酒，每酒必拳。没有牛尾，我们就着青菜萝卜也要猜上一番，牛尾也不是天天就有的。那段日子我们天天喝酒，猜拳更是着了魔，没有酒没有牛尾，用开水米汤也要来上几拳一见高低。在电影里常看到胸口长满黑毛的苏联人无论何时何地，有菜无菜均可豪饮，如牛吃水一般。没想到，我们也几和苏联人一样，因陋就简地喝起酒来。

    在拼酒斗拳中，要数生产部的王贵最为高手。王贵是退伍军人，颇有酒量。善饮善弈，是可对酒当歌的，大家都不是他的对手。我虽屡败，却又不服，屡败屡战。我无海量，亦不能当歌。不曾有过陶渊明那种陶然欲仙的境界，更多的是醉后的呕吐和头痛欲裂的痛苦。除自嘲‘酒量不大，酒瘾不小’外，对酒从没有多少深刻的感悟和经典的记忆。

腊月了，店里忙了起来。尤以百货这边最为忙碌，每天都有货回来。白天要开门营业，晚上要清理钱货。店里只有两人，若一人有事不在时，另一人更忙得不可开交，要一直忙到深夜。这天又来货了，店里又是我一个人，我叫来王贵帮忙。点完钱理完货，忙毕已是深夜。这时，厨房飘来阵阵香气，老徐又烘好一锅牛尾。我们又想起了喝酒。于是，我们从锅里端来牛尾，就着牛尾又喝起酒来。喝着喝着自然又划起了拳，一阵对奕，半斤工农粮食白酒很快消了下去。我自然不是王贵的对手，再一轮开始，我提议划“翻身拳”——谁赢谁喝！

“行！”王贵颇觉新奇，欣然应允。我讲了出拳规则：不许出零不许喊零，王贵一一领诺。出拳开始，我出一喊一，出二喊二。因不许出零不许喊零，王贵屡屡出手，则屡屡上靠而‘赢’拳喝酒。因未看破机关，不明就里，王贵越输越不服，越不服越‘赢’，最终屡屡嬴拳喝酒。一斤工农粮食白酒几乎全他一人喝了他还是不服，又将一瓶葡萄酒拿来猜了，也全是他一人喝了。

  此时他已半醉，头如红烧猪头一般，红着眼仍是不服，又将一瓶苹果酒拿来猜了。外面北风呼啸，室内斗酒正酣。一瓶苹果酒又很快告罄，王贵还是不服。直到我将机关向他点破：因不许出零不许叫零，吾出一叫一，出二叫二，出三叫三，出数与叫数永远一致，所以吾永远也不会‘赢，’而彼出二叫三，出三叫五，常规出拳，则是屡屡上靠，靠中即‘赢’，则永远也不会‘输’。一经点破，王贵立马大悟，脑子立刻清醒。先是连连捶着自己脑袋懊悔不迭，后是伸出拇指学着电影《地道战》里的那个汉奸汤司令，连声说：“高，实在是高！”我用这一招彻底击败了他，此时已是东方既白。

那年冬天，我们也不知啃了多少牛尾，也不知喝了多少以水代酒的水和米汤。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过饮酒通宵而不入睡，我们都记住了那个通宵喝酒的日子。

那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