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明

因为疫情的管控，回家乡的次数愈发少了。

到了家，母亲忙不迭絮叨着。谁家添孩子了，谁家老人去世了，谁家两口子闹得过不下去了...... 我开着电脑，一边应着话，一边敲着工作内容。

"家明没了。"母亲突然说道。

我悚然一惊，停了下来。

“得了不好的病，也没钱治，”母亲叹息着，“撇下了俩孩子。”

家明是我的小学同学。在乡下论辈分，我该叫他哥。他比我大了好几岁，在我上一年级时，他已经在这个年级留了几年了——不为调皮捣蛋，确实是学不会。年龄，成绩，再加上黑黑壮壮的模样，家明在班里很突兀，但在我印象里，他并没有欺负过小孩子的。他只是坐在教室最后面，友好地、憨憨地笑一笑而已。他脾气一向很好。

一年级跟家明相关的记忆，最清晰的就是一个馒头的小事。

那时候，镇上开始有人卖机器做出来的馒头；这种馒头跟手作的馒头相比，颜色更白，更有种特殊的属于“工业”的气味，我们称之为“机器馍”。有一次，我家里为了什么事办了次酒席，也买了这种机器馍。我拿了一个带去学校，大概是为了炫耀......放学了，我却忘记了这个馒头，径直回家了。第二天一早，我来到教室，看到我桌子边围了一群同学。他们叽叽喳喳地说，家明啃了我的机器馍了。我从抽屉里摸出那个干巴巴的过夜馍，上面赫然一个咬过的大坑......家明依然在最后头坐着，讪讪地笑着。他没有否认。

虽然我那时候年龄小，也从大人口里隐隐约约知道，家明的家里，有时候依然会吃不饱的。自然是不了了之。

何况，他实在是脾气好，不光是对我们小孩子友好，对村子里的大人也敬重。在路上走着，遇上推着车子的，扛着柴禾的，家明会一边喊着叔或者婶，一边伸手帮一把。

在自己家，更是当个重劳力来干活——他似乎在家里排行老大。上了好几个一年级的家明，奈何不了书本里的知识，但是春种秋收，脱粒打场这些事情，他早早抗下，并且驾轻就熟的了。在我印象中，他终于在二年级或者三年级的时候离开了学校；以后再见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在田里或者路上忙碌着的。

我后来去了外地上学，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回来偶尔在路上遇到家明，他依然是壮壮的，骑着个破自行车；看见我，跳下车来，黑红的脸上挂着笑，“妹妹！你回来了？”或者，“住几天再走？”有了家明这几句寒暄，似乎此次回来家乡的感觉又结实了几分。在我这样早早离开家乡的人眼里，家明属于这个村庄，像一块田，一条河，或者一座麦秸垛，踏实地、亘古地存在着。

后来，听母亲说，家明的勤快和实在被镇上的一户人家看上了。那家在街上开了一小爿店，卖些劳保用品，老两口只有一个闺女；于是家明结婚了。他有了自己的小家。从此他的辛勤劳作的意义又多了岳父母，以及妻子儿女。他整日劳作着。

身体的不适被劳作的繁忙掩盖了。直到不能再拖延，家明被确诊了不好的病。母亲说，那时候村里的人都愿意给他捐款，只要他愿意张口。他还年轻，孩子还需要父亲。任谁都不愿看他那样早走。但是他始终没有张口，也许不想带累家人，也许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拖着病体的家明挨了一段时间，终究是去了。母亲说，在那之前，他当着村里一位老中医说，爷呀，不是说病扛扛就能过去吗，我觉着我这回真抗不住了啊......在场的人听了，没有不难受的！

那天我离开村庄，经过村口树林里的桐木加工厂。轰隆隆的机器旁边，工人们伏在木材堆上忙碌着。远远望去，家明的母亲和妻子也在其中。孩子到上中学的年龄了，需要不小的花销。悲伤是真实的，生活也是真实的。时间的流水会冲刷掉一些悲痛，让这掺杂着苦味和些许乐趣的生活得以延续。

谨以这些文字来纪念我的小学同学家明，希望辛苦半生的他在家乡的土里安息！